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观摩洋技 一、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这天上午,上任不久的新藩司易佩坤拿着一份工部寄来的咨文来到抚署。咨文上说的是要山西按惯例,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运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经费亦按惯例,每斤铁连买价带脚费,以四分银子计算,共用银四千二百两,从当年地丁银中扣除。

易佩坤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司里接了工部这道咨文,几天来甚是为难。这个差使太难办了。”

“有哪些为难之处?”张之洞问。

易佩坤说:“为难之处有二。一是十万五千斤好铁筹集不起来。据衙门里人说,山西这几年几乎不炼铁了,全省炼的好铁加起来,顶多只有五万多斤,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是不可能的。二是铁价加脚费每斤四分银子,这是一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连脚费都不够,这差使如何办?”

易佩坤虽是叫苦,但叫得有道理。张之洞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来山西做巡抚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办过铁差,便问:“这事先前是如何办的?”

易佩坤答:“山西的铁差,这两年没办,上次是光绪六年办的。衙门里的人说,当年葆庚办此事,采取的是瞒、贿、压三种手段过的关。”

“什么是瞒、贿、压,你说详细点。”张之洞又皱了下眉头,打断了易佩坤的话。

易佩坤说:“瞒,就是瞒朝廷。一切照旧进行,不慌不忙,到了两个月限期满时,给朝廷上一道折子,说山西的好铁十万五千斤都已筹备停当,即日起将妥运上海交江南制造局,让朝廷知道山西藩署在恪勤办差。贿,就是贿赂江南制造局,塞一张大大的银票给局里的办事人员,请他们到时通过江苏巡抚上折给朝廷,说山西解来的十万五千斤好铁已如数收到。其实,这铁里好铁大约只有一半,另一半全是不合要求的平铁和做不得用的废铁。江南制造局的办事人员只图自己得利,将那些平铁、废铁全当好铁去用。压,就是压府县。山西出铁的地方主要在潞安府、辽州、平定州一带,就向这些府县一压铁的斤数,二压银钱,要他们如数如期运到上海,藩库并不多拿一分银子补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摊派盘剥,置若罔闻。”

“岂有此理!”张之洞的手掌在案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震得易佩坤心里一跳。“瞒上压下已是不可饶恕,这贿赂江南制造局,更是罪不容诛!易方伯,你知道江南局拿这些铁做什么吗?那是造枪炮子弹的呀!难怪中国和洋人打仗总是输,用这样的铁造出来的枪炮子弹,怎么能打得过洋人?真是混账!”

“葆庚这种做法固然不对,但工部的要求实在办不到。司里正是不愿像葆庚那样做,才来请示大人您给一个主意。”易佩坤拉长着脸,一副左右为难的可怜相。

是呀,瞒、贿、压不行,按工部说的去做也不行,这差怎么当呢?张之洞心里也没了主意。他寻思良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只得起身对易佩坤说:“你先回府里去,过几天我们再商议。”

易佩坤无奈,只得离开抚署。张之洞一连几天都为这事困扰着,始终无一良策。他请桑治平帮他出出主意。桑治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点子来。他对张之洞说:“有些事看起来很难,那是因为还没有钻进去;真正钻进去了,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张之洞笑着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钻进去吧!怎么个钻法呢?”

桑治平想了想说:“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到出铁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好,你就下去查看查看吧!”张之洞说,“半个月后回来,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十多天后,桑治平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抚署。

“这些天里实地查看得如何?”张之洞亲自为桑治平泡了一碗好茶递过来,急急地问。

桑治平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这些天我马不停蹄跑了潞安府的几个县。就这几个县看来,十万五千斤好铁可以筹集得到。”

“这就好!”听了桑治平这句话,张之洞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要好铁的数量够了,剩下的就只是银钱的事,虽然也是难事,但毕竟要好办些。“为什么易佩坤说,山西好铁顶多只五万多斤呢?”

“是这样的。”桑治平又连喝了两口茶。他抹了抹嘴巴说,“好铁是有,但官府收购时不肯出好价,所以炼铁的老板不肯把好铁拿出来,说好铁没有这么多,要买就买平铁好了,这平铁里面其实很多是废铁。至于好铁,他们则偷偷运到直隶去卖。”

“喔,是的。这原因经你这一说,其实又很简单。工部出的价低,到了出铁的县,县衙门出的价也就低,卖铁的就拿低价钱的铁来应付。这样,到了太原,大家就只有看到好铁少这一层了。”张之洞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描出了山西筹铁的这个过程。他感慨地说,“葆庚是住在太原享福不肯下去,易佩坤也不愿意吃苦去实地查看。你这一去,就把事情摸明白了。先贤告诫:为官要体察民情。这‘体察’二字,真是太重要了。”

