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主持人，可能最吃惊的要数我的家人。小时候的我，性格与如今大相径庭，不仅极其内向，见了陌生人还会害怕，几乎到了能不说话就不开口的地步。你问我是多小的时候？一直到读初中之前。

听我母亲说，我是到了两岁多才开口说第一句话的，奶奶一度误以为我是哑巴。我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余音未消，自己就害羞得钻到了桌子底下。

虽然那次开口讲话让家里人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但我还是对说话十分恐惧，很少和周围的小朋友交流，更别说和陌生人交谈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小学。

上了小学后，我的“社交恐惧症”略有好转，跟老师、同学多少有了些交流，但我对说话这件事产生特别的兴趣，是从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的。

1993年，我第一次知道了辩论还有比赛，也第一次体会到所谓偶像的力量。

那届辩论赛中，我认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偶像——姜丰。她是那一届复旦大学队的女辩手，也是辩论队的一辩。

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是在狮城新加坡举行的，当时的评委中，《明报》出版人查良镛先生赫然在列，他还有个更响亮的名号——金庸。

辩论赛在全球华语地区掀起了收视高潮，就像我们现在追着看《中国好声音》一样。当年的姜丰，亦如而今的李宇春，一战成名。她和队友们过五关斩六将，为中国拿下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

从那时起，姜丰便成为我的偶像。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所折射出的魅力与智慧，每一场都令我折服；她和队友与对手之间你来我往的缜密逻辑，更是对我触动颇深。

不用说，我坐在电视前直直地盯着画面的一幕，肯定被父亲看在了眼里。他对我的这种爱好很是鼓励，还在辩论赛结束后给我买了本《狮城舌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本书的模样：白色封面印着新加坡的石狮标志，书名是清爽的四个大字——狮城舌战。

那本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绝对的枕边书。我翻来覆去地读，恨不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刻进脑子里，然后慢慢尝试着身临其境地去模仿。直到今天，它还被我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书柜里，而姜丰后来出版的《情人假日酒店》，我也入手酣读过。

1995年，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来到了中国，那时我正上小学五六年级。我自然是一场不落，守在电视前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除了看大专辩论赛算是学习说话之外，我小学和中学时对学习的兴趣并不浓，虽然每天也认认真真地上课听讲，但似乎一直不很开窍。

没有了家长对学习成绩的“残酷”要求，相比于很多同龄人，我小时候要自由很多，至少不用被所谓的特长班和奥数班搞得整天疲惫不堪。当然，家里也的确不富裕，当周围的孩子都在为该学手风琴还是电子琴之类的问题苦恼时，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对于他的回避，我倒不介意，甚至还偷着乐。

就这样，小学的时光悄然而逝，在说话方面，我虽然跟老师、同学有了些交流，但依然对说话比较恐惧，我依旧沉默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

然而，小学毕业假期的那一次远行，让我敞开心扉“开口说话”，成为生命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转折。说起来可能朋友们觉得太夸张，但事实如此。

珠海是我母亲常年工作的地方，珠海之行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忐忑新奇是必然的，可是母亲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忽然成了放养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时刻照顾，我性格又内向，只好整天一个人待在屋里，百无聊赖。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解闷，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话，后来跟着电视节目学说广东话，久了之后还是觉得憋闷，心里异常渴望和别人交流。

再后来，只要有叔叔阿姨来家里做客，我就主动凑上去跟他们聊天。不仅如此，渐渐地我还发现，只要我叫声“叔叔”“阿姨”之类的“哄哄”他们，他们就会带我去吃好吃的，去买好玩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会说话能有这么多好处。

回到杭州，初秋九月，开学升了初中。由于这次远行和大专辩论赛的影响，我一改小学时的内秀，变得活跃了很多。尤其是对于辩论赛的热情，相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在初中第一个学年，我就迫不及待地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

当时辩论的主题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我仍记得自己最后引用的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句诗，我是从《狮城舌战》里看到的，那时候似懂非懂，并不能全解其意，但经常被我挂在嘴边，成了口头禅。现在想想，寻找光明是多么宏大的命题，完全是当时的我无法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我的小小梦想已经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