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年《超级女声》很火，台里便策划了一档类似的大型歌唱比赛节目——《彩铃唱作先锋大赛》，和一般的歌唱比赛不同，我们选择彩铃作为新的题材和平台。当时调研的结果是，彩铃不仅涵盖了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而且更多的是原创诙谐、出人意料的幽默作品。在彩铃大热的背景下，大家都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档节目，我们坚信能吸引很多的创作型歌手。

彩铃唱作大赛也分了很多赛区，然后通过海选和各种晋级赛，征集原创彩铃作品。相较于《超级女声》，我们比演唱，更比创作。

各个赛区的比赛都由台里有经验的主持人轮流出场主持。原本我不在主持人人选之中，不料成都赛区比赛时，原定的主持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临时上不了场，我的直属领导便费尽口舌趁机推荐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做电视直播，搭档是胡可。在那时的我看来，胡可不是搭档，而是明星。

这次直播的机会何等珍贵，我可不敢怠慢，私下里真是做足了准备。我把之前比赛的视频从网上下载了下来，在飞机上看，睡觉前看，彩排前看，临上台还在看。当然，我也不指望能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只盼望着能“模仿”到位，那就算及格了。

上台前，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一个人躲在一旁，翻来覆去地看比赛的视频，跟谁也不说话。胡可大概是看到我面色过于凝重，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别紧张，一会儿顺着我的话说就行，没那么难！”

我点点头，深吸一口气，想要控制下情绪，却发现心跳得厉害，气息完全沉不下去，手也在不停地颤抖。上台以后的状况可想而知，整个直播过程，我完全不在状态！

我把别的主持人的表现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也备好了一套说辞，却完全忽略了两个字：流程！过于强调自我表现或者说舞台上的存在感，满脑子都是自己“到底要怎么说才能更精彩”“怎么说大家才会乐起来”之类的念头。流程是什么？节目该怎么把控？都没有好好考虑过。

对流程毫无把控能力不说，我站在台上还像只木偶，胡可拉一下线，我就在一旁跟着她的节奏“嗯”“啊”两下，偶尔向评委提两个问题也都是既定的，事先准备的“脱口秀”全都没用上。

一下台我就知道搞砸了，蔫儿在一旁不说话。尚存侥幸的是：虽然我表现得不好，但毕竟是第一次上直播，领导应该能理解吧！可是第二天，通知下来了，说下一场不用我了。节目组为了保护我，当时只是很委婉地“通知”了我一下，让我以为是台里的决定，多少减轻了一些打击。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整件事情的原委就传到了我耳朵里，原来我是被赞助商勒令换掉的，对方很直接地表态说“华少主持得不好”。

这件事对于正在挣扎前行的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谈不上令我陷入绝境，但我的确花了很长时间来恢复自信。

值得庆幸的是，那会儿我还负责一档户外相亲节目《男生女生》。因为节目基本上都在杭州以外的地方录制，我不怎么在台里出没，也就很少听到大家对我的负面评价，至少，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回避并不代表没有勇气。其实我一直在反省，最严重的时候，就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台上被观众喝倒彩。梦里的我，说话跟不上节奏，满脸通红，手足无措，观众席嘘声一片……

几个月后，彩铃大赛的决赛在杭州体育馆如期举行，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被批准参加了。当然，现场主持肯定没我的份儿，我的主要职责是给赞助商的商品打广告，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高兴地接受了。

当年那场决赛的赞助商是上海大众，他们要推一款新车，便在场外停了一辆样车。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比赛开场前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走到车旁，告诉大家冠军可以拿到它。

接下来的整场比赛中，只要摄像机要拍车、拍奖品，我就在旁边做介绍，场内的大屏幕就能播放。我心想，虽然是“外场主持”，但也能小露风采，也得好好表现！

说来也怪，可能我和这场彩铃大赛真的没缘分，场内的大屏幕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坏了！也就是说，不管我在那儿说得多顺多流畅多出彩，现场的观众根本看不到。

日久未必生情，但日久一定能见人心。

对于一切质疑，一切有色眼镜，我能做的就是默默改变、踏实努力。不去解释，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负责的《男生女生》收视率一直不错，成为那段时间里小小的安慰和动力。说起来，接手这档节目之初，我还在电台工作，并没有正式进入电视台。

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巧合，我所在电台的一位编导的师弟（关系远了点儿是吧？所以，一定要与人为善，指不定哪天哪个人就是你的恩人），去了浙江卫视后打造了《男生女生》节目，或许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吧，他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这儿有档户外节目，你来试试不？”我也是干脆利落的人：“行啊，没问题！”

