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进京”，高岗最后进京。这不完全是一些书刊上说的，高岗不愿做京官，而想当“东北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普遍的心理和规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会儿说他想当东北王，一会儿说他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似有不能自圆其说。

如何看待高岗在北京期间的功过，可以说有成绩，有错误，功绩和错误都很突出。研究高岗一生的最后这两年历史，应该按邓小平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是公正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对于一个盖棺的历史人物，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看待，不能说好，锦上添花，说坏一坏百坏，再踩一脚，好像高岗天然就是个坏家伙。如果高岗从来就是琢磨篡党夺权，为什么提拔重用他呢？西北、东北和抗美援朝没做出贡献，却被人民予以同情。被定“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高岗，想做东北行政区的头，不愿当共和国4人之下、几亿人之上并与政务院平起平坐的计委的头，这两个官位那个大，那个小，一般老百姓都懂，何况“野心家”的高岗呢。更何况，高岗进京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跟他谈话都表示欢迎高岗早日到中央工作。他自己也知道是毛泽东提名任计委主席的，是对他自己的重用和信任。

那么，高岗为什么迟到呢？毛泽东亲自发电报催促呢？他迟到的原因，主要忙于安排东北1953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计划。他心里记着毛主席在1949年建国时和他谈话时交待：你当选副主席后，仍在东北工作，担任原职务，一心一意把东北的事搞好。“把东北建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东北的1953年经济建设计划在52年9月底前就拿出方案，使东北的计划率先落到实处，他想以此作为全国大规模建设计划作为借鉴。这是革命事业心的责任感，也许有标榜自己和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不管怎么说，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不是坏事。

高岗出于从全国革命利益的考虑，他认为东北比较特殊、先进，全国唯独东北大区为“人民政府”，独立性也大。东北解放早，土改早，工业基础好，各项工作在全国领先，尤其是重工业最突出，对全国来说非常重要。东北曾经在支援全国解放，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苏联先期援助项目都安排在东北；高岗自己对东北情况熟，各项工作都拿在手中，人事方面也较得心应手，能一声喊到底，他有决心把东北建成“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对全国影响、推动、支援将做出更大贡献，用八十年代以来的话说，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区”了，率先进入社会主义，再创第二个模范区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区”，而且就全国而言，陕甘宁边区的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党政军民财文的建制并有施政纲领，为新中国奠定了雏形。

但是，他到中央工作，确实有些顾虑。主要是他同刘少奇在路线、建国方略上有分歧，曾在有关报刊和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过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观点；他情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问对建国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有矛盾，担心一搭共事搞不好。刘少奇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听毛泽东的还是听刘少奇的？听毛泽东的，形成越级，听刘少奇的怕毛泽东怪罪，自己夹在中间不好办，这是客观事实。高岗的顾虑不无道理，他曾对部属说过“三不”的话(不多讲话，不多管事，不写文章)，可表明他的担忧心迹，似有独善其身的打算。结果中央或者可以说毛泽东给他肩上压去一副沉重的担子，事与洁身自好的高岗愿望相反。

争强好胜、革命事业心极强的高岗从不甘落后，“野心”也罢，“忠心”也罢，“上进”也罢，历史把他推到这个位置，在其位，谋其政，经常在中南海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刘少奇开会研究工作。他对分管的工作，认真负责，为骗取“中央信任”也好，为党和国家、人民办点实事也好，确实对经济工作，真抓实干，从1952年11月至1953年底，他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这一大块，诸如筹建计委机构，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制度，修订五年计划和制订53年年度计划，发动大规模经济建设及增产节约，解决巨额财政赤字，制定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等，任务逼的他不得不大刀阔斧，没明没夜地工作，差不多每星期六在政务院第一办公室的办公会议和召开他分管的部长碰头会，以及听取各大区的汇报会，传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宏观经济工作，了解各经济部门的工作进度，协调安排和调度生产，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博得计委及其所属部领导及干部一致称赞，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表扬。有人说高岗的“野心”，就是要中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

1953年是全国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年。为了适应新形势，他亲自主持计委干部学习会，请专家讲学。他有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工作，春节时在东交民巷高岗住处召开计委委员会议，听取从苏联谈判径援回来的宋劭文汇报，研究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问题。据高岗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高岗到中央工作继续保持快速果断作风，有人说他是个“工作狂”，一点也不过分。陈伯村谈到高岗工作时说：高岗确实有魄力，有胆量，有才能，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追求成绩和轰动效应。

国家计委成立后，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工作千头万绪。由于多年来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习惯，一下子由自成体系和自然经济转为统一的计划经济，新成立的计委机构和新调进的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和相当紧张的工作，赶定五年计划，如果第一个五年搞不好，苏联不认可，就不能列入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无法得到苏联的援助。

其实，高岗一贯快速决断精神很强，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干脆利索，从不拖拖拉拉，他到中央没写文章，可事没少管，话没少讲。执行五年计划、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头难的1953年，各项经济工作成效显著，开创了“良好开端”，并不是他到中央只搞“阴谋活动”、“反党篡权”的。

但是1953年，全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高岗站在毛泽东一边，急于求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排除右倾干扰，按毛泽东的意图“挪”刘少奇的位置，搞了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一、“挪动”刘少奇的起因

中央打算在1953年抓的几件大事是：一是实施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二是改组国家领导机构，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政务院和计委合并为部长会议；三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首届全国人代会，铺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蓝图；四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打得爬下求和，我们要做停战签约的准备。

首届“人大”和党的代表会对国家机构改革，人事必然要相应地进行调整配置。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觉得不得心应手，分歧和意见日趋加深，认为他们搞“分散主义”，“空架中央”，“离开总路线”，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尤其是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就不满意，认为他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办。毛泽东自己对经济工作经验不足，全党以大规模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有些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挑重担。他对高岗在东北领导经济工作成效显著，调到中央工作后，修订五年计划，参与指导和苏联商谈经援打底，部署和发动大规模建设，“一马当先，四马奔腾”，非常满意。

高岗到中央工作前和1953年初，他和刘少奇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并对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观点，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行过批评。实事求是地看，没有“拱倒”刘少奇的任何活动，只是“挪”刘接班人位置。毛泽东依靠高岗抓经济工作，经常参加书记处会议，相对接触、个别谈话多了起来，意见一致，不谋而合或有谋而合，配合默契。在谈话中，毛泽东流露出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满情绪。

在中央政府领导分工中，毛泽东根据周恩来建议的意见，将中央政府的工作分为五大块，高岗排在第一位，周恩来排在第五位，把政务院的一部分权力划给“经济内阁”的成员，周恩来只分管外交口有关部门，似乎与当年苏联莫洛托夫相仿。高岗当时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权力增大，忧的是担心引起嫉妒，不好搞。在讨论政府领导工作时，他对周恩来提出，给他的担子太重的问题，担心搞不好，对党和人民事业不利……

周恩来说：毛主席相信你，党中央相信你，放开手脚大胆干，出了问题由我负责。高岗仍心有余悸，他对别人说：毛主席要我多管点事，书记处是刘少奇同志负责的，如果我管事多了，少奇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看，我真怕造成误会……这可能是高岗的真实心理状态。

毛泽东曾对刘少奇的批评极严厉，竟说：你究竟是头脑糊涂，还是“政治品德”上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不愿去尊照七届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而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搞一套，甚至公然违犯二中全会的原则，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你这样干，弄得我几乎无法再带领全党走社会主义。你再不改，我只好另起炉灶了。这些话都对刘少奇讲出来。

在政务院总党委、新税制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批评也极严厉，说周搞分散主义，搞独立王国和中央分权。毛泽东用如此严厉的词句，当面批评他的左右手是很少见的。但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评归批评，他的言行归言行，对此高岗清清楚楚。

毛泽东不仅当面批评指出刘少奇的错误，他在和高岗单独谈话时说：“刘少奇不怎么稳，对他帮助不大”，1946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47年土改中“左”倾等等。他缺乏根据地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受白区工作影响比较深，进城后没有搞什么工作，对建国后走什么道路并不清楚，仍坚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至今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我们大家要帮助刘少奇同志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推着他走，拉着他走社会主义”，“如再不改，他不要挡道”，“挪挪他的位置”。“他喜欢迎来送往，让他去搞议会”。

毛泽东为抑制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对如何配置力量达到平衡的机制，减轻自己的负担，从苏联实行的集体领导、轮流主持的形式受到启发。

苏联在1946年成立了部长会议常设局，先后经过多次改组，常设局领导几次更迭。1950年，常设局重新组建时，斯大林让他原来在军事部门的副手布尔加宁担任了部长会议常设局的第一副手。1951年春，部长会议常设局再次改组，配置了新的力量，决定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同志轮流主持部长会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常设局的会议”，还授权他们“研究和解决日常的问题”。部长会议的决定和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签字后公布。这样，苏联的权力名义上集中在布、贝、马三人手里。但是这三人自己清楚他们的高位不可靠，权力不好使，何况最后否决权仍握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考虑，仿照苏联办法，在中央试行。1953年春节后，他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中央领导，研究他准备去南巡，中央谁负责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等问题。按以往惯例自然由刘少奇主持是顺理成章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去重庆谈判，1950年到莫斯科访问，都是由他责成刘少奇主持的。

这次会议是在谈笑风生、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毛泽东说，进京三年多，只走过东北华东、苏联，没回过南方。如果从1935年长征到陕北之时算起，本人整整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南方喽！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年事已高，身体不适，经常痛风，夜夜梦江南啊！眼下，朝鲜战局已基本稳定，国内经济建设也开始上了轨道。书记处同志体谅我，准我回南方一游，我想在南边呆些日子，边疗养，边读书，边研究，中央这个摊子就劳诸位了。以往，我每次出门，都委托少奇同志代为主事。这回出行是按老规矩办呢？还是也考虑到少奇的担子太重，又筹备党代会，又是第一届人代会，莫要把你累垮了，可否试行三人或四人轮流值班制？

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央领导实行轮流值班制的问题。与会同志多数感到新鲜，也有的感到突然。

毛泽东对他的左右手不满意，急欲进行某种措施调整。对轮流值班制最为敏感的自然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高岗他们三人了。但刘、周按位置排序不得不首先表态。可毛泽东没等以往顺序自觉表态的做法，他把问题一提出就紧接着以征求意见的方法，首先点名朱德说：总司令啊，你是长者，谈谈高见。被点名的朱总说，两种方法都可以，不就是批个文件，主持个会议吗？现在电话、电报都很方便，有大事还要你拿主意。毛笑着说，总司令大好人一个，两种方法都赞成，说了等于没说，比我们懂得养尊纳福啊。在坐的其他领导都笑了。

毛泽东又点到刘少奇的名：少奇啊，轮到你了，你是当事人，我的第二个法子，是出于对你的关照，怕累坏了你，光美寻我打官司哩。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刘说，我赞成主席提出的第二个法子，搞轮流值班制吧，发挥集体领导的功能嘛。主席离京期间，政治局委员可以轮流坐班，抓抓全面工作，也是锻炼干部嘛。周恩来心里清楚毛泽东的意图，一旦形成制度就不易改变。他说，七大以来，主席外出，都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少奇兢兢业业，没有辜负主席的重托，这在全党已成习惯。我看这次也不改变了，还是主席讲的第一种方法比较稳当。

毛泽东点了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彭德怀的名，彭总听到主席点名，未加思索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就是总司令说的，批个文件，召集个会议吗？他突然冒出一句：眼下的大事还是那个新税制的问题，各地反映很大，主席给政治局写了信，已经个把月了，怎么没下文？是继续执行还是暂停执行？中央没个明确指示，下面不好做事呢，干部骂娘呢。毛、刘、周见彭发言走题，脸上都表现出不悦之色。彭总看见气色不对，知道自己偏题，赶忙说我说岔了，关于主席外出，我同意少奇的意见，试试轮值制吧，多培养一些人才抓全面性的工作，锻炼干部嘛。当然，既然是管家主事，也不能大家一人轮一天来的。我看由少奇、恩来和高岗三位轮流值班，三马拉车嘛。

其实，彭总并非说“岔”了，实际故意冲着刘、周讲的，绕了个弯子而已。彭总这样讲正合毛泽东的心意。他环视会场后说：老彭这一炮不算空放，三马拉车，我同意试行少奇、恩来、高岗轮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位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少奇侧重于党务，恩来侧重于文教卫体，加上外交，高岗抓全盘经济工农商贸。全面性工作，建议三人每人轮一周，轮流倒换。重大的事情，你们最好还是先和我通气、打招呼。他最后说，有劳诸位同心协力，团结共事。

