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谅山大捷 二、马尾一仗,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马尾之役的惨败,震惊全国,朝野均为之悲沮,更为举国同愤不能宽恕的是驻在船厂的两位大员的行为。福建海疆事务会办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竟然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继三号的江上全军覆没后,四号、五号在法舰的炮击下,船厂因无人主持秩序大乱而损失惨重。

慈禧太后甚是恼怒,立即将张佩纶、何如璋罢官削职;过两天,又将张佩纶荐举徐延旭、唐炯的事加上一个“滥保匪人”的罪名,新账老账一起算,发往边塞流放充军。接着又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一并解职,勒令致仕回籍,诏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七十三岁的左宗棠赴福州督办军务,欲借他的声威镇抚东南,慑服法人。调杨昌濬为闽浙总督。同时下诏宣讨法国罪状,公开向法国开战。

圣旨下到福州的时候,张佩纶尚躲在马尾港三十里外的彭田乡。

张佩纶在彭田乡已经十一天了,这十一天里,他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出事的那天下午,他被船厂协办和一群工役搀扶着来到鼓山脚下,想在一家农舍里安顿下来,谁知那农夫听说他们是船厂逃奔出来的,便不让他们进屋。工役特别说:“这位是福建海疆会办张大人。”那农夫冷冷地看了看张佩纶,不屑地说:“张大人我们也不接待!马尾港打了败仗,带兵的大人应坚守阵地,士兵们死在沙场,你做大人的却逃跑,有良心吗?”

说罢“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了。

张佩纶受了这番指摘,满脸羞惭,只得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十多里,来到彭田乡。吸取鼓山的教训,他们不再找普通农舍而是去找乡长。彭田乡的乡长是一名老绅士,听了介绍后,对着衣衫不整的张佩纶十分鄙夷地说:“你就是那个号称清流健将的张幼樵吗?哼,你也有今天!想当年我的堂弟只因一个小小的过错,你就上章纠弹他,工部为他求情,你硬是不罢休,一连三疏,终于害得他连降两级。老夫还以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原来你才是一个真正不负责任、不要人格的大奸佞。你滚吧,老夫家里不能容忍你这个口是心非的清流!”

这一顿奚落,真的把张佩纶的脸面扫尽,恨不得去掘地以藏。

本来想离开彭田乡,远远地走去,只是经这两番辱骂,张佩纶心更虚,体更弱,实在不能再走了,幸而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庵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尼姑,都是胆小的女人,看来了一大群身着官服的男人,不敢阻挡,船厂的逃命者再也不敢打起张大人的牌子了,胡乱在尼姑庵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第三天,张佩纶接连打发人去船厂探听消息,晚上回来时都说,这两天法军天天向船厂打炮,车间多半被炸毁,何大人没有下落,其他管事的一个也找不到。

第四天晚上,派出的工役回来说:法国军舰开走了,炮不打了,但船厂的人恨死了两位大人,何大人借押送银两回福州离开了船厂。工役对张佩纶说,不要回船厂了,回去后会被人打死,不如干脆在这里呆着,过几天再回福州去。

张佩纶昕到这些话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的罪过太大了。法国的军舰在马尾二十多天,居然就轻信谎言没有看出它的真正意图,怎么糊涂至此!

炮火一响,自己就惊惶失措,拿不出一点办法,平日里那多主意都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对军事的筹画只能由安静的书斋里产生,一到真刀实枪的战场,就一点谋略都出不来了?尤其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不该离开船厂,那天怎么就这样懵懂,这样混账!

张佩纶想到锥心的时候,捶胸打背,嚎啕痛哭!他想起仅仅只在三个月前,自己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畏惧的堂堂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十多年里,劾大员,纠显宦,谈洋务,议兵事,直赢得海内盛誉,天下闻名。说起张佩纶,谁人不称赞是一个气贯长虹、节如劲竹的清流名士?他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奏疏,多年前便有琉璃厂的书商找上门,请求让他们选择其中一部分雕版付梓,刷印几千份,好使那些敬仰他的人天天诵读,张佩纶答应过两年再说。倘若不是做这个背时的福建军务会办,来到这个倒楣的马尾船厂,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由副都御使而升都御使,由都御使而拜大学士,他的那些皇皇奏议,便会被千百万士人奉为经典,惠及今时,泽被后世。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破灭了。张佩纶想,他一定会遭到严惩,因为结怨太广,仇家太多,那些人必定会罗织罪名,周纳深文,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杀头抄家。