第一次录《男生女生》去的地方挺有魅力——海南，我之前没去过，于是便果断跟电台领导请了假，心里还觉得挺美。

到了海南，我和一大群少男少女就像结伴而行的朋友，一路欢声笑语就把节目做了下来，也没感觉有太大难度。但毕竟是第一次录制电视节目，心里还是有些没底，回到杭州就天天惦记着，盼着能早点儿看到。

第一期节目播出时，原本是跟几个朋友约好了打麻将，到了晚上突然想起来，《男生女生》是这天首播。于是我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到晚上九点，立马打开电视，守着浙江卫视，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朋友们在一旁打趣我说：“嘿，别那么自恋好不好！还玩不玩？”我头都不回地说：“别拦着我啊，看完节目再跟你们玩。”

第二天，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报道，大概是说《男生女生》当天收视率达到了0.3%，在同时段节目中位列第三。效果似乎还说得过去，虽然现在看来，那样的收视率有些惨不忍睹，但在当年已经相当不易了。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电视主持人跟做电台主持人的差别。就拿节目的宣传来说，你的名字和照片会一下子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就算你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但事实上，你已经“被”成为一名公众人物。

由于这档节目的特性，我和搭档谢姗需要经常出外景，带着一帮男孩女孩在全国各地游走。这样一来，我在台里的时间很有限，和台里领导的距离很远，想搞人际关系根本不可能，我能做的就是想法提高收视率，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全是它。怎么把节目做得有趣，让观众们接受，是大家每时每刻都在想的事。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和搭档在《男生女生》中率真青春的主持风格渐渐被观众接受，于我而言，最难熬的阶段也终于过去了。

慢慢地，台里的领导对我的认识多少有了些改观。虽然集团大会我依然无法参加，但至少有些时候领导们也愿意给我一些小机会。记得有一年，我们台承办了中国浙商协会的春晚，台里通知我主持。终于有了主持晚会类节目的机会，我自然很高兴。

当时，大家正在西双版纳录制《男生女生》，接到通知后，我不敢有半点儿耽搁，买了最早回杭州的机票，赶紧往回返。整个航程中，我的情绪都很亢奋，心想，一定要好好表现，给台里相关领导留下好印象。下了飞机，我直奔会场，生怕错过排练。

可到了现场，我发现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那一次，台里一共去了八个主持人，除了我，还有朱丹、李艾她们。我们在台上只需要干一件事，就是集体在台上跟观众拜个年，说句“大家过年好”，然后头顶的春联被放下来，我们就可以下台了。

除此之外，我们的任务还有推着车派送礼物，总共就出场三次，说得高雅点儿，我们是顶着主持人的头衔打杂，是“高级场务”。事实上，最后就连计划中的三次派发礼物的环节，也因为超时被砍掉了两次。我们当时觉得挺失落，一共就这么点儿露脸的机会，说砍掉就砍掉了。

晚会过了大半，导演突然跑到后台，跟我说：“我们临时加了个特别重要的节目，刘仪伟想表演姚明扣篮，咱们这儿就你个头儿合适，你能扛着刘仪伟上吗？”

表演姚明扣篮？姚明比刘仪伟可不是高出一点儿半点儿。为了节目的“笑果”，就得让他人为长高！就这样，刘仪伟骑在我肩膀上，我们在外面套了个大褂，就上场了。到了台上，他也没说几句，就从上面跳了下来，然后在舞台上继续表演。而我，则披着大褂，猫着腰匆匆下台。想来当时的我，一定很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加西莫多，用黑色的斗篷蒙着脸，见不得天日。下来之后，领导轻描淡写的一句“辛苦了”，就送走了我那辛苦的一年。一切苦楚尽在不言中吧！接下来的日子，领导和我接触的机会多了些，彼此更加了解，之前的成见日渐消融，而我那故作清高、独来独往的性子也改变了不少。

后来我发现，关于是否讨人喜欢这种事情，本身就是特无聊的命题。即便情感上对人的判断可以分为喜欢与不喜欢，但那也应该是相处的结果，而不是相处的前提。简单而真诚的相处之道，要比处心积虑地逢迎，更容易营造和谐的氛围。彼此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搞好人际关系的万能良药。

就这样，我点滴积累，羽翼渐丰，慢慢被大家接受，领导的态度也发生大转弯。但我也深知，自己离上台主持还很遥远，心里颇为着急。有次回家，奶奶看出我心情不好，问我原因，我就把原委讲给她听。本没想过会得到什么建议，但奶奶的一句话让我惊醒，她说：“别急，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