这就和苏联的部长会议常设局的集体领导，轮流主持，最后由斯大林签字决定差不多一样。

高岗同王鹤寿、何凯丰、张秀山、郭峰等私下透露了三人轮流值班的情况和4月份要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清算新税制的错误，财经会议后，改革中央领导机构。还透露了毛主席想叫刘少奇搞议会等人事的信息。

毛泽东南下后不久，斯大林突发病危，每天向各国共产党中央通报情况，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轮流值班制没有实行。斯大林逝世后，党代表会没有举行，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先后进行两次分工，实质是对政务院职能改变，周恩来成了挂名政务院总理，职权和莫洛托夫相仿(莫原是常设局主席，后来失势，以专管外交为由，成了挂名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历史有怀疑，他让高岗查看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有无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变节”情况。1953年春，高岗根据毛泽东的交待，指使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组织落实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出狱的问题。高岗意识到毛泽东已对他的接班人刘少奇，不仅在方向上、路线上有分歧，而且对他的政治品质也怀疑，

张秀山老人回忆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53年春，高岗对他说：毛主席说查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在1929年任满洲省委书记时被捕后，有无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变节”情况，要他去组织落实。他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高说给陈云说过。他又问东北呢？高说没有。高岗给他讲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他在东北局分管组织工作，高岗说是毛主席交待查看的，高又是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军区司令，政府的主席和中央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不得不接受。随后，他怕泄露情况，在布置组织工作时，把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组，一组查干部现实表现，一组查敌伪档案，查阅的人不做具体限定，以防给人留下是专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事由组织部长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不知道查敌伪档案的目的。查看后按敌伪档案原本记载情况上报了。这件事还是传到刘少奇那里。在东北局高干会上，罗瑞卿和他谈话时说：你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说，他们几次要我发言，给组织工作提意见，我的发言内容向毛主席汇报过，他支持我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领导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不能说对刘少奇、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在谈话中发生争论。罗瑞卿突然说：“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说，这件事你们要核实一下，将上述情况讲了一遍，罗再没说什么。

他说，这件事激化了矛盾，触及了刘少奇的神经，手握大权的刘少奇能放过我们吗？给我扣上了“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毛主席交待的这件事，“既害了高岗，高岗也害了我”。

张老还谈到“五虎上将”由来的事。东北军区的周桓，原来和高岗关系是好的。1948年的一次高干会上，批评林枫、周桓、吕正操时，有人说他们搞“宗派”，是“桃园三结义”。1954年东北高干会上，周桓说，我和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是高岗的“五虎上将”。毛主席从简报上看到后，在1955年党代会上讲话中借用了这句话。1979年，周桓在中组部招待所养病，他去看望时，周很内疚，他含着眼泪说：“秀山，是那句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

张老叹息地说，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宗派”的“五虎上将衔”，像紧箍咒至今在我们头上箍着，这显然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

1953年5月间，毛泽东关于签发文、电两则批示中显现出对刘少奇不放心的迹象。19日批示是这样写的：

少奇同志及尚昆同志：

(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 洛甫(即张闻天)、贺龙及其它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

(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

(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兼主任杨尚昆，关于处理中央有关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同日报送毛泽东。杨尚昆在报告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的决定，每次都由我整理送少奇、恩来两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尊照来文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有我负责的。现将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

当日，毛泽东将杨尚昆的报告批转书记处刘少奇、政务院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阅。批示中说：

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个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三)十四日通知，照发。

这显然凸现出毛泽东对以中央和军委发出的文件，未经他审阅和有的文件也未送阅是有意见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政务院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对所限期间内发出的文件，进行详细检查，有的同志作了检讨。

毛泽东为什么要追查自去年8月决定调各大区领导到中央这段时间内发出的文电，又收回文电审发权呢？当然与“大权独揽”，“集中与统一”领导及反分散主义因素有关。也正是各大区领导到中央前后，刘、周背着毛泽东，成立政务院总党委、推行新税制，这么大的事，既不征求政治局的意见，又不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更严重的是对党中央、中央政府主席搞封锁，令人深思。这对中央权威、毛泽东的权威是有影响的，毛泽东发怒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一向反对背着他搞活动和说别人。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可当面对我讲，我是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当面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说别人。

3月和5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两次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分工，实质上是分权，两次把高岗抬到第一位，既负责全国宏观经济的制定、指导和监督执行，又将8大工业部划归高岗统领，直接向中央和中央主席请示报告，同时兼任中国工业基地东北大区党政军一把手，权倾朝野，地位显赫，令人耀眼。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左膀右臂有抑制和不满意的表面化迹象，而对高岗信任、器重显然有加。

这些主意不是高岗出的，非毛泽东莫属，他的权力是党中央，毛泽东给的。

上述种种，从客观上形成萌发了高岗“挪动”刘少奇位置的“野心”起了一定驱动和催化剂作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批评、遏制，而对高岗提升、支持，使其实权在手，官场得意，胆子更大。

1953年春，被毛泽东认为向中央“分权”的政务院总党委撤消，强调反对分散主义，设想实行集体领导，刘少奇拟设中央各部长集体办公制度的方案，首先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认为刘少奇想把各部长控制在自己手里，没有理睬刘少奇的意见。自各大区领导调到中央后，经济权、人事权、舆论权等，从组织形式看都被调上来的高岗、饶漱石、习仲勋等掌握。刘少奇、周恩来所控制的权力有所削弱的迹象。而计委委员都掌握了大部实权。饶漱石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府委员，可中央决定领导分工的文件上专门突出“计委委员”的职务，没有提“中央委员”或“政府委员”。这个文件是按周恩来建议次序排列并签发的，毛泽东同意的。

高岗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好的，高对周是敬重的，他虽然统揽经济大权，在计委有关重大事情，高主动和周商决。一次周说需上的项目要报告中央，高岗说报那个中央？意思是报告毛泽东还是报告刘少奇？如按3月10日中央的《决定》，有些就“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周不满的说，全国只有一个中央。一个提的也笼统，一个答的也笼统。实事求是地看，中央一二把手观点不大统一，底下确实不好办，报中央主席毛泽东，不报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也不行。只报刘少奇不报毛泽东更不行。周恩来在“总党委”、“新税制”的问题上报告了刘少奇，没报告毛泽东，最后不是弄得很难堪吗？

斯大林逝世，对毛泽东刺激着实不小。斯病重时，苏共中央每天向各国共产党中央通报病情。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下签发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对发文件事很不满。他回京后召集刘、周、高等一块分析了斯大林若有不测，谁来接斯大林的位置，刘少奇、高岗看法相近，一个马林科夫，一个贝利亚，主要倾向马林科夫。几人都认为斯大林对继承人选定太晚了。斯大林若有不测，苏联争权夺利可能复杂，马林科夫比较软弱，难以驾驭全局。也谈到斯大林对内政外交一把抓，操劳费心过度，致病突发。

这几天，毛泽东精神很不好，三天三夜没睡觉，两天没吃饭。他身边工作人员，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怕惹毛泽东生气，都不敢大声说话，也不让院内鸟雀留叫声，用竹杆子缠上红布驱赶院内树上落鸟。毛泽东在紧张地思考斯大林死后，苏联将出怎么样的局面，出现的局面将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的问题。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让正在莫斯科的江青守灵。毛泽东、朱德、高岗等领导先后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捷克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和捷克总统、党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吊唁斯大林后，毛泽东在回中南海的车上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想退二线的意思。

此后，毛泽东对自己的接班人的大事提到思考日程，打算专注党的工作和理论研究，避免过多的迎来送往等礼节性的应酬，以省费心力。他自己提出他不想当中央政府主席，只当党的主席，党中央分一线、二线领导，并让在中央少数核心领导人中酝酿。怎么酝酿？高岗领会为个别交谈看法。

紧接着在5月左右，毛泽东又提出，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意见。本来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高岗获知后和关系甚笃的陈云就此事一起交谈过，一致认为毛对刘不满意，想改动刘的位置，高岗提出让周恩来主持的意见。陈云说毛泽东对周也不满意。鉴于毛对刘、周不满意，他两认为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

高岗和陈云的共识意见由谁牵头向毛泽东建议，陈和毛泽东关系也较好，并在书记处工作，高让陈牵头给毛泽东建议好些……陈云让高岗向毛建议，因高和毛的关系不同寻常，并鼓励说：你在毛主席跟前说话有分量，毛主席对你是器重的，“你建议最合适，你怕什么，你有陕甘宁的功劳，谁能把你怎样，有些话有些事，你可以先说和先做。你说还可能成功，大旗倒了，你不造反，我也造反！”最后商量定由高岗去建议。高岗说，你也向主席谈谈。高岗向毛泽东讲没讲不得而知。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排名是：毛、刘、周、朱、高、陈为序(批文是这样)，朱总不好管事，“大好人一个”，刘、周是毛泽东不满意的对象，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任务历史地落在高岗、陈云身上。从本意来看，高岗、陈云都是诚心拥护毛泽东的，依毛泽东意图，都想帮助毛泽东实现解决好接班人这个至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他两位是中央核心领导，责无旁贷。

高陈商谈取得共识，促使高岗“挪动”刘少奇的意识和行动。

高岗确实抓住了刘少奇的一些错误把柄，又有从毛泽东那里谈话中摸到了对刘少奇不满意、不放心、不信任的情况。高把这些情况和毛泽东叫查看敌伪档案的事，都向陈云讲了，也得到陈云的认同。于是，高岗依陈云点子“先说先做”了，他和一些高干私交来往中，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诸如“七大”时把他抬的太高了，实践证明他不成熟、掌握政策不稳妥；46年春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打算党中央搬到淮阴，裁减军队，取销军队政工，军队归于国防军，取消中共对军队的直接领导。薄一波执行他的那一套，对华北自卫反击造成困难；主持土地工作会议中鼓励“左”的做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三查”中把基层干部当“石头”搬掉，导致乱斗乱打乱杀；缺乏根据地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用华北工作经验指导全国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无视党领导人民为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流血牺牲夺取政权，而他坐在资本家怀里，鼓励资产阶级剥削有功；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对富农党员的限制；进城后，他没做多少工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巩固新民主义秩序，想搞资本主义；一些重大事情不经毛主席，他自己作主，擅自批发文件，架空毛主席，架空中央政府等等。他说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毛主席早在1938年《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就讲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枪确实能造一切，又可以“造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特别是“两组名单”问题，促使高岗对刘少奇更加不满。1953年5月左右，安子文“私拟”出了八大政治局委员两组名单，一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各大区一把手都有，唯中南没有林彪而是副手邓子恢(邓虽是中南三把手，但主持中南工作，一二把手林彪，罗荣桓休养)；二组里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原七大政治局委员在一组里保留7个；二组里保留5个，同时，对于中组部、中宣部、政法委、统战部、农工部、财政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也提出来。这就是“有薄无林”两组名单的事。林彪在建国前是一员战将，抗战始第一个震撼中外的平型关战役是林指挥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可46年6月调整东北局班子时，党和联军总部一把手是林彪，毛泽东是器重林彪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名单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直送高岗看的。一天，毛办打来电话说：叶子龙马上给高岗送一文件，由高看后带回来。叶子龙到东交民巷8号，未经高岗秘书手，叶将文件直交高看后收回，并交待：“主席说：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

高岗看到名单上有财经、税制上犯严重错误的薄一波，没有战功赫赫、毛泽东的爱将林彪，以为毛泽东对此肯定不满才送他看的，因为二组连毛、刘、周、朱、陈、高、彭(德怀)都没有，高级将领都排除在外。往常他遇有重要事总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向毛泽东汇报，而这次他没有汇报，又没按毛泽东交待办，却向陈云和林彪、罗荣桓透露。人们疑问，毛泽东情知名单有问题，为什么没扣压，直送高岗看，这是个解不开的迷。有人猜测毛泽东有意给高岗提供“炮弹”。

“有薄无林”的名单在党内传开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的会上追查此事，严历批评安子文说：一个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个名单？胆子也太大了，安子文当即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接受了警告处分。毛泽东当时嘱咐这件事到此为止。“再不许向外泄露”。其实，毛泽东在中央的会议上追查此事，说明不只是给高岗一人看过。