至于那些金声玉振般的奏疏,更会成为一堆废纸,再也没有人去理睬了。“张佩纶”三个字,从此以后将会成为“只会为文,不会办事”,“口头上的英豪,骨子里的懦夫”等等的代名词,千秋万代成为士大夫的反面教材。

张佩纶这样想来想去后,万念俱灰,身如槁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僵卧冷床,气如游丝,奄奄待毙。

圣旨到了福州后,会办衙门的官员们四处查访,终于在彭田乡的尼姑庵里找到张佩纶。听完圣旨,他暗自庆幸没有杀头,一丝生机又从体内恢复。他无理由也无脸面作任何申诉,叩头谢恩完毕,稍过几天便穿起囚服踏上戍途!一路上他时刻担心,生怕再有后命。

果然不出他所料,不少人上折痛斥他,更有许多清流党的怨敌,此时都要将他从戍途上召回,交刑部议决,处以立决。慈禧权衡了一下,没有召他回京,只是将戍边的年限由五年增至八年。

张佩纶刚披上囚衣,陈宝琛又中箭落下马来。本来,马尾之战爆发前,因擅许赔偿法人五十万军费一事,慈禧早已对陈宝琛不满,战火烧起来之后,陈宝琛又奉曾国荃之命巡视长江人海口及沿海防务要塞,督促加强战备,防御法国兵船从长江口打入。

陈宝琛在巡视过程中,亲眼看到海防要塞军纪涣散,防守松懈,将士们对从西洋进口的枪炮火药的使用,懵然不知。军中赌博之风盛行,有的通宵不眠,一夜之间的胜负达数百两之多。营官克扣军饷几成通例。更为严重的是,前线最高将官陈浞萎靡贪侈,险诈骄纵,不仅品性恶劣,而且才能平庸,当此非常之时,恐坏国家大事。陈宝琛回到江宁之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曾国荃,岂料曾国荃不但不支持陈宝琛,反而指责他不该随便批评前线将士,扰乱军心。

原来,陈浞乃曾国荃的同乡姻亲,又是百战沙场过来的生死之交。曾做山西巡抚时,陈为山西按察使。曾做江督时,又奏调陈为水陆马步统领。陈的贪骄,曾不是不知,但陈是他的心腹,他有意维护。陈宝琛不知深浅,口无遮拦,曾如何不恼!

但陈宝琛依然秉他在京时的清流亢直之气,认为不向朝廷如实反映,则有负太后的重托。联系到曾国荃平日的倚老卖老荒废公事,陈宝琛忧心忡忡,于是给慈禧上了一道辞气激烈的奏疏,在禀报江南海防的实情后笔锋直指陈浞:“直视兵戎为儿戏,等纪律于弁髦。其才智足以济其奸,贪权适以成其骄。在曾国荃不过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在国家则直豢养无赖,酿玩兵之祸。臣若谬托和衷,坐观成败,于曾国荃则为姑息,于皇太后、皇上则为不忠。”

既已点到曾国荃,陈宝琛干脆一吐痛快:“曾国荃自奉命督防以来,初尚踊跃,一人直境,日就颓废,老病日增,志气日挫。见宾客则卧榻而呻,谈戎机则涕流而道,观其愁苦龙钟之态。几若旦晚就木之人。若以为真耶,孱暮衰气岂可临戎;若以为伪耶,挟诈畏难岂非负国?”

陈宝琛这一道密折进京不久,便有平时用重金收买的宫廷耳目密报曾国荃。曾国荃、陈浞知道后,怒火万丈。这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对背后捣鬼的秀才恨之入骨,报复起来决不手软。

曾国荃一面指使人上奏朝廷,无端给陈宝琛加上一个收受法国人五万两银子的贿赂罪名,又无中生有地说陈宝琛在江南期间狎娼嫖妓,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还有人上奏揭老底:保举徐延旭、唐炯是张佩纶与陈宝琛的合谋;张既是滥保匪人,陈不应逃脱责任。

江宁城里,曾国荃从此不理睬陈宝琛。所有会办南洋事务大臣应该参与的事情,曾国荃一律不让他参与,将陈宝琛晾在一旁,无事可做。陈浞更指使一些兵痞子在陈宝琛的住宅四周寻事生非,无理挑衅,弄得陈宝琛形影孤单,凄凄惶惶,日不能食,夜不安寝,处境尴尬,心绪烦乱,如坐针毡,如处火炉,狼狈至极!