“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丽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些,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得到?我是不得不佩服呀!”提起钟表,三年前龙树寺摔表的那一段往事,又浮起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他当时虽觉得那种做法过头了点,但他理解与会者的心情。钟表与燃香计时,孰优孰劣,这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同样,铁舰与木船、洋炮与土炮、电报与马递,孰优孰劣,这也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桑治平说得有道理,张之洞不得不认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声。

“说起洋教来,也是有很多使人气愤的地方。说实话,他们那一套教义,我是决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桑治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下去,“比如说,洋教的宗旨是劝人为善,反对作恶,这点与我们的儒学求仁成仁是一致的,更与老百姓的佛祖、菩萨一个样。洋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不少育婴堂,收容流浪街头的孤儿,又大量散发药丸,免费为人治病,这些都是事实。尤其使我赞许的是,传教士都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他们与贩卖鸦片的洋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此话当真?”传教士反对吸食鸦片这一点,张之洞过去不知道。

“是真的,先前我就听说过。这次我在李提摩太那里看到他们的教规,明文规定教徒万不可吸食鸦片,且有劝导别人不吸食鸦片的责任。”

听说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并劝告别人也不吸鸦片,正在大力禁止鸦片烟的山西巡抚,对传教士突然生发出一丝好感来。

“洋教士中确有不少作恶之徒,但我也听说过其中有不少慈善家,李提摩太就是一个慈善家。郝县令告诉我,李提摩太是光绪三年到山西来的,那时山西正遭旱灾,李提摩太在潞安府一带以教会的名义,捐献过一万两银子。他还面见过曾九帅,提出以工代赈的主张。曾九帅嘉奖他,并拟上报朝廷,赏他一顶四品衔的顶戴,他谢绝了。潞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他是洋善人。”

张之洞一声不响地昕着。这个从未谋面的属于可恶的洋教士一分子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分好感。

“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

说完离开了抚署。

李提摩太的这本小书名日《富晋新规》。张之洞对“富晋”极感兴趣。作为一个山西巡抚,在完成禁烟、清库、整饬吏治等几桩大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要设法让山西的百姓富裕起来。这一点,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从来是明白的。在做言官的时候,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举措,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富裕,若这两个目标没有达到,其举措则没有落到实处。山西贫困,如何使百姓致富,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实在。张之洞倒要认真地看看,一个外国传教士是如何借箸代筹的。

他打开《富晋新规》,打头一句话便引起了他的注意:“为政有四大端,一日教民,二日养民,三日安民,四日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

“五常之德”是华夏的圣训贤德,乃张之洞信守笃行了一生的准绳,这个洋教士并没有以他的上帝耶稣的教义,而是以中国的道德伦常来教化中国百姓,此人看来真的不可恶。

“养民者,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则民易养。安民者,息兵弭战,使民有安乐之居也。新民者,变通求新也。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乃求新之惟一法则也。”

“穷则变,变则通”,张之洞读到这句《易传》上的话时,感到很亲切。心里想:这个洋教士的确读过中国的书,也懂得中国的学问,看来是不简单。

再往下读,李提摩太具体提出四条富晋新规来:开矿产,兴实业,通贸易,办学堂。这四条新规讲得也还有些道理,山西巡抚感觉到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他很快就把这本只有三万字的小册子浏览完毕,立即派人告诉桑治平,明天上午在抚署召见李提摩太。

第二天上午,桑治平将李提摩太带了进来。当李提摩太说了一句“拜见巡抚大人”的话,抬起头来时,张之洞用他又大又长的双眼,将这个洋人注视良久。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观看一个洋人,而这第一个洋人便让他惊异不已。

这个洋教士不但没有穿黑长袍戴银十字架,就连通常的洋装也没穿,而是穿一套中国普通绅士的服装:酱色土布长袍,黑底起金色团花的缎面马褂,戴一顶黑呢瓜皮帽,尤其令张之洞诧异的是,瓜皮帽底下分明晃动着一根长长的辫子。

这身打扮立时给张之洞一种舒服的感觉。流畅的中国京腔,典型的袍褂发辫,大为消除张之洞心中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当然,李提摩太毕竟是洋人,他深陷下去的蓝色眼睛,高高隆起的鼻梁,以及架在高鼻上罩着蓝眼的那一副金边玳瑁眼镜,都在表明他来自异邦。

张之洞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将他以远客对待,先奉承了一句:“先生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李提摩太说:“我从英国来到贵国,将近十六年了。我刚来那几年,专门请了一位生长在北京的朋友教我说中国话。我现在不但能说北京话,还能说山东话、山西话,也可以说几句上海话。”

桑治平插话:“李先生在潞安府一带,与当地百姓说话都说山西话,连鼻音都学得很像。”

这句话引来张之洞发自内心的笑容,说:“我当了两年多的山西巡抚,都还不会说山西话,先生是语言天才。”

李提摩太说:“久闻抚台大人道德文章满天下,我非常钦佩。”

说完,他右手按在胸口,微微弯了一下腰,做出一个极恭敬的姿态来。

“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张之洞淡淡一笑,摆摆手,“请坐吧!”