这个名单泄露出去影响不好，特别是第二组里没一个将领，会引起军队将领的不满，也将影响毛泽东的威望和中央的威望。

高岗认为安子文不是灰汉，且有组织人事工作多年经历，不会有那个胆量敢提出这样的名单，也不该由他提，他算老几，他认为是刘少奇授意搞的，拿出来侦探反应，投石问路，试探他也有观察毛泽东的态度之意。

在财经会议期间，安子文一言不发，并有时不参加会议，中组部内部对安子文进行批评，促其交待拟名单的原尾，安对饶漱石说两组名单，他和高岗商量过。饶和高质证时，高说他根本不知道，他是由毛主席那里送来看到的。他认为刘、安企图栽赃嫁祸于他自己，于是，他对刘少奇、安子文的意识有怀疑。

还有署名“东北一党员”信的问题，这封信是两名干部(即原鞍山市委书记，也就是华明任鞍山市委书记的前任书记)和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据说是薄一波原来部下)写的，反映东北局高岗等个别人贪污腐化行为。这封信由薄一波于1952年1月底转给毛泽东。也就是高岗在1月10日作的《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报告后半月内转的。此时正是三反五反高潮中，薄一波给毛泽东转信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拥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将信批在小范围传阅。高岗猜测此信是刘、薄对他那篇文章和调整鞍山市委领导不满而策动人写的，有意给他找岔子、抹黑脸。

另外，高岗对薄一波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8号炉爆炸事件(死10来人)也有看法。薄一波兼管安监工作，调查爆炸事件是他的责任，在调查报告中说：“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东北大的工程，高岗都亲自过问的，有的是亲自拍板的。高岗认为薄一波是针对他的，给他找麻烦。

正由于高岗对刘少奇在方向、道路等方面的争论、分歧意见逐步加深，毛泽东对高岗压担子，增权力，交待“多考虑政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让查看刘少奇的“档案”，使高岗自认为从毛泽东那里明交底、暗示意，颐指气使中摸到了意图，片面心领神会，对他自己信任、器重，而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放心，不信任。事实确有形成如此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后来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计委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

殊未料，毛泽东在人事方面同样运用“对立统一”辩证法则，互相抑制，保持平衡，谁也不能获胜，都搓在自己手掌这一点，高岗却未领会、吃透，造成“误解和错觉”。最后实际被当“枪”使了。支持高岗抑制刘、周，又倚重刘、周打倒高岗，他失去一臂，也使毛泽东处于被动地步。

说到高岗和陈云的关系，可追溯到延安革命时期，可以说是亲密无问的知已，他俩在一起歪话也说，好话也说，正事也说，丑事也说，无话不说，从无计较。无论个别交谈还是公共场合，开玩笑互相戏称“高老板”、“陈老板”，是他们的口头禅。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同策共进。陈云在陕甘宁边区任财委主任时，就和高岗配合紧密，工作有商有量，协调一致，对促进经济发挥了作用。陈云任中组部部长时积极为高岗物色对象，高岗与李力群结合是陈云和李富春(他俩时任中组部正副部长)俩审查和搭桥的。那时候高干的伴侣，组织上有责任审查和选择，连毛泽东和江青结合也得审查，不过毛泽东不受此约束就是了。后来，在东北高岗李力群闹矛盾，又是陈云调解和好的。在北满他俩搭班子，同心协力。在东北创建根据地还是占领大城市的问题上，他俩意见一致，反对彭真主张占大城市以争取优势的观点，反对锦西会战和四平决战。“七月会议”上，他俩意见相合，批评了彭真的错误主张。

陈云到辽东分局后，俩人通信来往频繁，谈论战争、分析形势，情投意合。辽沈决战前，他俩没明没夜研究各大城市接收和领导班子配备。两人相处、配合很好，高对陈很尊重，遇事都和陈商决，认为陈云点子多。

1948年底至49年初，中央召集各大区领导在西柏坡开会，为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毛泽东分别与各大区领导了解情况，听了高岗对东北基本建设和今后打算后很满意。在谈到统一全国财政时，高岗推荐陈云到中央管财政，能镇得住。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做财政工1952年夏秋间，陈云到沈阳对高岗说：毛主席打算调你到中央工作，负责国家计划工作，主要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项工作原来周总理负责，由于没经验，受到苏联的批评，五年计划搞不好，没法得到苏联的支援。主席认为东北恢复、建设经济的方法好，有建设新中国的样子。中央要调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到中央工作。他说：“这次调你去中央，是主席点的名，你千万不要表示不愿意去。”高岗向陈云也谈了自己的思想顾虑。

高岗到北京后，向毛主席推荐由陈云任计委主席，他任副主席。理由是陈云对全国情况熟悉……毛泽东说：“你在东北已实行几年计划经济，有实际工作经验，中央已经定了，就你来干，不要再推让了。”

1953年1月，中央原定在2月召开全国党代会上讨论五年计划。在党代会上计委要作五年计划的报告。高岗推让陈云作报告。1月28日，高岗给毛主席写信说：“陈云对全国情况了解(因陈云49年夏就到中央负责财经工作)，五年计划由他来做，效果一定能更好些。”“关于编制五年的工作，也恳请由陈云同志为主。”2月8日，陈云给毛主席的信上说：“五年计划应该由高岗同志为主”，“五年计划报告也应由高岗同志来做。”高岗一再推让陈云负责五年计划编制和报告，原因是在五年计划安排时，他和刘少奇有分歧，想洁身自好，摆脱困境，最终没有推出去。

1953年春，毛泽东让高岗查看刘少奇在奉天被捕档案事，高岗将这样高机密的事首先向陈云讲了。就这件事足以说明高、陈的关系。

陈云对刘少奇也有意见，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刘少奇支持彭真搞“锦西会战”、全国土地会议等有意见；在他主持辽东土地改革中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误引发生“左”的偏差，向中央写了教训的报告。陈云对刘少奇在天津讲话，批评东北局工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确保私有等方面也有意见。

但是，高岗和陈云对刘少奇的看法上，不尽完全一致。陈云的思想某些方面和刘少奇有相近的地方。毛泽东认为陈云偏“右”。不过，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就是陈云在1943年3月，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毛泽东当时未表态，后被写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是这样表述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高岗说要修改“决议”，主要就是这句话。

不过以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的话，并说“在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时，对刘少奇同志的责难。”(因批判王明时对刘少奇也进行批评并令其检讨过)。

在财经会议上，高岗对人说，我不讲则已，要讲就要挖他们的老根。他发言说：薄一波这个人“品质不良”，喜欢打击别人来提高自己，搞投机取巧。他想通过“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爆炸事件，给东北局和我脸上摸黑。实际是借批评薄一波时，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右倾错误观点和安子文“品质不良”，把安提出“两组名单”又嫁祸于他的之隙。

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结束时修改周恩来的结论讲话和他自己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讲话，也有针对刘少奇等人的错误，也针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无疑对高岗是极大支持。实质上，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发动的“批评右倾思想”的。

据老同志回忆，财经会议上批评财经错误和右倾思想，不全是针对刘少奇的，是针对党内一些人的，对周恩来、陈云等也扫了一翅膀。其实，薄一波也有替人委过情形的。因为陈云是财委主任、党组书记，新税制是党组会议决定搞的，周恩来请示刘少奇同意的并在政务院会议通过的，加之几年来财经工作上的严重错误，自然也有他们的责任。财经会议前陈云请了病假，有人说他害的是“政治病”，一遇到形势不对就拉稀。其实，陈云一贯身体不好，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常患病。肖劲光的回忆记述了陈云在辽东工作期间，身体一直不好，多在疗养。财经会议结束前，毛泽东要陈云到会讲话，便委婉地以“搬兵”请到会，实为要他到会承担一些责任，以达到都受到教育的目的。

高岗在实干上有两下子，连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在那里摆着。但在政治斗争上表现出他的幼稚、鲁莽，不注意掌握火色，两“老板”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的联手，在财经会议上产生了芥蒂，不识趣的高岗扬言修改“历史决议”陈云的那句话，于是，随着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改变，陈云摸到气候，见风驶舵，顺着毛泽东的意图，高陈联手内部破裂，陈云成了高岗的敌手。老同志们说，实质是两人都想当党中央副主席，如果增设副主席两人中择一人，可能是高岗，陈云就被挤下去了。

二、高岗搞了那些活动

“七大”以来，中央委员会只设主席一人，设政治局、书记处三层组织，不设常委制。基本沿用了1943年以来的模式。鉴于苏联的教训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影响，毛泽东设想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制度，克服个人崇拜；国家行政机关仿照苏联，将政务院和计委合并成立部长会议；建立议会(即人大常委)；保留政协和中央军委。这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部长会议、人大常委和政协会议等五套班子，即所谓“五架马车，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互相监督，共谋策进。

1953年秋，毛泽东让刘少奇征求有关同志对中央机构改革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征求新调来中央的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的意见。这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还是有意放风试探反应？很难断定。刘少奇向邓小平、周恩来等交谈看法。邓小平赞成苏联实行党、政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的制度，可以克服个人崇拜。

毛主席一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对如何保证集体领导的办法，“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嘛”。刘少奇同周恩来征求意见，周预感到机构调整，对自己不利，提出是不是要辞去“总理职务”的问题。

刘少奇照毛主席交待和高岗征求意见，他先给高岗打电话，约谈话时间，高岗嘱人撒谎以不在家拒绝。刘少奇情知高岗在家，便乘车冒雨简出，连警卫也未带，径直到东交民巷8号。王光美得知担心刘的安全，便电话询问李力群，刘少奇同志去你们家到了没？高岗没想到刘少奇会屈驾前来他家。他自知心虚，便从后门溜了出去躲起来，急得李力群团团转，说刘主席来了，这怎么……正着急时刘少奇的车子停在门口，李力群赶紧出门把刘少奇迎回家坐一阵后，高岗回来说外边有点事。他们互相招呼寒喧之后，刘少奇以自我批评口吻，对过去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叙述一遍，并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希望高岗帮助改正。高岗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没有怎么回应的表示。他认为刘感到在毛泽东跟前失势，来找他说好话、求情，他说，我们之间的争论是对正确与错误方面的争论，是正常的嘛。少奇同志，你不必客气，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刘少奇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批评东北局在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和互助合作问题上，现在看来，有的批评是错误的，并不那么准确。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完全可以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刘少奇接着讲了中央机构设置的事，他说，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主席考虑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减轻他自己的繁重日常工作，中央实行一线、二线，书记处作为一线，政治局为二线。这样，党和国家机构和人事也要作相应调整。主席与我谈，要我就如何加强集体领导问题征求你和漱石、小平、子恢、仲勋的意见。

高岗说，中央书记处是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常设机构，关键是人员必须配置好。配置的人员的标准应能选择那些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主席指示的人进入书记处，那些历史不清白、思想右倾的人不能继续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

高岗把和刘少奇第一次谈话情况，向原东北工作的张秀山、张明远、王鹤寿等透露，说刘少奇来谈心不肯作自我批评。他们一块议论了刘少奇在得意时，谁的话也听不进，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动不动给我们戴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现在明白了，不是我们“左”了，是他右的不能再右了。自“七大”以来，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主要是右的。他们还谈议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武装斗争取得的，在某种意义上，“陕北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共和国的老根。”高主席是文武双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毛主席信任高主席，这次改组班子中高主席应该上去。刘少奇抓经济，抓来抓去只抓少数资本家，根本不是搞社会主义，他掌舵只能使中国走向邪路。要求高岗给毛主席建议，不能让刘少奇掌握书记处。高主席不仅是陕北的代表，也是代表北方的。毛主席曾说过：“中国解放胜利是靠北方1亿6千万人的。”陈伯达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文章中说：“中国是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黑了有北方。”

高岗听了大家的高谈阔论很满意，他说现在党内出现了一些极不正常的情况，写“反共启事”的人得到重用，而南征北战、跟毛主席、跟党打天下流血牺牲的老革命、好同志得不到提拔、得不到合理使用。正如毛主席说谭震林对他说：“现在党权、政权、财权，掌握在白区人手里，苏区人打天下，白区人掌政权。毛主席说他批评了谭震林。不过，谭震林讲出了一个事实。”刘少奇受了资产阶级“小姐”老婆的影响，坐在资本家怀里，处处替他们说话，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他“不怕人民受剥削，就怕资本家不剥削。”

高岗原认为中央一些要害部门实权掌握在曾写过“反共启事”的人手里，如中组部、人事部安子文，财政部薄一波，中央所在地——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兼，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刘澜涛，政法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恰恰这些人都曾化名填写过所谓“反共启事”又是北方局的人。这就是高岗说的“极不正常”。

