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青春，不仅是回忆，更是经历。

当我们走过年少岁月，回首时，应该会感谢那无知无畏勇往直前的自己吧！我常常记起那段逐渐长大的时光，伴着没有二心的美好梦想。

我家属于铁路系统，我从小便在铁路学校里长大，从铁路幼儿园一直到铁路高中。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好，尤其是理科，几乎连老师都感到绝望，但我那时有一套自我解脱的“哲学”：优秀不仅仅指学习成绩，其他方面优秀，依然是好学生。这种“没心没肺”的逻辑虽然导致我与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的姜丰渐行渐远，但并未影响我在通往理想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高三那会儿，浙江电台在少年宫开了主持人培训班，每周六上半天课，一共六期，电台的主持人亲自授课。父亲偶然看到，觉得是个不错的活动，既可以缓解一下我的“学习压力”，也能长点儿见识，就给我报了名。

培训班每次都训练些什么呢？我印象很深，就是让大家天马行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初，电台的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之后会选取几名学员，担任一档新节目的小主持人。直到培训即将结束，老师忽然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节目的录制，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完全偶然的机会，我被浙江电台经济台选上，成了《大手拉小手》栏目的一名小主持，每周录一期，一期十五分钟。每到录节目那天，我就骑自行车从家到浙江电台，十五公里的路程得骑上一个多小时，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

还记得第一次走进直播间，我瞪大了眼睛，环顾四周，对身边的一切都好奇不已，却又不敢多问，只好小心翼翼地戴上耳机，对着话筒凝神屏息，认真地说出了第一句话：“同学们好，欢迎收听《大手拉小手》节目，我是胡乔华。”

第一次做节目，毫无实战经验，只能照着稿子念，但就算是照着念，我也紧张得手脚冰凉。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稿子，生怕自己念错什么，十五分钟的节目，感觉像是熬了三五个小时似的。节目一录完，心情立刻就180度逆转，顿时骄傲起来。从电台回家的路上，我一边骑车，一边不停地重复着刚刚自己所说的话，旁若无人地念叨了一路：“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一边念叨一边偷着乐。偷着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今天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明天在学校有了炫耀的资本，明天隔壁班的那个女生一定会多看我几眼的，嘿嘿！

因为有了这份小小的荣誉，就算学业依旧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状态，老师们也都接受了，还真心鼓励我说，这孩子就应该去做主持人，前途光明。

毕竟是高三，毕竟是在中国，不管理想远近高低，终究都要走上高考这座独木桥，每个高三学子都不得不为了顺利走过这座独木桥而挣扎。

彼时的我，倒是不挣扎，自己不已经是主持人了吗？既然上天已注定，还有什么好纠结的！于是，我信心满满地报考了艺术类院校。话说在我所在的这所高中，之前还从未有过报考播音或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我“尚属首例”。

当我凭着满腔热忱报考完之后，真的就“高枕无忧”起来，根本没想过去了解艺考的流程和要求，更不知道艺考之前还需要进行所谓的培训。我为这样的漫不经心付出了成长的代价，先后经历了两场“悲壮”的应战。

我所报考的学校中，最先考的是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现名浙江传媒学院）。面试那天，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到现场一看，有点儿小崩溃。黑压压的全是人，其中一多半是陪考的家长。突然觉得幸好没让老爸来，要不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得多辛苦啊！

在待考区，不少报考的同学和家长一起背诵诗歌、散文，啊啊哦哦地没完没了。我没什么事，就在那儿数叶子，一片、两片、三片……当我数到两千多片时，终于被叫到名字。进到考场，我就那么直愣愣地一站，老师指了指旁边的书桌，说：“你读一篇文章吧。”我只说了句“好”，然后随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概念作文选》，找了篇文章开始读。

关于朗读这件事，那时的我真的毫不畏惧。高中时，我参加过学校的朗诵比赛。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面对全校师生，一边紧张得双腿发抖，一边声情并茂地朗诵了好几分钟，最后居然拿了个一等奖。

所以这一次，我镇定自若，腿不抖心不慌，没耽误时间，更没废话，很拽地读完就走了。出了教室，我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等着，抬头看见树叶，继续数。一直数到傍晚，记不得数到几千几万了，才看到几个人出来贴榜单。榜上有名的自然就是通过，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初试能过在意料之中，我甚至生出一点儿自负来，觉得这应试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说不兴奋那是假的，我心中暗爽不已。周围的考生，有人欢喜有人忧，考点外面的公用电话旁，有人哭有人笑。这一幕幕映在我眼里，只是与己无关的悲喜剧罢了。我开始偷着乐，因为明天又可以去学校里炫耀了，隔壁班的那个女生——她已经和她们班长好上了——哼，没眼光！

接到复试通知后，我也没当回事，还沉浸在初试轻松过关的自负中，根本就没好好准备。等到复试时，一到考场，我就傻眼了。别的考生都穿得像模像样，吹了头发化了妆，而我穿着校服就去了，更别说其他准备了。

原来，复试需要上镜，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或许是因为心理上受到了影响，我在进场后，大脑一片空白，接连好几个问题都没答出来。譬如“现任国务院总理是谁”，其实我知道，但那会儿偏就想不起来，最后只好说了句“我原本记得”。

是太过自信也好，是心态松懈也罢，现在想想，的确，机会永远不会降临到没有准备的人头上，你敷衍命运，命运便无视你。

第一次闯关完败，虽稍稍伤了些元气，但也还好，当时对理想已“顽固不化”的我恢复得很快。没等浙广出榜，我就卷土重来，踏上了应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征程。上戏的专业里有主持人系，我义无反顾。

