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风雨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自从1967年5月1日开始,胡乔木再也没有被拉出去批斗。

他的日常事务大体有三:一是接待外调;二是继续写检查;三是看病。

他家变得“门庭若市”,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排满他的日程表。

从前来外调的单位来看,大体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范围:《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宣部、中共中央党校、语言研究所、浙江大学,国家计委、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故宫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调高潮过去之后,他渐渐有功夫看书、看报。他曾主动要求去清扫大街,说是为人民服务。扫了几次,被工作人员劝住了,毕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三百元的工资中,抽一百元作为党费上交。工作人员还是劝住了他,按一般规定交党费。

谷羽回忆说:“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我也正受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灸。中风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主席很快干预,我才被放回家。在乔木的关心和照料下,我逐渐康复。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渐渐地,胡乔木越发变得清闲。“文革”十年,他几乎足不出户,就在胡宅那围墙之内生活着。

他在院子里种菜,种瓜。

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把《资本论》重读了一遍,还细读了许多马、恩、列、斯着作。

他渐渐被世人遗忘。

他在自己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遗憾的是,他家离天安门广场太近了。中国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总可以从天安门广场上的口号声、高音喇叭声中反映出来。这时,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宁静。

照理,如此空闲,该是写诗填词的大好时机。他却诗兴全无,一首新作也未曾写出来。

他每日仍细细看报,只是毋需“评报”了。他总是很注意报上的黑体字——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泽东,依然是他最为关注的对象。

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未被撤销过。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连代表都不是,党内的种种职务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收集他写的种种社论、评论。专案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一遍,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不敢吱声了。

不过,这个专案组,后来倒给胡乔木“帮了忙”:在出版文集时,提供了不少资料!

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

毛泽东答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

毛泽东这段话,说出了在“文革”中没有“动”胡乔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对胡乔木的评价。

平心而论,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个春秋,一向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又不出头露面,所以毛泽东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至于“文革”中所罗列的胡乔木的“错误”,毛泽东其实也很明白:

关于《清宫秘史》,胡乔木无非是转达了刘少奇的话罢了;

关于《海瑞罢官》,胡乔木的初衷是要宣传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见解;

至于庐山会议,胡乔木倒是讲过一些反“左”的话,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上山之初反复强调纠“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