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只知道这些人写过“启示”，并不知道是中央同意的过程。张闻天、毛泽东都知道，同意刘少奇意见，文革又把这些人定为“叛徒”。高岗在毛泽东跟前几次提到这件事，毛从未正面回答。有人说，是总书记张闻天答复的，毛有意回避，也有待秋后算张闻天的账。这种看法不一定准确，不过文革中定为“叛徒集团”，毛泽东也是知道的，他在文件上画了圈。

刘少奇和高岗谈话后，高岗到丰泽园毛泽东那里并未汇报谈话情况，他只说少奇同志最近到处找人谈话，征求中央机构改革的意见，说主席退居二线，是不是主席授权的？

毛泽东说他同少奇讲过此事，自己年过花甲，身体不好，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医生查出我有多种病，劝我不能太劳累，要少管事，多休息。我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退居二线，重点研究一些理论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个新的课题。这是我们党也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需要由你们年轻一些的同志去多干点，多负担一些。你是1905年生的，比我整整小一轮，比少奇、恩来也小，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这是试探还是真心话，不得而知，不能乱猜。

高岗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比邓小平还小一岁。他对毛泽东寄厚望于年轻些的人非常满意。他又是从大区调到中央的几人中最受重用的一个，不仅交给他“经济内阁”总管大权，还博得毛泽东多次至高无上的赞扬。他赞同毛泽东提出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的意见，是“英明之举，这对主席保护身体健康有好处”。主席应该是集中精力对世界共运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保重身体，注意休息。

高岗谈了加强第一线、第二线重要性的意见，也讲了斯大林的教训，就是案头事情太繁重等，他谈了主席可以处于第一线和第二线之间，平时少管党务政务，遇有大事，或是党内出现纷争，还需要你来掌舵、裁决的。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及早安排革命“接班人”。斯大林同志一生光荣伟大，在选定接班人上却太晚了，马林科夫接任后，威望不足，缺乏经验，他们政治局群龙无首，显得青黄不接。

毛泽东对“接班人”这句词很感兴趣。他说：“要我退出一线，安居二线。居一线二线之间。进可攻，退可守，还是你带兵打仗那一套啊。”毛泽东征求一残书处时，高岗说配备第一线的同志应该年轻些，经过艰苦环节，有革命战争经验和根据地经验，能真正不折不扣地执行主席的路线、指示的人搞，那些历史不清白、思想右倾的人不能继续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毛泽东表示赞成高岗的意见，认为他在大事上总有他一套独到见解。他说你提的“革命接班人”很重要，是要极早安排接班人，“只是人数不是一个，可以多几个，也可以说整个书记处、政治局，集体领导嘛。接班人应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锻炼和考验来形成的”。高岗说主席讲的革命接班人的形成和年轻的班子，是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设想。但是薄一波这种人年纪轻，不能安排进接班人的。并提出1936年“出狱”的问题，被毛泽东挡回去，他说今天不谈历史问题，一时扯不清，留待以后审干中解决，我们不能轻意怀疑一个同志。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政治局、书记处都要扩充，增加一些新的面孔。对待历史问题要慎重，在中央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以前，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说：“少奇右点，你左点，我们保持在统一和对立之中，不就减少错误嘛。”

交谈中，毛泽东提出启用康生的问题，他说康生同志多年养病，一直没有工作，他是老资格，有功劳、有水平的，我看让他出来工作。你和饶漱石同志接触多，他又是你推荐任中组部长的，我委托你找他谈一谈，主动和康生同志搞好关系，为什么要搞得势不两立。高岗说：他两关系不好，主要矛盾在康生身上。康生同志长期养病，纯粹是嫌乌纱帽太小的病，还老埋怨中央对他不信任，中央对他政治上有怀疑。

据饶漱石讲1950年7月，他到杭州看望康生病情后给主席拍过电报说，康生讲他在工作上或许有失误，但不是特务、奸细，现在中央不信任他，他想不通是什么原因，等等。毛泽东反问：你怎么知道饶漱石拍电报，高说饶漱石讲的。高岗为饶辩解而贬康生，江青搬动毛泽东为康生说话，高岗没领情，自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意，凸现出高岗不听话的苗头。

杨尚昆有一篇谈康生的材料说：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被发现后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1947年和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工作。1952年，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锡福堂。我去看望时，康生说：他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回来向毛主席说，康生很想见你。毛主席随即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毛主席问康生：现在身体怎么样？康说：现在好多了。毛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就走了。康生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才好！”

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两面派康生在文革开始前，抓住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和火车上安窃听器等，竭尽全力挖掘杨尚昆“特务”“反党”罪证“感谢”了杨尚昆，最终定为“彭罗陆杨集团”的头子之一。

财经会议期间，陶铸、李先念约高岗和几个原东北和中南跟林彪一块工作过的人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老熟人到一起谈论四野战功，从东北解放到关内平津战役，从南下作战解放两湖两广打到琼洲海峡，四野又从东南海边到出国朝鲜的往事，实际是给林彪评功摆好。他们意在人家眼里“有薄无林”，他们眼里有“林”。

老熟人在一起谈议了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这“很不正常”。林彪说刘少奇在过去，执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路线，没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长征开始时，他站在博古、李德那边。在遵义会议期间反对毛主席提出当前主要解决“军事路线”的主张，而强调解决“政治路线”。最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延安整风期间，他看到毛主席的势力强大，拍马屁爬了上来。从西北到东北实践看，高岗同志抓军事、抓经济都比较“内行”，能力不次于刘少奇。他们在谈到“八大”、“人大”时，大家认为高岗、彭德怀、林彪都可以当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或总理，刘少奇当常委可以，副主席恐怕不行了。

刘少奇1942年3月从华东到延安后，的确紧跟毛泽东反对王明中，毛、刘是一致的，并把康生拉过去，陈毅也吹捧康生。特别是1943年春后，毛泽东名正言顺为党中央一把手，刘少奇提出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他还说：“我们党已经找到一个自己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写若干“历史决议”时，把好事都挂在毛泽东身上。七大会上，刘少奇发言时说：毛主席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实际上，建国后他自己不按毛泽东道路走了。后来有人说，把毛泽东推上神坛、奉为神的崇拜，是刘少奇首先倡导的，后来林彪又学他那一手，爬上高位。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民主作风是很好的，和建国后期的毛泽东判若两人。原先一些无原则的溢美之词，使毛泽东感到很不好意思，“七大”期间，他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至于犯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要发表点意见。写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为党了。”“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毛泽东在建国前一直保持延安时期的优良作风，反对骄傲，反对急躁，高举民主政治旗帜，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赢得人民的拥护，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后，他恰恰犯了骄傲、急躁的毛病，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表现出了一些帝王的特征，滋长了家长式作风，听不进反面意见，好大喜功，致后期犯了错误。这就是犯了通过夺权压制不同意见者，他所急切的希望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样就毫无自然感情，专门整人。

自毛泽东提出“一线二线”的问题，让中央核心领导酝酿：“要不就设总书记，要不就多设几个副主席”。期间陈云与高岗来往较多，陈云到高岗家来打问毛主席有些什么新的指示和意见，高岗将毛泽东那里谈的情况和听到的信息如实地都告诉了陈云。高岗也常到南长安街陈云的家里谈。高岗把陈云当“圣人”，有事都向陈云请教、出点子，交换意见，情投意合，一唱一和，采取适当的方法，在“八大”前帮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俩酷似结成“死党”般“堡垒”。他们两人随便交谈了机构和人事问题。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说这样会把主席架空，陈云同意高岗的意见。陈云说：“主席信任你，你出来挑头，帮助主席将来‘八大’时让刘少奇挪移位置，多设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

毛泽东曾和高岗谈话提到总理一职人选时，问高岗：“你认为总理谁当适合？”

高说：“还是恩来同志当吧。”毛说：“要是恩来不当总理，是否由你组阁？”高说：“我不行！”毛说：“你看谁行，林彪怎么样？”高说：“林彪比我强！”

高岗和陈云交谈时，将毛泽东与他谈话告诉陈云。他(少奇)很会拉山头、搞圈圈的。我们要“为党争权，为无产阶级争权”，“要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权力不能落到刘少奇手里，落到他手里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毛泽东和高岗谈话中提到高、林当总理的问题，是考虑视线之内人选还是试探？并非空穴来风，高岗捏造的，毛与高和陈相互交谈是最多，正如林彪在杭州对陈云说：“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

本来他俩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从延安时期到东北解放战争乃至1953年前半年，生死与共，风雨同舟，贯彻执行毛泽东路线，诚心为帮助毛主席解决好接班人，挪动刘少奇位置。

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和行政机关领导不满意，这自然意味着“八大”、“人大”对领导人有变动。“七大”后已经近十年，新中国成立约五个年头。况且，高岗受斯大林建议“建立一党政府”的影响，他认为对新中国成立时进政府的中共党人士少了些，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非党，4个副总理里两个非党。政府委员56名中非党人士26名，天下主要是共产党打下来的，不是统战工作做出来的。解放战争上前线打敌人的将领在中央政府和政务院主要领导位置上太少了。

高岗作为中央领导之一，又是“经济内阁”首脑，对“两代会”人事工作做些考虑，在民主生活不完善的情况下，他私下和一些高干交谈，诚心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也是维护党的权威，实行毛泽东路线，一心想把经济搞上去，急于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要有一班情投意合、五湖四海、团结互动、齐心协力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鉴于这样的“出发点”，自以为按毛泽东的意图挪刘少奇的位置，依毛的意见让他搞议会，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毛泽东让核心领导“酝酿”，叫刘少奇征求有关人的意见，有人说也让高岗征求意见，似有提出两个意见对比。毛泽东认为军队是他的主要支柱，把跟他的人安排到军队，“八大”、“人大”中，想把军队领导提上来些。

陈云知道中央书记处要开会，讨论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他专门找高岗谈：“你向毛主席建议，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刘、周都上，不然摆不平。”

互通信息，交换意见，应为“酝酿”之列，如果属搞阴谋，陈云也脱不开干系的。在遵义会议期间，为夺回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交换意见，又作如何解释？能说是搞阴谋吗？

陈云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大赞成毛泽东急于求成的路子。一贯“摸着石头过河”的陈云会看形势，觉察到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组工会议后，抑制刘、周的目的达到，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强调团结，引起了陈云深思。

彭德怀、高岗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又是毛泽东最后决定出兵的坚定支持者。志愿军出国作战中，他俩是毛泽东的两只拳头，前方打仗靠彭总，后勤供应靠高岗。1953年，彭总去板门店停战协议签字后回到北京，他俩谈到抗美战争中，彭认为不太理想。高岗认为根据国内的条件看，能打到这个结果就算不错了。财经会议期间，彭总到朝鲜去签订停战协议，彭回国后，高岗向彭总谈了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和未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右倾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他说刘少奇在人事上拉山头、搞圈圈，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若干历史决议要修改。他们俩议论政权是枪杆子创造的，南征北战打天下的老革命、好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合理使用，正如林总讲的：把那些写“反共启事”的人，四梁八柱都安插到人事、政法、财政等要害部门，掌管实权。毛主席领导打天下，白区干部掌政权。彭总知道安子文原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他说刘少奇把安调来当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又兼国家人事部长，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掌握人事大权，是建党以来史无前例的。他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干部是我们党的干部的主体。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路军在华北就创造了一个大党嘛”。刘少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了什么？他连态度也没怎么表。薄一波的那个“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他这个人左右摇摆，喜欢整人，主持华北座谈会，整了我40天，把平江起义说成是入股革命，又说我背着中央搞百团大战。他这么搞，不能全怪他，后边有刘少奇支持的。说我背着中央搞？毛主席还表扬：这样的大战多搞几次，说明没搞错，正是薄一波背着中央瞎整人。

1953年秋，彭德怀从朝鲜停战签字回来后，邀请高岗向在京军事系统干部作一次报告。他说：“你是军委副主席，又是计委主席，向军队干部讲一讲财经形势和五年计划情况。”高岗答应讲一讲有好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军队干部也要学习经济”。两位封疆大吏在研究报告内容、参加会议人员和开会时间等问题，来往较多，也谈论了中央机构改革和人事问题。彭德怀对刘少奇、周恩来早在遵义会议前就有意见，他认为在出兵朝鲜时他们有“恐美情绪”，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支援，没有竭力争取，使朝鲜初战时我军极为被动，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调度援朝物资有扯皮等。

