第五章 清查库款 三、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二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代,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垛,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衮衮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分,来告发山西的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个威毅伯!”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去年二月,授他陕甘总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却在老家养病,居然一养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后,说陕甘重地,不可久无总督,曾国荃既然病情严重,不如开缺,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结果朝廷真的将他开缺了。要说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对曾九帅不客气,但没有伤他的面子。他可以说自己的确是重病缠身,说不定他是不愿意去兰州那个苦地方,巴不得你上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两广总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后判若两人。同是总督,他愿意去广州,不愿意去兰州。若去年放的就是两广,他决不会在湘乡呆半年。”

张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我倒真的是小骂大帮忙了。”

桑治平说:“这次不一样。葆庚、王定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误。曾九帅是个极霸道的人,给他脸上抹黑,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善罢甘休又怎样?”张之洞有点气愤起来,“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个诬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这个巡抚之职,我也不怕。何况,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这个准备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后说,“阎老先生不愿以共事人的身分揭发对方,他的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这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

“你说怎么办?”张之洞两眼盯着桑治平,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

“我们把证据办得扎扎实实的,然后再把这些证据弄到京师去,请你过去的那批朋友张佩纶、陈宝琛他们上一道参劾折。这样做,或许更妥当些。”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把这个功劳送给幼樵、弢庵。我叫叔峤去协助马丕瑶,把文字理得顺畅些。”

就在巡抚衙门商量如何惩处贪官污吏的时候,藩司衙门也在紧张地计议如何对付这位办事认真的名士抚台。

还是葆庚三姨太卧房后面的绝密烟室,过足了公班土瘾的徐时霖,带着揶揄的口吻对王定安说:“鼎翁,你的三条妙计:劝阻、包揽、美人,现在看来一条都没有起到作用。你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吗?该不是到黔驴技穷的时候吧!”

王定安焦黑干瘦的脸上一副阴冷的神色,他瞥了徐时霖一眼说:“徐县令,你别幸灾乐祸。张之洞若真的把什么都抖出来的话,我王定安过不了关,你徐时霖的七品乌纱帽也保不住。”

本来躺着的葆庚一屁股坐起来,面色沮丧地指责小舅子:

“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大家都坐上一条漏水的船了,要得救大家都得救,要沉大家都沉!”

徐时霖顿时感受到一种灭顶之灾的威胁,心里一紧,闭着眼不再说话了。

烟室里一片沉寂。尽管未燃尽的烟泡仍在散发着诱人的余香,但三个烟客已再无吸食的心情了。

“大家还是得同舟共济,商量出一个法子来度过这一关才是。”葆庚离开烟榻,在屋子里迈着方步,一向肥胖的他,这两个月来因焦急害怕已明显地消瘦了,素日转动灵活的两只小眼睛也变得呆滞了。他朝着王定安说,“鼎翁,你多年来跟着曾文正公和九帅,见过大世面,踏过大风浪,你难道就再拿不出个主意了吗?”

王定安仍旧斜躺在烟榻上,手捻着老鼠般稀疏黄须,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盯着烟灯出神。

“你们都不做声,我倒有一个办法。”葆庚停止迈步,斜躺的王定安、盘坐的徐时霖都注视着他。“我们都敌不过张之洞,我看干脆主动向他自首算了。一共亏空多少银子,我们垫上。我知道鼎翁在太原城几家大票号里都入了股份,这几年生了不少息,你的那一份拿出来不成问题。我的银子,兄弟捐官,儿子娶亲,都用空了,一时拿不出,鼎翁你就先借我几万吧!”

徐时霖立时叫起来:“我的银子也空了,一时也拿不出,鼎翁也借我几万吧!”

“嘿嘿!”王定安未开言先冷笑了几声,“葆翁,你这话是在逗我呢,还是真向张之洞投降?”

说罢也坐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葆庚。葆庚觉得那两道目光,犹如两把尖刀似的直插进他的心窝,刺得他发痛。

“不瞒二位说,银子我拿得出,十万二十万,那些票号的老板都是讲义气的汉子,可以借给我,但这算是主意吗?葆翁呀葆翁,亏你做了这多年的方伯,你以为把挪用的银子垫补上,你就可以安然过关了吗?一个吏目或许可以免去坐班房,一个正三品的布政使还能保得住头上的蓝宝石顶子吗?辛辛苦苦混到这个地步,你就甘心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说怎么办呢?”葆庚也知道这个法子并不好,他是想先赔出贪污款,以此来赎免更重的处分。革职是免不了的,只要不充军不囚禁,他在京师闲住两年,凭着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再加上大把的黄金白银,不愁开复不了。一旦开复,他确信过不了几年,这顶正三品官帽又会稳稳当当地重新戴上。当年琦善因丢失香港,先是被革职抄家,没几天又奉严旨在广州就地处决。结果,既未就地处决,也未秋后处决,发往军台效力不到一年,便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第二年又赏三品顶戴,升热河都统。再过三年,授四川总督,恢复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五年时间,一切复原。琦善那大的罪,那重的惩罚,他靠的什么来转圜,还不是一靠家世,二靠人脉,三靠金钱。相对于琦善来说,贪污几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作为豫亲王的后裔,葆庚深知朝廷的法典,像他这种人,只要不杀头,就一切都好办。大难到头,先设法免去皮肉之苦,才是当务之急。

“我说怎么办?让他张之洞办不成!”王定安猛地从烟榻上坐起来,一副跟张之洞干到底的气势。

“怎么个让他办不成法?”葆庚似乎从中看出一线生机。

兴许是刚才坐起太急,王定安有点气喘喘地说:“我们赶紧拟个折子,搜罗张之洞来山西一年来各种不当之事,坐他个渎职之罪,建议朝廷罢去他的山西巡抚的职务,他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张之洞有渎职的罪行吗?”徐时霖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王定安冷笑道,“私自动用兵丁下乡铲除罂粟苗,就是一条大渎职罪。你们都知道,方濬益说的,全省因此事造成的人命案就有七八起,烧去房子不下二三百间,这个罪还不重吗?”

“对啦!”徐时霖拍起手来,“这一条就够他受了。”

葆庚想起当时自己也很卖力地执行这个命令,倘若要认真清查起来,自己也逃不了责任,何况这事还要牵连提督葛勒尔,于是摇摇头说:“这事是张之洞和葛勒尔共同办的。葛勒尔是个翻脸不认人的魔头。他若知道是你我告发了他,说不定会拿刀子捅了我们!”

葛勒尔的性格王定安也是知道的,葆庚说得不错,惹恼了他,弄不好半夜被人劈了,还找不到对头。

王定安心里一阵发毛后,也不敢坚持了。

见王定安不开口,葆庚说:“我们请九帅帮办吧,若九帅出面讲话,一切都没事了。九帅一个小指头,就把张之洞扳倒了。”

“你也说得太容易了!”王定安抬起头来,面上带有几分忧郁的神情。“张之洞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去年他就戳了九帅一下。”

葆庚说:“九帅正好要找个借口出气呀!”

“九帅离开了山西,他又怎么好再来过问山西的事呢,得为他找个理由才是。”

“我看也不要麻烦九帅了,干脆,来它这么一下!”徐时霖咬紧牙关,伸直右手掌,用力晃了晃。

葆庚一见,顿时脸黑了,王定安也呆住了。

徐时霖走到二人的身边,三颗脑袋靠得紧紧的。

徐时霖低声说:“过几天就下手,到时朝廷查的就是命案了,谁还会再管五年前赈灾的事!”

葆庚唬得直盯着王定安。王定安木头似的立了半天后,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三颗脑袋靠得更紧,说话的声音也更轻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