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考虑到制度带来的不小的利润损失，柳传志开始琢磨其他路子。

公司要卖SATA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但是，如果在香港办一家外贸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这15%就能赚下来。

柳传志和张祖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制订了一个“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

柳传志选择了两家合作者——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新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但它的三个投资者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这正好可以和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取长补短。我们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另一家公司。

柳传志在1988年10月10日召开的“开拓国际市场”的会议上对这家公司是这么描述的：“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

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姓柳，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累积起来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要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的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人民币。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行中获得了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

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香港联想获得了当地银行业的支持。柳传志在父亲的引荐下，结识了香港商界的人物。他还从父亲那儿学会了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

有一次，他和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之前5分钟内到达，但父亲宁可在门外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这样的礼仪——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失礼的行为。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无形之中对柳传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联想”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出炉的，只是较现在多了两个字，叫“香港联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实在太长了，也没有新意。

其实“联想”的最初雏形出现在汉卡上。随着“联想式汉卡”的销量递增和名声的远扬，用联想作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过了。

柳传志和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柳传志为公司董事长，吕谭平任总经理。由于父子联手，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香港联想初创时，几乎就是大陆兄弟公司的复归。公司被贫穷笼罩着。公司用78万港元在太古城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付清的。柳传志、倪光南、张祖祥都住这里，房间不够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

当时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们出门一律步行，不肯坐车，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应邀赴约，则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这样的日子，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联想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并不迷信，但还是照当地的风俗花5万元请了算命先生，挑了个“黄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家具布置指点一番后，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一切照办，一年至少赚个500万港元。

香港联想一炮打响，在最初的4个月里，每月拿到900万港元的销售额和55万港元的利润，而当时那家公司的员工总共还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联想利润果然超过500万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托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们看到的是，香港联想一天天发展壮大，业务不断拓展。用柳传志的话讲就是，“公司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报，生意越做越兴隆。”

国内的情况也不错，汉卡在国内市场渐渐站住了脚，累计销售超过了1万套，有1000多个用户分布在全国。合作伙伴几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预示着极大的潜在市场。

柳传志当然没有满足，他寻找到了新的目标——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并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让公司拥有生产个人计算机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是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办起来的，三个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组合起来，成了AST。1982年他们做出第一批电脑主板，适用于IBM微机，还适用于各种兼容机，所以在全世界都能卖。两三年后，他们又聘请几位工程师研制个人计算机，并开始组装整机销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经有1500多个员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约有十几亿美元的销售额。

1988年10月的一天，“开拓国际市场，掀起销售高潮”动员会召开。柳传志在会上汇报了香港联想的大好形势。他说：“联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经签订了1000万美元的合同，要买3000台机器，这些机器是向着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这一下等于把AST机器全部控制在咱们手里了。”

当时每台AST微机的毛利润大约为1万元，3000台意味着什么，与会的人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何况还能配套3000块汉卡和同数量的外部设备。一年前柳传志在深圳相中这个品牌的电脑，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们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传志最后重重地抛出这句话。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随着微机时代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了必要的行动。几个星期后，柳传志用香港联想赚来的第一笔利润，从一个名叫蒋辉国的香港人手里买回一座工厂——Quantum公司。以此为基地，他迈出了“AST之路”的第一步——开发计算机板卡。

当80年代走进尾声时，“联想式汉卡”实至名归地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的过程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复议程序，最终推翻了之前所定的“二等奖”。中国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与联想同岁，都是创立于1984年。这个奖项意味着，联想式汉卡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

随后，“联想286微机”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上首次参展并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牌。

1989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公司花费了大力气请来众多大牌媒体参与报道，刊登的广告词是“联想集团成立志庆，联想与您共创明天”，并套印了大红色彩，旁边印着个人计算机的照片。这幅照片预示着，联想公司的明天将与微机联系在一起。

11月14日，更名大会上，柳传志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这为联想90年代的奋斗目标书写了最好的宣言书。会上，他还提出了发展海外事业需要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战略：

“瞎子背瘸子”——这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策略。

“田忌赛马”——这是我们的研究开发策略。

“茅台与二锅头”——这是我们的产品经营策略。

从此，“联想”和“LX”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商标证第334693号。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我们如今熟悉的Lenovo才会定型。

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的12位经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

那时，大陆的人买一台AST/P386，要付33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香港联想就是靠这块业务赚的钱。当时所谓的“进军海外”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其80%的产品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联想的汉卡插在AST机器上，AST觉得它和联想的合作天衣无缝，殊不知自己的合作对象已经野心勃勃。联想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拿出1350万开发“联想微机”。

1990年，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000台的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长年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他把公司所有销售人员集合起来，举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不再推销AST286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

销售人员其实并不怕推销新产品，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板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他们表示自己会跟客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价格该定多少呢？直到几天后会议结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只有一个结论，“我们的机器绝对是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

但是大家还是挺舍不得AST这块肥肉的，也有些隐隐地担心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柳传志说：“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却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

联想式汉卡、代理AST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柳传志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这个信念坚定的企业家，阐述了自己的梦想后，也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了。

联想的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涨，1990年已经达到32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1990年达到940万元。

对于全世界的电脑行业而言，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例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司的股价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香港联想从4月份开始连续亏损，夏天快结束时，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通过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银行却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一向乐观豁达的柳传志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联想20多年历史之中，有过几次“九死一生”的时刻，1991年夏秋之交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这个人，常常会在紧要关头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放手一搏。

这一次，他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交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需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

不过，度过此次“黑色风暴”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掉，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大撤退的决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1年底，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同行发表了题为《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的演说。

柳传志看着冲过风暴危机的联想，心情舒畅。然而，1992年早春的一天，他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他开始坚持练习长跑，400米的跑道，每天早上起来跑6圈。之后他又迷上了游泳，天天早上起来游泳。柳传志笑言，美尼尔氏综合征倒是让他爱上了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