高岗说毛主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刘少奇、薄一波他们离开了总路线。他们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我们党里有资产阶级思想，财经会议主要针对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刘少奇、薄一波等。彭德怀说，新税制我不大懂，是经政务院批准的嘛。高岗说，据听说向刘少奇报告过。彭说，少奇过去跟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他们跑，在遵义会议前，三人(即周恩来、博古、李德)军事指挥团出毛病了，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当下主要解决“军事路线”的主张，他主张解决“政治路线”，当时解决军事路线是当务之急，毛主席与一些人做工作才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会议期间，刘险些失掉中央委员头衔。娄山关战役后，刘少奇来三军团(军团长彭)任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我对他说：“打仗不怕，就怕战士饿肚子。”长征中他是跟坡过来的，没有指挥一次战斗决策。他长期在白区地下党工作，没有根据地经验，没有军队工作经验。他进城后，把工作重点放在资本家身上，吹资本家剥削有功，难怪工人阶级说，解放前受资本家剥削，解放后还要让资本家骑在工人头上。这样下去，等于我们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解放”。恩来这个人在党内历次斗争中表现不怎么好。王明回国后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他听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我们就搞“井冈山”这个大圈圈，正如高岗在检讨时说：对少奇的意见有些是“捡出来的”。

高岗依彭德怀的意见，经过准备向在京军队各司政后领导干部会上作了关于财经形势报告，对部队领导鼓舞、教育很大。彭总在高岗报告后说，高岗同志的报告很好，这种报告很需要，他在报告中说明了全局形势和全局观点，使大家了解经济形势，知道办事要从全面出发，可以打破有些同志的盲目乐观情绪。

高岗和彭德怀互相信任、互相敬重的情感、友谊是战场上形成的，是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一致形成的，认为军队是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的主体形成的。彭德怀在1935年西征期间和高岗首次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俩的共同点是军人气质浓，心直口快，推陈相见。1945年“七大”期间，他们对有轻微自首变节者当中央委员共同持异议，又增进一脉相承共识。“七大”后，高岗出关开疆扩地夺天下，彭德怀镇守西北，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以少量兵力打败胡宗南，解放西北做出贡献。解放后，他俩镇守东北、西北，稳如盘石，互相敬重情感更加深。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俩一致支持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决策，彭德怀临危受命时，两手空空，正如彭自己说是“光杆司令”，是高岗亲自参加组建指挥机构，部署后勤，两人一起多次奔走北京、沈阳和安东、朝鲜，调兵遣将，志同道合，运筹帷幄，决胜朝鲜。彭德怀入朝鲜初期，中朝两军指挥调度和后勤供应遇到麻烦，高岗两度冒险到朝鲜协调，并研究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和后勤供应等问题。在抗美期间，彭德怀所发出重要电文都同时发至“中央军委、东司”和“毛主席、高岗同志”，最重要的文件由他俩签名发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彭德怀提出的要求，高岗竭尽全力想办法保障前方的需要，高岗办事干练、果敢、利索和组织运筹能力，深得彭德怀的赏识、敬佩，两人配合默契。

1953年9月连续召开五次(即24——28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和讨论工、农业和总结抗美援朝等问题。会议前，在研究讨论彭德怀要在会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报告稿时，高岗和彭德怀又有来往，商量讲稿修改时，议论刘少奇对五年计划的农轻重等问题。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报告时，专题讲了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重要性和地位，并在稿外特意说：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抗美援朝胜利一百分，有高岗的六十分。彭总这样讲，实际上帮了高岗的倒忙。

彭德怀是赞同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并作了一定的工作，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头子”、“领袖”不无根据。他给高岗提供了一些情况，如刘少奇、周恩来在长征前的一些情况，高岗不太知道。事实上没有彭德怀、林彪、饶漱石三路封疆诸候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能一声喊到底的领地，六路诸侯有其四，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支持，否则高岗有魂也没胆，根本不敢在刘少奇的地位上乱说乱动。高岗确具有陕北汉子的粗犷、豪爽的特征，并非灰汉二杆子，他粗中有细，有江湖义气，搞五湖四海，属“十个麻子九个怪”之列。不过，从古到今，哪个大人物不是怪人物，但绝非天不怕，地不怕，横冲直闯，单枪匹马，有恃无恐地在太岁头上乱动土的。

全国六大区，西北、东北是高岗发迹地，又有华东饶漱石、中南林彪支持。华北是他认为“白区”的人掌权的地区，书记是薄一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刘澜涛，曾和高岗一起在米脂龙镇小学念书，和高岗老家是近邻，不到百里地，但观点不一致，因为刘澜涛也是“六十一”人中化名的“刘华甫”。剩下来的就是西南地区。高岗自以为自己红盛、得势时期，有毛支持低估了邓小平，并没有专门找邓小平谈话，搞什么交易、拉拢活动，而是邓小平到高岗家，商量过农村经济政策等问题。在交谈中提到轮流值班的事，邓也同意轮流值班。

三、南下休假和林彪串连

1953年10月，高岗经中央批准休假。他原来准备全家都去大连的，后改为去南方，是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叫他到南方的，并要高岗在南方做些调查研究，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对改大连为南方很高兴，他回家对李力群说：“主席让我去南方走走，顺便代他看望林彪，又能见到老首长了，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因去南方路途远，时间又长，李力群没去，只有一个女儿跟高去了。

高岗南下休息时，陈云把他和高岗交谈过的事包括毛泽东对高岗讲得话，全盘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引起了刘少奇的重视。据有人说，刘听了陈云汇报后，安排人暗地了解高岗南下的言行。是真是假，无法核对。但是从毛泽东和罗瑞卿谈话中，披露出一点高岗的言谈情况。毛问罗：高岗南下休假讲些什么？罗说：还是老一套“枪杆子创造党”，“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要坚持私有制”。

刘少奇和高岗第一次谈话勾通索然后，他向毛泽东讲了对中央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的意见。刘少奇认为中央行政机关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形式，还是实行总理负责制，可以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总理由周恩来担任。党中央增设副主席，多设几个。他表示自己“已不适宜担任副主席职务”，朱总、恩来、高岗他们可以担任副主席。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他建议改变书记处的职能，书记处变为政治局下属的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办事机构，像秘书处一样，设总书记或秘书长。总书记或秘书长选一个年富力强、经验丰富而且办事果断的人来担任。

毛泽东问总书记谁来担任合适？刘少奇说：邓小平、高岗、彭真这些同志都能担任。

财经会议后，刘少奇思想有些紧张，看到毛泽东支持高岗，对他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打算寻找退路，准备交权，退出政治局。

刘少奇汇报完机构设想意见后，谈了他和高岗谈话的情况。毛泽东明知故问：你和高岗有些什么矛盾？刘少奇说，过去我对东北工作批评过，有些批评错了，向高岗同志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是，高岗并不满足。“高岗同志有能力，有魄力，能跟上主席的思想，在好几次会上我肯定过高岗同志的长处”。“自我在许多问题上犯了错误之后，发现高岗同志对我不满意且发展到仇恨的程度”。刘少奇主动表示，为了党的团结，我“退出政治局”或者让高岗排在他前头，让“高岗担任主席的助手”。他自己即使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决议办，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刘少奇讲的那些话，是王光美的主意。她对刘少奇说：应该搞一个“备忘录”，作为预防措施，到了关键的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你认准方向后果断行事。王还说：向主席主动让权给高岗，或者退出政治局，给高岗当副手，再不行，我们回家种田。

不过，正如毛泽东说的：“改也难”。在长征开始，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北上，走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后来又合作了，最终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走社会主义，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后来虽然合作了，最终也分道扬镳了。

高岗死后，刘少奇在某些方面并非“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决议办”的表态办事，照样和毛泽东的主张不合拍，直至暴发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龙虎相斗，两败俱伤，百姓遭殃。文革中对刘少奇的惩治过分反倒激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他和高岗一样，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搞成那样惨烈的结局。他们毕竟对革命做出了贡献。据有关资料说：1967年1月中旬，毛主席召见刘少奇同志，刘提出：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虽未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要求，让刘“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但是对刘的斗争并未缓和，王光美示意他吃安眠药，他不愿步高岗的后尘，他说：“不能自作结论。”他对毛主席还是抱希望的。他说：主席说过，罗长子(即罗瑞卿)要不跳楼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言外之音，似是高岗不自杀，问题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后来他坚定地说，有人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刘少奇还说过他违犯了毛泽东思想，不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说句公道话，高岗之所以不满刘少奇，根本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什么样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不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以此为核心伴随着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等方面的分歧。

无论毛泽东还是高岗，当年，从本意上看都没有打倒刘少奇的意图。毛泽东利用高岗“这股力量”，来牵制刘、周不太听话；高岗受了毛泽东“挪挪”位置，让搞“议会”的影响，移动刘少奇接班人位置，他旗帜明确：靠刘少奇掌舵他不放心，担心他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在当时多数人有这种担心，毛泽东不满刘少奇也是基于这点。历史不能假设的，实践这段历史过来的人，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刘少奇地位早“挪动可能避免文革的浩劫，对毛泽东、刘少奇都好，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好。”

刘少奇在白区工作多年，学得了能屈能伸，委曲求全的策略，又是政治斗争的老手，施展地下工作及对付敌人的手段，失去毛泽东支持的高岗，根本不是刘少奇的对手。高岗在根据地、军事上、经济上和实干中的确有两下子，连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在一些会议上讲过高岗的长处，比如说高岗有能力，有魄力，精明能干，有军队工作、地方工作、经济工作丰富的经验，到中央来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等等。刘少奇主动到高岗家两次谈心，当着高岗面赞扬能跟上主席思想。

经过财经会议对右倾思想错误的批判，薄一波等作了检查并免去了薄一波的职务。刘少奇向毛泽东当面承认了错误并表示：“退出政治局”或者把高岗排在他“前面”。毛泽东觉得右倾思想问题和脱离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达到了“力量制衡”的目的。

高岗在中央工作时间很短，对中央斗争千丝万缕的复杂性不十分了解，他自认为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背着毛泽东搞“税制”、建“党委”这么大的事也只给批评，并未给什么处分；一个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无视组织原则，竟敢“私自”提出党中央核心领导人和各要害部门领导人选的名单，也只给警告处分。他对刘少奇等封锁毛主席、节制中央、架空中央的做法感到愤慨。于是，产生了一个错觉，他认为给毛泽东出力，就不在乎会有什么大的后果，所以把不住自己的嘴巴，导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恶果。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形势判断错误，忽视了毛泽东在人事上的“对立统一”的法则，他要和刘少奇较量，已经“骑虎难下”，吃了秤锤铁了心，打掉圈圈，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协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高岗自不量力，凸现出刚愎、幼稚的表现，抓枪杆子、搞经济还行，玩政治手腕，他和白区工作过的刘少奇交锋，无异于飞蛾扑火。

高岗离京南下前和饶濑石谈过一次话，他对安子文1952年冬去东北批评东北人事工作有意见。他说安子文批评东北局对干部“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质量”，“喜欢知识分子”，“歧视妇女干部”，“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历史存在问题，没有经过审查”。他认为安子文是挑东北的毛病，给东北摸黑，就是给中国革命基地摸黑，陕北、东北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基地。将来要载入史册的，谁也改变不了。“这话现在用不着我说，将来的历史学家会这样写的”。他说：白区党、地下党现在抱成一团，安子文的头是刘少奇，搞地下工作起家的。他们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在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只靠华北的经验来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七大”以来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实践证明他不成熟，他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主席对刘少奇等越来越不重视，已经动手削弱他们的权力。

秋高气爽的10月3日，依毛泽东的嘱托调查研究看望林彪，高岗动身去南方休假，他带着两位秘书和女儿，说明他主要是休假。他刚到北京火车站快车开时，

公安部长罗瑞卿急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昨天病了，跌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并说以后要注意主席的健康，劝他多休息。高岗一听毛主席患病晕倒很吃惊，便说主席病了，我就不去休假了。罗说，你还是去吧，如果病情不好，要你回来，我给济南车站打电话，你们到济南站查问。

罗瑞卿这一神秘举动，是真心实意给高岗通气，还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不得而知，从此前高、罗的关系看，应该是真心实意的。

高岗心情沉重的上了火车，一到济南就查问北京来没来电话？站长说没有来电话，高岗稍微安心。他到南京已将近半夜，一进招待所就给罗瑞卿打电话联系，盘问毛主席的病情，得知毛主席的病情稳定。到上海继续联系，病情好转，他才放下了心。