考上戏的过程很有趣，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了三位战友。我的另辟蹊径让班里同学发现了高考选择的多样性，加上艺术类院校通常对文化课的分数要求不高，所以后来很多同学都觉得试试总无妨。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一行四人去上海考试，居然都没让家长陪同。大伙儿都觉得，尽管人生地不熟，但好歹是四个人，也没什么好怕的。可谁也没料到，一到上海就出了状况。下了火车，我们按照考生指南上的提示去坐地铁。那时候杭州还没有通地铁，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只好默默地跟在别人后面，买了票，刷了卡，恍恍惚惚地跟到站台。这一路上人挤人，你若不走，自有后面的人推你走。我们几个差点儿被人潮冲散，好不容易“手拉手”到了候车区，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没等多久，列车呼呼地开过来了，站台上的人们都往车门挤。说时迟那时快，等我反应过来，三位战友已经顺利地挤进了车厢，而人高马大的我被屏蔽门关在了外面，愣没挤上去。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站台上，看着他们三个在车厢里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刹那间有了种生离死别的错觉。车厢开始慢慢移动，我突然醒悟，冲着他们指了指我腰上的BP机，一边指一边喊：“呼我、呼我！”当时，我是班上唯一有BP机的人，平日里也就是个摆设，这次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然后我就那么等着，左等右等，BP机不响，人也不来。过了一会儿，我琢磨着：“我傻呀，我们都在同一站下车，我直接坐过去不就又能碰到了吗？”

我赶紧坐了下一班地铁去追他们。可是到了站，还是找不到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怎么办啊？左右为难了一会儿，我又一拍脑袋：“嘿，干脆直接到上戏，到了上戏总能找到他们了吧！”

奔出地铁，我毫无方向感地拦了一辆出租车，反正是去上戏的考点，我不知道怎么走，司机师傅总该知道。

临来上海的时候，父亲特地给了我两千块钱，以备不时之需，这节骨眼上的确是有需要的，打车就打车吧。我摸出随身带着的招生简章，上面的报名点有两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就指着其中一个，让司机师傅送我过去。

到了上戏，开始新一轮的等待与寻找，然而三位战友就好像坐着地铁穿越了一样，完全不见踪影。难道他们去的是另一个报名点？在这儿干等也不是回事，要不然还是到那个报名点去看一看吧。

无奈之下，我又拦了一辆出租车，掏出招生简章，指着地址问师傅：“你好，我现在是在这个报名点，对吧？”

“是的呀。”

“那您能拉我去这个点吗？”我指了指另一个报名点。

“你真的要去吗？”师傅的眼神中充满了异样。

“对呀！”我很坚定。

“打车去？”他难以置信。

“对呀！”我坚持。

“好吧。”

好像哪里不对劲。他一定是觉得我考不上，哼，和隔壁班的那个女生一样没眼光！

车开出半小时有余，终于到了目的地。我看了眼计价器，四十几块钱，还真是够远的，在杭州都可以出城了！付完车费走下来，抬头一看，又一个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门，我心想：“咦，怎么还有个上戏？好吧，刚才那个可能是外面的报名点，这个应该是本校吧。”一边想着，我一边往里走，走出没几步，正前方的景致好熟悉——又到了刚才上车的地方。

原来，两个报名点，一个在上戏的正门，一个在上戏的后门，如果从校内直穿过去不过几百米而已，但要是打车的话，就得绕上一大圈。没办法，也不能怪人家司机不厚道，他的确问过我很多次，谁让我那么坚持真的要去！不过，他为什么不和我直说呢？他这个司机，真是太——好吧，只怪我自己没调查清楚。果然和隔壁班的女生一样，小心眼。

既来之则安之，我找到报名点，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等，这回不能再瞎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终于现身，大家顾不得享受“重逢的喜悦”，赶紧各自报完名，然后去找住处。这种时候，男生自然要一马当先的，于是我和另一位男同学担负起了这个重任。

我们第一天是住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铁路大厦，几十块钱一晚，倒是足够便宜，但住了一宿后，大家都扛不住了。便宜是便宜，却是八人一间，没法儿洗澡不说，连厕所都是公用的，这么一算，性价比实在太低了。

第二天，我们转战到了上戏招待所，名头虽然还算响亮，但实际上是由地下室改造的，而且这个地下室原来还是一个防空洞。不过，这防空洞总归还是比之前的八人间好很多，中间有一扇门，外面住男孩，里面住女孩。

来这里住宿的基本上都是考生，大家年纪相仿，也没多少戒备之心，很快就熟络起来。晚上大伙儿还凑到一块儿喝了点儿啤酒，聊聊人生，谈谈理想，兴致勃勃地期待着第二天的考试。

我至今仍旧无法理解当时考官们的标准。进去以后，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摘掉眼镜，这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我没有固执地反驳，默默地把眼镜摘掉，听到考官抛过来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啊？”我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复试浙广时的木讷，我居然回答：“不戴看不清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考完试，我们又在地下室住了三天，等到的结果是全军覆没。同住在防空洞里的八人，大概只过了两个。至此，我的上戏之梦最终被宣布如泡沫般破灭。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历经了两次挫败，平心静气地接受了一些培训之后，还是如愿以偿，考进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它并非一所高起点的学校，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成就了我的“笨鸟先飞”与“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