待李提摩太和桑治平都坐下后,张之洞问:“听说先生可以帮忙将山西之铁运到上海,且脚费低廉,不知有何良法?”

李提摩太答:“山西之铁运往各省,大多走陆路。陆路耗费很大。运到南方去的,遇有江河,也用船运,耗费跟全走陆路的相比,要省一些。我想请敝国的轮船公司帮忙,走海运一路,在天津塘沽港上船,直达上海,这样可以省去三分之一的脚费。”

海运!张之洞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他知道十多年前,南方的漕粮便有由外国轮船从海道运到北京的,既然可以运粮米,当然也可以运铁块。

“你跟轮船公司熟?”

“敝国怡和轮船公司,在贵国长江上经营航运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一向信誉很好。”李提摩太带着几分自傲的神态说,“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同乡,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友谊。山西产铁和煤,要运出省外卖掉才能获取大利。我可以跟我的同乡说好,今后山西的煤铁到沿海一带的运输,都由怡和公司包起来,双方签订契约:怡和公司以八折优待山西省,山西则不将这笔生意再给别人。先签两年试试。如果行,就继续签,不行则到期自行废止。这样,不论对山西,还是对怡和公司都有利。”

张之洞觉得很好:改用海运,已经节省不少脚费,再打八折,又省了一部分,山西的煤铁总得要人运输,何不就找怡和公司一家!

“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就先试一试这次运铁吧!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同怡和公司签两年的契约。”

“抚台大人是个爽快人!”李提摩太满脸笑容地说,“我去对怡和公司说,这次就以八折优待!”

李提摩太心里很高兴。他为怡和公司揽到一笔大生意,山西的煤和铁都很好,以后再去游说别处,让他们来买。如此,怡和公司与山西的生意便可源源不断地做下去,获取巨额利润。自然,他从中也可以得到极为可观的佣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张之洞说:“我读了先生的《富晋新规》。先生为山西的致富,用了许多心思,作为山西省的巡抚,我对此很感谢。先生的书里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些还需要我们再从容商议。今天暂不谈这个。先生是英国人,英国在世界上号称头号强国。我想请先生谈谈,贵国主要靠的什么来富强的。”

李提摩太答:“敝国走上富强之路,靠的多方面的原因。大人若有兴趣,我今后详详细细地给大人禀报。我先给大人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敝国的科学技术要比贵国发达一些。”

“什么叫科学技术?”

童年时代便已把《说文解字》背诵如流,自认为凡中国文字都懂的张之洞,对“科学技术”一词却茫然不知所解。

见李提摩太的手在头上的瓜皮帽侧摸来摸去,桑治平知道洋教士被这一问给难住了。的确,这个英国小学生都懂的词,现在要用中国话来诠释,李提摩太一时真的还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词汇。前些年便开始留心西方学问的桑治平只得代他解答。

“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桑治平思索片刻后说,“这‘科学’二字,指的是每一科每一门的学问。好比说我们中国有经学,就是专门研究五经的学问。经学里又有易学,就是专门研究《易》的学问。外国人则认为每样东西里都有学问。如专门研究一二三四这些数字的叫做数学,专门研究猪狗牛羊的叫做动物学,专门研究刮风下雨的叫做气象学。这些统称为科学。至于技术,就是实际操作时的技能。如建房屋的技能,就叫做建筑技术。外国人的钟表很精工,就是说他们制造微小机器的技术很高明。李先生,我这样解释,不知对不对?”

“很对,很对!”李提摩太高兴地说,“就是这个意思。贵国人很聪明,但聪明才智都用在对人的研究上。如一个士人应该如何如何,才能被别人承认为君子。一个官员应该如何如何,才可以得到上司的信任,做到迁升快、官运好。又喜欢把精力用在对过去事情的记诵上。我与许多中国官员谈话,发现他们对贵国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但对眼前发生的事却讲不清楚,更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来。”

真可谓旁观者清!这个洋教士的几句话说得张之洞不得不在心里表示赞同。中国官场不正是这样的吗?许许多多的人成天算计的,就是如何去博得上司的好感,求得早日升官换顶子。要说起本事来,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复述前朝掌故的记忆力,至于经世致用,则一点能耐都没有。

李提摩太继续说:“我们英国人则更喜欢对天地间一切事物都用心研究,从中发现许许多多对我们人类有用的东西。我们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得力于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得力于科学。又得力于将研究成果变为人类所用的转化,也就是技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英国的富强,得力于科学技术。”

张之洞似有所悟,沉吟不语。这时,巡捕送进来一个大包封。桑治平知道张之洞有紧急公务要办,便起身对李提摩太说:“张抚台有公事要办,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李提摩太忙起身告辞。

张之洞说:“明天下午你再来吧,我们接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