罗瑞卿原来是崇敬高岗的，高岗对罗瑞卿是信任的。高岗对毛主席的患病确实是十分关心和焦急，他深知毛泽东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更没好果子吃。并不是有人在批评高岗时说，听到毛泽东患病“幸灾乐祸”，“以为时机到了”，“急于想乘机夺权”，云云。

高岗在上海期间参观了黄浦江(即外滩)、城隍庙等景点，他在会见江渭清、陈毅等省、市领导时，主要谈了粮棉统购统销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因为1953年就全国来说，农业形势不好，欠收已成定局，高岗南下时只拿中央提出粮棉实行统购统销文件，初稿是他和陈云共同商量提出的，鉴于新税制的问题，未征求意见，惹恼了毛泽东的教训，所以，他去过的地方都认真听取了省、市领导的意见并要求贯彻执行。他在东北于1950年就开始实行了粮食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政策，在稳定粮价，保障供应发挥了作用，也取得了经验。

他从上海到杭州，受到省、市领导的欢迎，在杭州被安排到江南林园的刘庄下榻。刘庄位于西湖畔边的夕阳山下，掩映在绿树丛中，古柏参天，流泉淙淙。它的建筑很别致，集古今江南建筑之大成，有重搪翼角土木结构的古老民族建筑群体，也有现代钢筋水泥结构的楼群，把观赏与使用恰当地融为一体。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常住这里。他和省委书记谭启龙交谈了53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和54年工作设想，在省公安厅王芳等领导的陪同下，游览了林园建筑。同时，和北京联系了解毛泽东的病况。他对秘书说：你们要注意，接到毛主席病急消息，我们要立即返回北京。我离开北京，毛主席休息也不放心，他要靠我搞经济工作，他才不喜欢那个“恶霸”。

中组部内部斗争序幕在财经会议后期就揭开。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休息时交谈中提到安子文“用人不当，敌我不分”的问题，对某某使用不妥等。财经会议期间，陈正人对饶漱石(他俩都是江西人)说，安子文有好几天未参加会议，实际是躲会，并说安用人不当，计委委员都怀疑组织部工作不加改进，能不能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等问题。饶漱石对安子文更加不满，在组织部部务会上对安进行批评，以促安在财经会上表态并揭发薄一波等右倾错误。

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继续在中组部内组织批安子文，抓住某些错误为由，企图追查出“两组名单”的主谋者。饶漱石竟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调任中组部副部长未到任)为核心。安子文当时有点招架不住，已觉察到自己将要步薄一波的后尘，遂即向刘少奇报告说：在财经会上就想斗他，现在要把他赶出中组部，组织部将变成饶漱石的一统天下。刘少奇听了安子文的所谓“小报告”，立即召见饶漱石，指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错误的，他已向中央承认了错误，也受到了批评和处分。这个问题，再不要抓住不放。“一个人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不要学王明、博古，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一棍子把人打死。安子文多次检讨过不了关，不能像财经会议整薄一波那样整安子文。”饶漱石反驳说：“我没有一棍子打死安子文，他还不是很活跃吗？”“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是毛主席提出‘展开桌面上’斗争的……”刘少奇说，最近一阵子，自由主义泛滥，小道消息盛行，说什么财经会议斗了薄一波，会后要斗安子文，说什么我有圈圈，恩来有摊摊，你散布过没有？他最后说，要先搞好团结，消除紧张气氛，抓紧组织工作会议的筹备。饶漱石认为刘少奇不支持他，而支持安子文，致使他和安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问题不在安，而在刘少奇。

1953年9月中旬，中央召开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朱德、饶漱石等和六大区组织部长为成员。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和各省市区组织部长参加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开始后，会议讨论安子文代表中组部所做的工作报告时，抓住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安子文为靶子进行批判。如发展党员“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干部调配“用人不当”，“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中央组织部工作中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组织部有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抓住安子文私自提出“两组名单”和向刘少奇打“小报告”等问题，认为安子文等人在组织部搞“圈圈”，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有的组织部长发言时，直接点安子文的名字，影射批评刘少奇的错误。如有的发言说：“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是“错误的、反动的”等言论，这些话正是刘少奇和安子文谈话时讲的，并不是安子文讲的。有的说：安子文右倾，组织部领导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对于党员规定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实际是刘少奇在第一次组织工会上讲的)，完全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曾规定六种人非经党中央批准不能接收为党员，“就没有资本家、富农和其他剥削分子，为什么对资本家、富农这么爱，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这也是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说的。有的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不是立场站错了，屁股坐歪了？”安子文同志甚至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简直吃了豹子胆，建党以来闻所未闻”。这么大的事，不经党中央，不经毛主席，居然大笔一挥，谁能进政治局，谁不能进，他一个人拿出方案，在一个圈圈里封官许愿，不是圈圈里的便排挤。这是什么性质的？“是不是有人授意？这是一种反党行为，这是企图篡党夺权，值得清查”。有人竟公开说：“党权、政权、财权不在毛主席手里”。

在此前，安志文来到东交民巷，掉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哥哥怎么敢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刘少奇让他拟的名单。”证实了高岗认为两组名单背后刘少奇是有根据的。

组工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检查过去工作缺点和错误，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适应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肯定成绩，纠正错误，继续前进。但是，纠缠已经作了结论的事情，把大方向有些扭偏。会议变的紧张起来。特别是张秀山发言时特意声明，他的发言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叫讲的。

现在把张秀山发言的过程和主要内容介绍一下。张秀山是参加中央粮食会时被拉去参加组工会议发言的。在组织工作会议筹备时，安子文副部长几次打电话给他，征求他对中央组织工作意见，他没有答应，他说郭峰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代表东北局讲一下。组工会开始后，安子文又给张秀山打电话说：毛主席指示，这次会议要检查过去组织工作，一定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你在西北、东北长期搞组织工作，这次对组织工作一定提出意见。他听说毛主席叫大区提意见，因安子文向他个人征求意见，遂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提八条意见，当时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去北京，张明远(东北第三副书记)，何凯丰(宣传部长)看过后，他将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给高岗看一下，再转安子文。高岗看信后让王鹤寿、郭峰向张转达他的意见：“所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不要提了。”所以，信未转安子文。就在此期间，中央通知张秀山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紧急会议(即布置粮棉统购统销)，他动身前又接到中央电报通知，要他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开始，他在开粮食会议期间，专门去找安子文讲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向饶漱石说了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已经给安部长讲了，粮食会议结束，要回去布置粮食工作，就不在组织工作会上发言了，饶漱石也同意了。刘少奇在组工会领导小组会上提出要张秀山大会上发言，饶漱石说：张秀山已同他和安部长谈过了，不准备在会上讲了，他的意见已向安部长讲了。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说，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会上讲一讲有好处。饶说：秀山是来开粮食会的，他要赶回去布置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刘说，不要紧，他讲一小时就可以，不会误什么。饶漱石托郭峰将刘少奇的意见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10月13日晚粮食会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对粮食工作作了指示。会后，毛主席问张秀山：听说要你在组织工作会上发言，你准备讲些什么？他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已跟安子文讲过的五点意见(原信上的八条归纳为五条)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没提出不同意见。他问毛主席：这些意见可不可在组织工作会上去讲？毛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一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14日上午，张秀山给刘少奇打电话约谈，秘书说刘休息，没谈成。下午开会前，张见到刘少奇，他对刘说：毛主席让我的发言内容先给你汇报一下，上午联系时秘书说你休息了，是不是把我的发言后推一下。刘说：“就先讲吧。”

张秀山按向毛泽东汇报的意见在会上作了发言。张讲完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在会上讲得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在场的安子文说，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张秀山讲完了意见遂即回东北。

张秀山说：安子文、刘少奇要他对组织工作提意见，他将个人意见向安子文讲了。主要内容给毛主席也汇报了，都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他提的意见，刘少奇、安子文在组工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高饶出事后把这个发言被定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罪行的证据。实际是他们预谋设置的整人圈套。高岗和他一样，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毛主席指定要他发言，对讲稿作了修改，结果也成反党的罪行。邓小平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会议上、公开什么也不说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和高岗在财经、组工会上说了，结果被定为“这边一枪，那边一炮”反党的证据和罪行。

张秀山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他首先肯定了组织工作的成绩，接着，讲了五点意见。

一，1950年前后，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政治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那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说是错误的。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1950年1月，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是带队的)，在北京集中时期，安子文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党员“要雇人应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时讲：“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和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的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都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调配，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这样的调动，在新解放区是困难的，但在老解放区则应该有更多一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部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使用的坏分子都要中央组织部负责，也并不是说所有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给以一定的适当的工作的。但是，这种人和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骨干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的。

这些人也不可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为民主人士代表一定的阶级和党派，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党困难的时期，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支持过党。而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过反共活动的人，则有不少是投机的、钻空子的、吹牛拍马的。对这些问题，是否中央组织部一点地也未注意见呢？不是的。在整党中，也提出了清除八类坏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层，而没有注意在高级机关中审查八类坏分子。如果中央机关有八类坏分子的人存在，则危害性当然比下面有这些坏分子就更大。

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的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纯洁性、严肃性。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安予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对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有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去年夏天我来中央开会，安子文同志同我谈中央建立哪些机构，由哪些同志担任工作的方案。我觉得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了，国际情况变化了，国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增长了，质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风时，大家对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们能成为很好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斗争中，证明了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这些重大的新生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没有了解或者没有正确了解。我不是说某些同志在财经问题上的一切大小错误，在财经会议之前，安子文同志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发生已久的事情(财经会后)则应该知道。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总之，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够明确的，存在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饶漱石对张秀山、郭峰、赖可可(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等人发言很赞赏，他认为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象财经会议上乱扣大帽子。这样一来，会议气氛更加紧张，火药味更浓，要求发言的争先恐后。

饶漱石认为安子文是组织部内部搞圈圈的头，是刘少奇山头的人，“政治上不强，思想作风不正”，办事不放心，组织上不信任。

安子文是陕西省子洲县人(原绥德县)。他和高岗老家不到百里路。早期参加革命活动，后被国民党抓进监牢。1936秋，中央根据北方局刘少奇的建议，同意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安子文等先后从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院(反省院关押轻犯，重犯投入监狱)放出来。《新华日报》上登载的徐子文(即安子文)“启事”里说：“子文前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产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在受其煽惑，特此登报申明。”(据听说是国民党编制的“启事”，他们只签了名字)。

安子文出牢后不久任北方局秘书长，后任太岳区党委书记等职。“七大”刘少奇升迁为中央第二把手，中央组织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调安子文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947年春中央撤出延安，刘少奇到华北任中央工委书记，带安去任秘书长，建国后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家人事部长。高岗认为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刘少奇的提携，不可能越级当上中组部党务副部长、人事部长的，掌握党和国家人事大权。高岗的观点未毕没有道理，安子文以副部长主持中组织部工作多年，直到1956年“八大”当了中央委员才任命为正部长。中共成立以来，中组部长都是中央委员以上职务的人担任，多是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担任，从未有类似安子文这样的先例。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虽然不象财经会议那样激烈，但火药味仍很浓。在当时的形势下，斗争气氛不浓，好像会议就没开好。会议对中组部几年来的工作提出许多批评意见，矛头指向安子文，特别是与会者获知安子文私拟“两组名单”的问题后，群情激愤，批评日趋尖锐，强烈要求安交待两组名单授意者和意图。刘少奇分管组织又是会议的领导者，也无法控制。不爱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刘少奇，就饶漱石“泄露名单”问题(其实在此前高层中甚传、议论，不一定是饶捅出的)，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无法按议程进行。毛泽东听到扩散“名单”的事很恼火，让会停下来，开领导小组会，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饶、安的矛盾。毛泽东抱着刚病愈弱体，召见饶漱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加，这是高规格集体给饶漱石谈话。

毛泽东极严厉地批评饶漱石“新官上任，刚来即斗”。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做过大区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才到组织部几个月，就对一个“吏部上书”进行斗争，为什么不给中央打招呼。安子文私拟中央机关领导人的调整名单是错误的，应该受处分。扩散这个名单，到处制造事端“更是错误的”。你饶漱石说薄一波、安子文犯了“路线错误”，他们有“圈圈”，你饶漱石有没有圈圈啊？他还指出：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本来是正确的，但不等于你们说甚么话都对，人家所说过的和做过的都错了。高岗同志和你还有一些人，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纲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同志，“也不能成立”。对薄一波的批评也好，还是对少奇同志批评也好，都要注意“实事求是”。这就是说，对他们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我历来反对那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