这时,陈宝琛才悔不该来到江宁做曾老九的会办,才知道清流只能存于京师,离开京师那个圈子,则孤立无援,寸步难行;也终于明白,世事的复杂,实事的难办,远非书斋里可以想得到的,至于忠诚正直、廉洁律己,这些书生们所推崇的品德,也只是在文章里才有光彩,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并没有多高的地位,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

陈宝琛的迂腐,终于为自己招来苦果。慈禧采取对张佩纶同样的手法,新账老账一起算,一道上谕,将陈宝琛连贬五级!

陈宝琛身心交瘁,心灰意懒,他也不想回京师去做一个低微的小京官,便借母老为由,回籍侍亲。朝廷很快批下来,成全了他的“孝心”。

陈宝琛离江宁那天,江宁各大衙门无一人相送,倒是一群丘八在码头上焚纸燃炮,意谓送瘟神,弄得陈宝琛又愤又羞,欲哭无泪,如漏网之鱼般匆忙开船。

谁知陈宝琛这次回籍,一住便是二十四年,直到光绪、慈禧相继过世、宣统登基之后才回到京师,那已是白发皤然,垂垂老者了。可怜一个正派清流名士,直到临死还不知道他这一生究竟栽倒在何人的手里!

而就在他黯然离宁的时候,恭王府里的鉴园主人在私心庆贺,醇王府的高参孙毓汶在暗自得意,李鸿章也有出了一口气似的舒坦。至于那些遭张佩纶、陈宝琛纠弹的人则更是弹冠相庆,喜形于色。更有许多对清流抱有仇恨、讨厌、嫉妒、轻视种种复杂心态的人,此时都把目光盯在这几年甚得圣眷、官运极好的清流中的幸运儿张之洞的身上,且看他究竟有几分能耐!

马尾之役的战况很快便传到广州,接着,严惩福建大员及对法宣战等圣谕都下达到各省,张之洞这些日子来心情甚是沉重。他既为战事失利而忧愤,更为老友的不幸而痛苦。他实在不明白,一向精明气壮的张佩纶,何以在战场上如此窝囊无用,再不济,也不能临阵脱逃,这不是有无指挥才能和临阵经验的事,这是关乎于责任操守的大是大非!

张佩纶多年来在张之洞脑中的高大形象开始低矮褪色,两广总督的心里不由得对老朋友生发出几分鄙薄来。

朝廷已向法国宣战,两广毫无疑问成了备战的重点,广东又是重中之重,广东军事上的要务首在增强武器装备。张之洞请张树声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为广东再购买二十尊德国克虏伯钢炮,又请彭玉麟派人去香港向英国军火商买一批枪支弹药。

就在这时,桑治平、王之春从越南回到了广州。

在衙门签押房里,桑、王将此次去越南实地考察一个多月的情况向张之洞作了详细报告。

目前中国在越南的兵力有四支,即驻扎在谅山的由广西巡抚潘鼎新统领的桂军约三千人,驻扎在镇南关的由提督衔总兵杨玉科统领的滇军约一千五百人,驻扎在文米的由原布政使王德榜统领的湘军约一千二百人,以及驻扎在宣光一带的由刘永福统领的黑旗军约四千人。四支人马合起来虽近万人,但各自独立,没有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名义上潘鼎新负有总指挥权,但杨、王、刘均不服他。潘鼎新的桂军其实多为安徽子弟,是新淮军,军纪差,力量弱,潘本人遵循其老主子李鸿章的旨意,重在和而不在战。桑、王都认为潘不能担负越南战场上的主帅重担。

张之洞凝神听着这来自前方的实实在在的消息,心里琢磨着,潘鼎新任不了主帅,谁又来做头领呢?

桑治平、王之春兴奋地告诉张之洞,他们这次在宣光山林里遇到了一个奇人唐景崧。

唐景崧这个人,张之洞数月前已风闻其名。他原本是吏部的主事。越南出事后,他主动请缨入越,要为朝廷招抚黑旗军。唐景崧的这个行动,对于京师官场而言乃是一个惊人之举。随着太平军、捻军之乱的次第平息,十余年来,京师又恢复过去的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代。京中各部曹的官员习惯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巴望的是公务少,拿钱多,迁升快。漕运早已恢复,海运也已畅通,南方的稻米瓜果丝绸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人在北京,可以坐享各地的美昧。大部分京官不愿外放,倘若硬要外放,最好是两司巡抚,若放的是道府一级,则非江浙苏杭不可,若分到云南、陕甘,即便是连升两三级,也都视为畏途,千方百计找门子拉关系,以求改调或干脆免去。大家都如此习以为常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唐景崧,居然要离开京师安乐窝,到万里绝域去招抚啸聚山林的刘永福。不要说越南乃蛮荒小国,眼下又正处在兵凶战危之时,单说招抚刘永福便风险极大,倘若事机不成,岂不贻笑天下?京师中那些老成稳重、聪明圆熟的大小官僚对唐景崧此举大不以为然。但也有人深为赞赏,认为这才是英雄豪杰的作为,正所谓“万里觅封侯”。不历艰险,不行万里,如何成得了大功业?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赞赏,张之洞也赞赏。他笑着对桑、王说:“唐景崧是今天的张骞、班超!”

