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补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动了那次胃切除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

自然，也闹小小的笑话。外地招待所的服务员以为北京客人偏爱酸奶，给胡乔木的随行人员们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疗养中他仍手不释卷，读书看报，随手写写信。

就在给夏承焘写信后的两天——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叶籁士，提出建议：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这样一栏，总题例如‘常用汉字的由来’（或‘这些字为什么这样写’？诸如此类），每期介绍一些字的古今繁简正俗演变，使一般人了解现在的几乎任何一个字都是经历过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革命历史画选》的序言，指出一系列语法上的错误：

“第一句：没有谓语，只有一个杂的主语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谓语，但是全句太冗长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谓语，没有主语。第六第七句：都没有主语……”

那篇序言，是这样写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所经历的悲壮曲折道路，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进行的惊天动地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广大群众学习革命前辈那种不怕困难，不畏艰苦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以继承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美术家的十分光荣的任务。……”

胡乔木的意见，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他用“评报”式的目光扫视那本画册，立即发现了问题。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理所当然引起了震动。他们当即回信，感谢胡乔木在“百忙”之中，给予指正。

胡乔木见信之后，又于1962年11月30日覆函，淡然道：

“我现在是在养病，没有百忙，因此才会作这些好事之谈。”

这句话，倒是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

确实，他正因为“没有百忙”，所以写了许多信，作“好事之谈”。

1963年2月14日，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写了一封近四千字的长信，作“好事之谈”——就该社所出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提出了详尽的意见。此外，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见，诸如：

“已逝世的本国作者，和重要的外国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系作者签名式和生卒表？”

“有些书中的专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译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后也可加原文。如果学术论着，能编索引最好。”

如此，“好事”意见，开列了一条又一条。信末，他谈及了自己的近况：

“拉杂写来，不觉已有许多。由于生病，很久没写过什么东西了，现在是利用写信来练习恢复作文的能力，同时也是利用病假来说这些琐碎的闲话。”

在那些日子里，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我的秘书商恺同志为中国妇女出版社编一册《自从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此事可谓“好事”之举。

他关注着《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给包之静去函，提出意见。

他关心着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传》一书，把清样“从头到尾看了一篇，觉得很好。顺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标点上的校改”。

他发觉“现各种书籍广告太少见，对读者很不方便”，于1964年3月14日致函楼适夷，要求加强新书广告工作。

他见到《北京晚报》上有关“芙蓉国”的文章，剪下，于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说明“‘芙蓉国’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讨论“芙蓉国”，为的是解释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