毛泽东针对所谓“圈圈”问题说：大革命时期中心在南方，许多党的创始人都在南方。后来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在那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出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造成中高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这是历史形成的。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有人抓住这种状况做文章，随便给人划圈圈，别有用心。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高级干部，中级干部，都不要搞“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灭山头”，要搞五湖四海……

事实上，组织人事工作长期掌握在一个山头的人手里是不合适的，否则，自然垒成宗派主义的山头体系。毛泽东所批评指出的“山头”、“圈圈”对饶漱石、刘少奇、高岗等人都有针对性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多次讲到“山头主义是坏事”。

饶漱石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斗争安子文，实质上与少奇同志的右倾错误有联系的。这就等于直接点了刘少奇的名。刘少奇说，我们毕竟共事多年，还是有感情的，希望你不要继续坚持错误。饶漱石说正因为我们共事多年才知道你的为人，一贯对同志采取两面三刀的手法，善于搞圈圈。在新四军你没有指挥过一个像样的战斗，现在把手伸得老长摘桃子。刘少奇气得双眼冒火，厉声说：你这是拒绝帮助，同志们的忍耐是有限的！饶漱石眼睛一瞪说：我不需要你忍耐，自古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还是杀了我吧。

毛泽东站起来说，这种状态怎能谈得下去呢，好了，不谈了。

这就是陈毅在四中全会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的，饶漱石顶碰刘少奇、毛泽东的“罪状”。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令组工会停下来，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领导干部之间的问题。刘少奇主持领导小组会议，朱德、胡乔木、习仲勋、李富春、邓小平、铁英、饶漱石、安子文和六大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参加，刘少奇、邓小平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上饶漱石、安子文互相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指出饶漱石、安子文闹不团结的错误。

接着，组工会议转入按原定四项议程进行。10月22日举行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刘、饶、安分别讲了话。毛泽东对三人的讲话稿进行审阅，并对刘少奇、饶漱石的讲话稿作了修改和批语。并指示中央办公厅将《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六条印发会议学习三天。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对合作化，对待资产阶级和富农党员等错误作了自我检讨。

高岗到杭州休假时专门去看望林彪并送礼物。他俩在来往中密谈了中央内部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及其最近到处找人谈话，迫不及待抓权。他们老生常谈议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后裁减军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支持彭真在东北搞“锦西会战，企图冒险取胜”，土改中搞“左”倾，建国后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反对农业合作，脱离总路线，他忽左忽右，一贯如此，主要是右，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对政策掌握不稳。他只有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队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他在人事上拉山头，搞圈圈，中央的人事、政法、财政等要害部门的领导，安子文、薄一波和彭真等原北方局的人掌握，他们思想一致，感情亲近，组织一条线。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创造的。党史上的是非没有搞清楚，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提法不对，我们的党是个整体，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历史决议》要修改。

高岗说，刘少奇拿了几天枪？天下是依靠根据地，用枪杆子打下来的，他一直在白区工作。白区工作搞游行集会，散传单，贴标语，这些能打垮日寇，打倒蒋家王朝吗？没有武装战争，能取得中国的胜利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正如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里说的：“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他说：从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干部是党的干部主体。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圈圈里的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都是原北方局的。现在党和国家机关权力掌握在搞白区人的手里。党和国家机关应当“彻底改组”。“正如彭总讲的：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朱总也是这个看法，刘少奇搞小圈圈，我们就搞井冈山的大圈圈。”毛主席不重视刘少奇了，而重视拿过枪的人了，重视根据地的人，现在还有谁？东北的情况你知道，创造出的经验是一贯的，都是先进的，正确的。

林彪认为高岗讲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有道理的，符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建国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党政主要领导都是军职人员或者曾经担任军队领导多年的人担任。他说，毛主席在1949年春说，我们南下随军五万三千干部，对于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方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毛主席还说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南下没有军队充当地方干部，政权机关难以建立和维持。

高岗谈到毛主席提出党和国家机构要改革，国家行政机构想采取苏联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设副主席或总书记，主席想退居二线。斯大林逝世对主席刺激很大，他看到马林科夫掌权后撑架不起来。这都是因为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让马掌权和在实践中锻炼，没有领导经验，接班后很吃力，对军队工作又不熟悉，每次开会就是敬酒。毛主席很英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如果按毛主席的设想，中央的人事要有大的变动。主席考虑准备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像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想叫刘少奇搞议会(即人大)；政务院和计委合并为部长会议，主席对恩来不满意，我建议部长会议由你来搞合适。你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是合情合理的。

林彪对高岗就形势分析表示完全同意。他对高岗政治敏捷，思想活跃，胆略过人很钦佩。1945年冬提出让出大城市，创造铁路两侧和乡村根据地，1946年强调主力撤出四平，1947年夏季攻势，1948年南下锦州关门打狗，都是高岗首先提出，认为高岗在思想认识上常常居领先地位，在实践行动上走在前列。于是他表示支持高岗的意见，他说武装夺取的国家政权，四梁八柱把他们的人安的满满的，“应当改组，我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要拉下来，周恩来可以当个闲差(即政协)。“我的事，就不要提了。我身体不好，不必掌什么实权，要误事的”。当然，身体不好，还不是当年拼命的，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我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过要取得主席的支持，他要是不支持，“没有希望”。高岗接着讲了意见：不要设总书记了，就多设几个副主席，林总你也上，我也上。林说：“我的事就不要提。”你完全可以作为根据地党的代表上去，多设副主席你是副主席，设总书记你就是总书记。你身体好，富年力强。只要你能上去，有个代表就行了。不要争这些个人的东西，我们可不争什么个人的权力啊！你的熟人不少吗？最近的这些情况，你可以同他们聊聊，“多一张嘴，多一份力量，不过也应当心点，事情很复杂，人更复杂。”他们互相吹捧，高说林彪是“常胜将军”，可以担负重任；林说高岗是“党内了不起的人物。”

他俩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如何组织“八大”的军队代表团交谈了意见，对毛泽东认为“突出”来的人物有肖华、陶铸、向明、陈正人等增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意向进行交换了看法，还谈了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任中组部副部长、建委副主任，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问题。因为陈正人、陶铸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是两员干将，和林、高关系也很好。

不久，时任建筑工程部长、党组书记的陈正人来到杭州，向高岗谈了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情况，说张秀山在会上发言中，直接影射刘的右倾错误。

陈正人1928年带游击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西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45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吉林省委书记。1949年南下任江西省委书记，后任建工部长。

他和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延安时期和后来东北解放战争中，高岗主持总部政治工作时，相互配合默契。陈到杭州不仅通报了组工会议中的情况，还谈论了中央内部情况。此时赵德尊、马洪也到南方休息，从上海来到杭州旅游。他们几个边喝酒边谈议了刘少奇的问题。陈正人对刘少奇1936年前的情况了解一些，所以，他讲的最多。他说：刘少奇看见毛主席的身体不好，迫不及待的抓权，提出要“设总书记”。他们还议论了中央两条路线斗争，军队干部是主体，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长期跟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跑，反对过毛主席，延安整风中作过检查，对毛主席没有什么感情。进城后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想搞资本主义，以及苏区党和白区党的问题。他们认为以1935年前为界线，江西和陕北划为苏区根据地，华北为白区；若干历史《决议》里说白区正确路线代表是刘少奇不对，难道毛主席就不能代表白区吗？还谈议了长征红军和中央到陕北的情况。陈正人说，陕北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新胜利的出发点。高主席有经济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和东北的政绩。在东北林彪主要打仗，东北局、总部具体工作由高主持。毛泽东说过，过去打仗林比高强，现在搞经济建设林不如高，排名为高岗、林彪。高说：刘少奇不支持陶铸在广西工作，因陶曾在国民党监牢关过，经过延安整风审干中作了结论，后又派人调查，找毛病。刘不支持陈正人任建委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正如彭德怀说：中国革命“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刘少奇一个圈圈，周恩来一个摊摊，咱们就搞井冈山的大圈圈。”你从井冈山出来，又在陕北工作多年，怎么能排挤你呢？井冈山的同志还有几个？你可以进中委。

陈正人多次到高岗处，边喝酒，边谈议刘少奇，一唱一和，带有挑拨是非，跟随高的两位秘书很反感。

在揭批高岗问题时将他们喝酒、议论定为“八人黑会”，陈正人为保全自己，把他讲的一些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都推在高岗身上，仍未幸免，最终也被打人“高饶反党联盟”里边。

林彪在杭州由叶群陪伴。叶群是林彪的第三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是米脂县的姑娘张梅。林彪长征到陕北不久即1937年4、5月与张梅结婚。林彪在山西被误伤后，和张梅一起于1938年夏从延安出发经兰州到苏联治伤。林、张去苏前，高岗请他们一块吃饭饯行。林彪一贯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不愿出头。正如他与苏联将领交谈中的一段对话：苏一将领问林彪：“你喝酒不？”“不喝。”“跳舞不？”“不跳。”“赌钱不？”“不赌”。“玩女人不？”“不玩。”苏将军说：“那你活一回人，有什么意思。”这段对话，体现了林彪的性格。张梅长得漂亮，出生在貂婵故乡，是陕北“一枝花”，性格外向，虽是农村姑娘，文化程度低，从小下地劳动，却聪明伶俐，爱好活动。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世界出名后，苏联对林彪敬重，有关宴会等活动，邀请林彪夫妇参加，林不愿去，张梅积极要去且常去参加，林彪很不高兴并经常争吵。时间久了，两人关系由疏远到隔阂、脱离。1942年，林彪回国，张梅要留在苏联学习，自此两人分手，办没办离婚手续不清楚。徐介藩是黄埔学生，他懂经济、文学、外文。林彪到苏联养病就是徐介藩联系办理的手续，林到苏联治病，徐常来玩，还带张梅出去参加苏方举办的活动，有人说张与徐比较亲妮，后来，张知道林彪与叶群结婚，张、徐在苏联结婚。1948年徐介藩和张梅一起回国，分配到东北外事处工作，叶群对此很不满，没办法。1949年刘少奇、高岗访问苏联时，徐任经济翻译，参与十二个月易货协议谈判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抓住徐在苏联内务部、联络部工作过的历史，被打成“苏修特务”，张梅也被株连打成“苏修特务”， 他俩被关押多年，受尽酷刑。1979年总政才做出结论并予以平反。

曾在哈尔滨时期，林彪多在双城总部和前线指挥打仗，叶群住哈尔滨，高岗以关照林夫人为名，和叶群来往较多。高岗还为调走孙维世对叶群帮过忙。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长的一表人才，四十年代在苏联学习时，林彪和张梅关系疏远后，曾与孙谈过恋爱未成。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和长相挺好，又有文化，小巧玲珑的叶群结婚。林、叶结婚时，高岗请林彪夫妇吃饭并赠送礼物。1948年孙维世在苏联学习完回国到东北，罗荣桓不知道林彪与孙有过恋爱的情况，根据东北很需要懂俄文的人材，便电请示中央，留孙维世在东北工作，中央同意东北局安排工作遂分配到总部。叶群知道后大为吃醋，她以为留孙维世总部工作是林彪的点子，便假借罗荣桓的名义向中央发电报，不同意孙维世在东北安排工作。中央连收到罗荣桓互相矛盾的两份电报，即来电询问缘由。东北局由高岗负责调查此事，叶群知道林彪的脾气，怕的要命。叶群对高岗说明了原因，并跪在高岗面前求告高岗解危。

高岗在杭州时，教育部工作组到杭州、上海检查工作，李力群是工作组成员，她到杭州刘庄看望高岗时，高林正在室内交谈，由叶群陪她在等候时拉谈，叶群说他们谈“政治问题”，咱们这些人一生命运托付于他们身上了。

高岗回京后，林彪又托李力群给高岗带一封密封信，并嘱“亲自交高主席”。信的内容直到1962年揭批“翻案风”中，把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联系起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此时林彪和李力群谈话时披露了一点情况，真假很难断定。