桑治平告诉张之洞,唐景崧为刘永福筹画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乘越南内忧外患之际,揭竿起义,取代陵福而做越南王。下策为据守宣光一带,坐待法人得势而被驱逐。中策是与潘、王、杨等人合作打败法人而保持在越南的地位。

张之洞说:“刘永福接受了哪一策?”

王之春说:“中策。”

张之洞点点头后又问:“你们见到了刘永福吗?”

“见到了,并与他相处了三四天。”王之春说。

关于刘永福,张之洞只知道他早年参加过天地会,与朝廷对抗过,失败后率部逃到越南,因为打赢过法国人,早两年被越南封为宣光副提督,其他方面所知甚少。

“刘永福这个人怎么样,可用不可用?”

桑治平说:“这个人虽识不了几个字,但头脑明白,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手下的黑旗军也还可以打仗。在他所接受的唐景崧的中策基础上,我们劝他打败法国人,借立功之机回国,结束异国他乡的流浪岁月。他同意了,但提出三个要求。”

张之洞忙问:“他有些什么要求?”

桑治平说:“第一,他希望回国后,能给一个相应的官职,他的部属能至少保留一半人。”

张之洞说:“立功受赏这是正理。保留一半旧部,也可商量。此事将来由我奏请朝廷。”

“刘永福认为潘、王、杨部均不可指望,故他希望能让唐景崧回广西招募一支二千人的子弟兵,由朝廷发饷。”

“这个也好办!”张之洞爽快地答应了。

“第三,刘永福希望能由冯子材来指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请总督敦劝冯子材出山入越。”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说:“刘永福信得过冯子材!”

王之春说:“刘永福讲,若由潘鼎新做主帅,必不能服众,若冯子材出山,打败法国人或有希望!”

听了桑治平、王之春的禀报,对越南的战事,张之洞的心里踏实多了。

为郑重其事,张之洞专门从虎门、黄埔前线请回彭玉麟、娄云庆、吴宏洛,又召集包括粤军提督、总兵在内的广东省的高级文武官员,一起商讨越南战场上的局势及应对策略,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后,张之洞又和桑治平私下计议了两个晚上,最后对越南局势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认识。张之洞和桑治平都认为,军事实力上,中国跟法国比,若比水上之仗,是绝对不如,若比陆地之仗,除武器不如外,其他方面多有胜过之处:如兵力上可以超过法国,对地理的适应上要强过法国,供应给需上也比法国有优势。在越南北圻要打赢法国不是不可能的。扩充军队很有必要。张之洞决定召唐景崧回国,由他在广西招募四营一千五百子弟兵,并发给他二万银子的军饷。但目前在越南缺的是一个能得众望的军事统帅,故请冯子材出山是最重要的事情。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张之洞接受桑治平、王之春的建议,亲自到钦州去敦请冯老将军。

二十年前,张之洞做客胡林翼武昌署中时,便听胡说起过冯子材。那时他以总兵身分驻军镇江、丹阳一带。胡林翼和湘军将领们都看不起绿营,独对冯子材表示佩服。冯子材的过人之处,除冯本人武功超众用兵有方外,还表现在他的廉洁上。当时湘军为筹军饷而建厘金制,无论水陆,遇关设卡,凡经商做买办的,值百抽十。绿营本有固定军饷,不能抽厘,但许多绿营将领见此有大利可图,便擅自设卡抽税,与湘军争利,湘军对此也无可奈何。冯子材的军队所在地镇江、丹阳本是富庶之区,部属也有劝冯子材学别的绿营样,但冯子材却不为所动。所部驻扎镇江一带六年,军纪也较好,没有发生与地方争斗之事。曾国藩赏识冯子材,经他力荐,冯子材得以升广西提督,并获黄马褂之赏。同治九年,出驻镇南关,平定越南北圻匪盗。光绪元年任贵州提督。三年前,因年高而致仕,家居钦州原籍。