林彪让叶群将李力群接到毛家湾，首先盘问了高岗是怎么死的？搞管教的是那些人？高岗死后谁看过她和孩子？有什么人找李谈过什么？等等。李力群回答了林彪的提问后，林彪接着说：高岗有能力，能干，有农村根据地经验，懂得军事工作，在东北没有他后方支持，打土匪，搞土改，领导支援前线，前方就不能打胜仗。他还说，毛主席一直器重他，谁也没想到他会死。他在杭州时，陈云来杭州找他了解高岗在杭州休息时向他讲些什么？他对陈云说，高在东北是有功的，也说了一些高岗对刘少奇的意见。他听高岗说毛主席对他讲过，“少奇对主席帮助不大”的话。林彪说：听说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有些同志胡说，刘亚楼说高岗“里通外国”、“高与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与会同志听后都笑了”。尤其是陈云在会上讲的有些“不是事实，有些话他对我和高岗都说过，不能都说成是高岗讲的”。听说陈正人也在会上瞎说，其实陈正人对刘少奇的“意见最多”。在这种形势下，对高岗压力很大。他死的“可惜！可惜！有些事他应给主席讲清楚，主席只听了另一方面同志的意见”。

林彪最后说，在杭州你给高捎的那封信，主要是劝“高岗不要搞活动了”。他说谁再问高岗的什么情况，你得小心谨慎。林彪谈话完后，叶群送李力群回家的车上说：高岗上当了，让别人当枪使了。陈云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一看苗头不对就缩回去了。高岗在毛主席、林总跟前常夸陈云会出点子……

现在，继续介绍高岗南下休假情况。高岗在广州期间和两广的主要领导人叶剑英、谭政、陶铸等交谈了粮棉购销意见，了解了1953年各项计划完成情况和54年发展计划的打算。他和谭政、陶铸等交谈时议论了中央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的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老调，以及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的错误。陶铸说：毛主席说过：现在是经济建设时期，搞经济建设要“借重高岗”，高岗在东北搞得出色，“中央很多决策，是靠东北提供的经验。”

高岗在广东期间，还到海南岛游玩，在一块刻有“天崖海角”的大石头前和女儿一块拍照。

之后到长沙、武汉短住，到韶山冲瞻仰毛泽东故居。这是高岗第一次去韶山冲的，看后对他深有感触，引起了抚今忆昔的深思。还参观了武昌辛亥革命故址、毛泽东办的农讲所的旧址、孙中山的旧居和武汉东湖。

高岗南下游转后，于11月初回到北京。据随从秘书说，高岗南下主要是休假旅游，带着女儿游山玩景。1953年全国农业欠收，他对此很关注，和有关领导交谈时着重谈粮食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今后打算。

此时的北方气候已变，北京天气开始寒冷。高岗一回到北京，安志文来到东交民巷高岗家，谈了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薄的发言和组工会上张秀山、郭峰等的发言有不同反响情况。高岗说他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主席修改过，主席问他：薄一波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我当时回答：“是党内问题。”张秀山、郭峰在会议上发言我不在北京，不知道。

但是，高岗听了安志文的反映引起注意，因为毛主席在组工会议期间讲到高岗对“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爆炸事件”批薄一波“不能成立”的话。之后，他听了饶漱石谈了组工会议情况和自己受批评等，高岗遂与毛主席电话联系同意后，高岗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主席销假并问候和汇报南下休假和看望林彪的情况。高岗讲了和上海、浙江和两广等地领导了解粮食生产、年度计划执行及明年经济建设打算情况和执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问题。他说在交谈时也谈到刘少奇主张长期“确保私有制”是不会坚持的，要求大家不要受他的影响，他那些观点和毛主席观点是相悖的。他说，主席刚病后，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毛泽东接着说，谭震林、罗瑞卿等给他写信，劝他休息，不要多管事。休息有两种：一种是下台休息，就是放手让你们干；一种是我不要劳累，握紧手中权力，为人民多干几年，你说的休息是那一种？

高岗说当然是“后一种”。他接着说：饶漱石同志心情很不好，同志们包括中央，对他有很多误会，误解，他要我向你解释一下。毛泽东说：饶漱石刚到组织部不久，就斗争原来的领导，说他们有圈圈，对一个“吏部尚书”，不向中央打招呼就斗争。他要高岗也可以对组织部作点调查研究，得罪人多不太好，要闹团结，不要闹分裂。

真是倒运曹操遇蒋干。其间，毛泽东和有名的山东大汉向明(时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谈话时，向明酒后吐真言：从现在中央同志看来，高岗同志是忠于主席的。

从多年实践证明，高岗同志紧跟着你，处处按照你的指示办事，维护你在全党的祟高威望，协助你带领全党搞社会主义，我看他是你最好的一线代表。

毛泽东听后批评了向明，向明遂向毛泽东承认了错误。向明替高岗说了几句好话，也是酒后讲的，并未逃脱厄运，既帮了高岗的倒忙，也遭到了“祸从口出”的劫难，被打人“高饶集团”里边，后又被定为“向明反党集团”，拉进饶、潘、杨“集团”，株连了大批干部。

早在1953年春新税法出台时，山东分局向明等几人向毛主席反映因新税法引起抢购、涨价风波的情况，这本来是下级给上级反映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有人蓄意制造了“以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硬给向明扣上“给高、饶提供石头打中央”的罪名，致山东分局和青岛市基本全军覆没，株连百余名中高级领导和千余名干部，甚至有的死于非命。那么，北京、上海市领导也反映过税制问题就没错吗？就不是给高、饶提供石头吗？这说明当时民主空气多么糟糕，整人手段何其毒辣，不讲民主，不得批评，不讲事实，捏造理由，借机打击报复。一不“训服”，就罗织罪名，“动不动给人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帽子，动不动随心所欲定成某某“集团”打下去而后快，株连迫害的人知多少？

1953年11月底到12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前，毛泽东决定让“高岗参加修改”彭德怀在扩大会议上报告稿。期间，彭德怀到高岗处催要报告稿时，他俩边商量修改意见，边谈论军队创造根据地、创造政权等问题。彭德怀很佩服高岗思想敏捷，政治性强，决断明快，办事果敢。他对周恩来有意见，说周恩来过去犯过路线错误。在南方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是中央军委书记，和博古、李德三人为指挥团，反对过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同志，使反“围剿”失败，离瑞金时近8万人到遵义只剩下不足三万人，他有一定的责任，在遵义会议上和博古一起做过检讨。延安整风时也做过检讨，这几年他当总理，财经搞的乱七八糟。他这个人不宜担任总理。总理应有根据地经验，又指挥得了军队，会管经济的人担任。

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首先特意介绍说，这个报告是经过高主席修改过的。因为军队高级干部都知道高岗思想活泼，政治性强，文章也写得好，中央和毛泽东倍加赏识，并多次批转高岗的文章。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已转变，高岗、彭总还蒙在鼓里。

彭德怀是个典型的戎马一生的军人，也是敢于向毛泽东直言诤谏的人之一。他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揭发薄一波历史的材料，杨尚昆将材料先交刘少奇，并对刘说：高岗到处和一些大区的同志谈话，甚至把手伸进军队里。听说他准备让军队的一些同志向主席写材料，揭发薄一波等同志的历史问题，有的同志也确实写了，对薄的出狱问题有看法。

刘少奇看材料后说：“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高岗”。他托杨尚昆给毛泽东捎话：“我随时准备交权，愿意到一个省或地区当书记”。

彭德怀是个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刘少奇清楚彭德怀曾经几次与毛泽东观点相佐的历史。毛泽东也说过：有人说彭是魏延，“有反骨”，即使他是“魏延也得用他，他一天不反党就得用他一天。如果只用无缺点的人，我们党内没有几个。……”

事实上，要翻历史老帐，有些高干干净的不多，有哥老会成员、土匪头子、国民党的官员、军官、自首出狱的，搞两面政权的，起义归来的等等，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原都是国民党的军官，连毛泽东也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在“七大”会上说：无论在军事、政治、党务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

彭德怀径直到丰泽园向毛泽东谈了他和高岗的意见，他说我是个军人，心里有话就直说，中国的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新中国是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还在国外打美国侵略者。我们的党和政权是靠枪杆子建立起来的，这些流血流汗的功臣应占居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权。他还夸奖高岗有根据地、军队和经济建设经验，有党政军工作才能，政治性强，经过艰苦环境等。

毛泽东听后说：“难道高岗同志就没有缺点吗？”

彭德怀说刘少奇长期做白区地下党的工作，进城后把工作重点还放在资本家身上，鼓励资本家剥削有功，为有利于资本主义推行制度，难怪工人阶级发牢骚说：“解放前我们受资本家剥削，解放后还要让资本家来骑在我们头上，这样下去等于我们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解放……”我建议少奇搞城市工作，恩来搞统战工作(即政协)，政务院总理可以参考苏联方法让几位老同志轮流当，以便增长他们的才干，长期固定在一人身上，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轮流值班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可以发挥各人的创造性。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你对少奇、恩来有意见可以当面谈一谈，消除矛盾，增强团结。

彭德怀是粗中有细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批评，摸清了毛泽东态度的底子，情知毛泽东的主观性格，他按毛的要求遂找刘、周当面讲了对他们不满的意见。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刘少奇没什么表示。高岗也向毛泽东谈了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听的很不耐烦，他说把你的主张讲出来？高岗说，少奇应该挪挪位置，“靠他掌舵不放心”。当提到写“反共启事”的问题时，被毛泽东制止说，你又在背后议论人，我给你讲过有话在桌面上讲，在会议上讲，不要背后讲。

毛泽东认为财经、组织会议对右倾错误的批判，刘少奇等承认了缺点错误，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已经解决，薄一波财政部长被撤销，互相牵制的目的基本达到，心情愉快，应该停止争论，需要增强团结，集中精力，贯彻总路线精神，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思想意识逐步深化、坚定。这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休战原则”，即斗争一段要适可而止，主张讲团结。从组织工作会议制止饶漱石的斗争劲和修改刘少奇、饶漱石在组工会上的讲话稿中，已经凸现出来。如在刘少奇的讲稿中特意加了一段：“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相信同志们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在饶漱石的讲话稿中也加了一段相近类似的话。

高岗却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转移的这一点。他自以为毛泽东向来要做的事，不会轻意改变的习惯，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不便开口、动手挪刘少奇的地位，他自己那样搞正是毛泽东想搞而不好出头搞的，把事情办好是最好的汇报，沿用了他过去在战争时期和东北期间“先斩后奏”的做法，还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毛泽东仍以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嘱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当面互相谈心消除隔阂，增强团结”，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高岗没有依毛泽东的交待做，并当着毛主席的面说：“我跟他谈？”刚愎自用的高岗，一脸悻愠地转身走了，表现出他刚愎、幼稚、骄傲的方面。

高岗没有像彭德怀那样，按毛泽东交待主动找刘少奇谈，刘少奇第二次屈驾并约陈云一起主动找高岗谈。刘少奇仍主动承认错误，并很有分寸地作了自我批评。高岗仍无诚意谈，却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批评。他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正是他曾和陈云一起议论过的问题，恰好他尊崇的“圣人”陈云在场。

高岗说我们之间的分歧和意见，是路线之争，道路之争，方向之争，正确与错误之争。1949年我们在东北肃清了土匪，完成了土改后，恢复工农业生产，让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你到天津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功劳越大。你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50年东北限制富农经济，原则上不允许党员发展成为富农搞剥削，你在北京批评说：现在提限制富农剥削过早，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东北搞农业集体化试点，创办示范农场，把互助组再提高一步。你在北京找人谈话，作报告、发简报，批评东北局搞集体化是左倾盲动主义，左派幼稚病，在个体基础上建立合作社是危险的、反动的，东北局犯了方向性错误。你还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合作化的方针，恰好被毛主席发现，肯定了山西的做法，你才收回讲话、文件；1952年，按毛主席的部署，加快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发展工业的步伐，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你提出保护私有工商业者积极性，确保私有财产，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至少20年不变；五年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你主张农轻重的比重，还有工会问题。这些，党内多数同志不同意，工人、农民不同意，多数中高级干部不能接受，共产党执政后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等资本主义基础雄厚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困难了。这些，是跟毛主席的根本分歧、跟党的多数同志分歧，不是什么意气之争，也不是一些人说的权力之争。

高岗也作了自我批评，思想作风上，有骄傲自满情绪，脾气又不好，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意见的毛病，工作上有急躁情绪和缺点错误等。

刘少奇、陈云来和高岗谈心，又一次不欢而散。刘少奇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了谈话的情况，而高岗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他又一次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和刘、陈谈话情况。

究其根源，所谓“高饶联盟”，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方向及路线的分歧，最终导致高饶形成共识，造成跟毛反刘的悲剧，毛“挪”刘位置遇到阻力而改变态度，高饶成了毛刘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