钦州属廉州府,向正西方向走二百余里是刘永福的老家上思,往西南方向走二百余里,则到了越南的边界。从广州去钦州,以走水路为宜。

张之洞请桑治平再麻烦一次陪他走一趟,桑治平对冯子材心仪已久,欣然同意。这种出访,通常都是大根陪护,但这些天,他正害着病,于是就由前向才从山西来投奔的张彪顶替。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二十刚出头,因拳脚功夫好,当年在太原府时与大根要好,又因为都姓张,便结为拜把兄弟。大根没有亲兄弟,便将张彪视同手足。衙门里有大根忙不过来的事,大根便请张彪帮忙,几件事办得好,得到了张之洞的赞赏,便正式招进衙门做了马弁。张之洞来广州,本来张彪要跟着来,恰逢母亲病逝,便回榆次办丧事去了。在家里住满一百天后,他千里迢迢一人赶来了广州。

小海轮沿着近海区走了三天,这天傍晚由龙门海驶近淡水湾,然后再从钦江入海口溯流而上,不到十里便是古老的钦州城了。刚踏上码头,便见钦州县令刘勉勤带领一班人马迎上来,一个粗壮的汉子举着一把硕大的淡黄色万民伞走在最前面。张之洞见到这把万民伞,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命令立即收起。刘县令笑容可掬地对张之洞说:“打万民伞迎接贵客,是钦州县由来已久的风俗,请大人赏脸接受吧!”

张之洞板着面孔说:“什么样的贵客可以享受这种礼节?”

刘县令答:“知府以上的文官,参将以上的武官,发了大财的商贾,这些人都可以享用万民伞迎接的礼节。还有两种人,一是新科进士回籍,二是年过八旬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百姓,祝寿时也可以动用一次万民伞。”

听到这里,张之洞的脸色开始缓和下来,对着刘县令和其他前来迎接的人说:“在别的地方,万民伞是用来送那些为百姓做了好事的清官离任的,想不到贵县的风俗当作迎接客人用。我向贵县提个建议,今后官员,无论文官还是武官,以及发财的商贾来钦州,一概免去这个礼节。官府的开支乃民脂民膏,百姓一丝一粟都来之不易,能省则省,切不可铺张讲排场。至于商人,为富不仁者多,不能再以万民伞来助长其气焰。但贵县对新科进士回籍,和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八十老者祝寿动用万民伞,却是很好的举措,可以起着激励士人发愤读书,敦劝百姓尊老齐家的好作用,今后应当保持。本督还希望两广各县都向贵县学习,凡对厚风俗、利教化的良行善举,县衙门都应当予以表彰推行。”

刘县令和所有前来迎接的人员,齐声称赞制台大人的这个好建议。张之洞高声说:“今天,就从我开始,收起万民伞,我们一路步行进驿馆。”

想不到张之洞如此体恤民情,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簇拥着他一同进城,引得许多百姓围观,都在悄悄议论:两广还从未见过这样平易的大官!

吃晚饭时,刘县令对张之洞说:“宋知府昨夜派急足通知卑职,说大人到钦州的目的是看望冯老将军。冯老将军住在荔枝湾,我这就派人到荔枝湾去告诉他,叫他明天上午到城里来,如何?”

原来是昨天廉州府通知钦州县的,怪不得刘县令事先就在码头上等候,张之洞的本意是并不想这么麻烦县衙门的。他说:“不要麻烦冯老将军了,我们到荔枝湾去看他。”

刘县令说:“荔枝湾离城有二十多里,路不好走,还是叫他来吧。”

张之洞放下筷子,沉下脸说:“我是专程来看望冯老将军的,几百里的路都走了,还在乎这二十多里吗?冯老将军快七十岁了,叫他进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于心也不安呀!再说,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查看查看贵县的风气和田里的农活哩!你明天和我一道去,我们都不穿官服,也不骑马坐轿,冯府不要事先通知,沿途百姓也不要惊动。你能走吗?”

刘县令虽不到四十,却因长期养尊处优,早已发福,肚子大得像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连一两里路都不愿走,来钦州做了近三年的县令,足迹不出城外五六里。现在要他走二十多里的路,他如何吃得消?但在这个年近半百的总督面前,他敢露出半点为难吗?忙连声答:“能走能走,卑职也常常到四乡去视察民情的,天气热,明天我们早点吃饭,早点动身。”

“好,明天我们五点半钟吃饭,六点钟动身,沿途也不打尖了,中午之前赶到荔枝湾。”

张之洞也不同县令商量,就这样做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