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建川博物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对收藏历史记忆的贪婪胃口，他的博物馆规划听上去似乎是野心勃勃的妄想。第一批开门的五个抗战博物馆只是他的博物馆聚落中的一部分，樊建川在给博物馆做规划时发明了“聚落”这个词。按照他的设想，这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将由抗战、“文革”、民俗3个大系、25个展馆组成。樊建川想得更远，他想把190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和灾难，都建成博物馆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他甚至考虑增加一个华夏名人系列，把百年历史中的著名华人都收藏到他的博物馆中。

樊建川对博物馆的未来有这样的设想：“将来要想看这100年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大邑的博物馆聚落来。”

但是，樊建川的梦想相对他的实力显然过于庞大了。他只持有建川集团50%的股份，他的公司在四川并不算太大，像樊建川这种层级的富人在四川并不算少。他有钱做收藏，但建川博物馆聚落似乎成了一个吞噬巨额资金的无底洞。樊建川觉得，他的财力与他庞大的梦想相比较而言，是“小马拉大车”。

在建博物馆的时候，樊建川选择了一个国有企业合作，但是这家企业在中途突然退出，樊建川的资金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他后来颇为惋惜地说，如果当时这家企业不退出，他设计的25个博物馆可能就会完工，至少可以建到20个左右。

这突如其来的退出，使得工程面临停工。樊建川只好把公司在成都的办公楼卖给一家保险公司，得到了近5000万的资金，使工程得以进展下去。

尽管资金链经常吃紧，但是樊建川对博物馆的质量却非常讲究。每个馆他都请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美军馆他请来了美国建筑设计协会主席怀登先生设计，侵华日军馆由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这也是他的创意之一。

樊建川认为，中日两个民族文化接近，地理位置接近，以后还得好好相处，他开办日军馆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做两个民族的交流工作，让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他这里参观。

对此，樊建川有这个自信，因为在侵华日军馆，每一件文物，日记、文件、情报、报纸、作战地图、武器、装备等等都是日本人的，樊建川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进去，这些客观的展示能最有力地说明问题。

距这几个抗战博物馆不远处有一个广场，这就是樊建川规划的壮士广场。在这里矗立着一组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中国壮士”抗战英雄群像。在这组202人的群像中，既有抗战中为国捐躯的赵一曼、杨靖宇、谢晋元、张自忠、王铭章、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也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国共两党的领袖，甚至后来发动内战的张灵甫、胡宗南、汤恩伯、薛岳等国民党将军也都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都被按照抗战时期的各自战斗过的地方，摆在中国地图上。

在2003年的语境中，樊建川为了这个广场曾经受过许多责难。广场完工后，他甚至准备将这些雕像埋入黄土，等到若干年后，再让它们像兵马俑一样重见天日。

现实主义者樊建川对自己把握中国当代历史脉动和社会变化节奏的能力非常自信，他对自己预计提前量的能力颇为得意。他知道，中国是一个磨炼人耐性的好地方。时代在一点点地变，机会在一点点地成熟，有什么样的时机就做多大的事，这是樊建川为人处世的原则。

就在樊建川的壮士广场处于困境中的时候，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樊建川从困境中解放了出来。樊建川后来说，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参加者，跟着时代变革的步伐比较紧，但是重大理论研究往往比较滞后，往前赶一点就会遇到很多阻碍和责难。对此，樊建川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而胡锦涛的讲话，对樊建川无疑是一个解放和保护。

当壮士广场在博物馆横空出世的时候，樊建川认为，这并不是他的创作，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策划人员。壮士广场是时代的产物，是包括雕塑家在内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劳动创作的作品。樊建川认为，壮士广场应该会很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给参观者同样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3500个印在玻璃上的抗战老兵的手印，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和力量感。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当樊建川刚刚开始征集老兵手印的时候，只有2000个手印，短短一两年就变成3500多个了，樊建川希望征集到5000个甚至是1万个，这将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震撼的老兵方阵。这个方阵体现出的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在收藏家樊建川看来，这些老兵的手印给了后人一种召唤，一种希望和力量。

樊建川设计壮士广场和手印广场的初衷，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血性。樊建川说，一个民族，当受到欺负的时候，要能够反抗和还以颜色，这样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才能长久平安。他觉得，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军阀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只要团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谁都不敢小看。这是樊建川从他的收藏中读出的结论。

徘徊在壮士广场，樊建川经常想起中国在秦汉时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荣光。

樊建川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名叫成本华的抗日女战士在就义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半个多世纪前，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和镜头，这个被俘的女战士嘴角浮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拍完这张照片，一个鲜活的生命便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而这个轻蔑的冷笑，竟然成为参与这场暴行并保存这张照片的侵华日军老兵半个多世纪的梦魇。

1998年冬，在日本东京的古玩店里，樊建川被这些日本人拍摄的战俘照片深深地灼痛了。1张、2张、3张，10张、20张、30张……樊建川的脸颊一片冰凉。

对于战俘的遭遇，樊建川有切身体会，樊建川的父亲樊忠义在抗战期间曾经被日军俘虏。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被敌人俘虏的军人不仅会受到歧视，甚至还会被社会遗弃，终身笼罩在道德和文化的阴暗角落里。

在三天的时间内，樊建川把日本市场上所有中国战俘的照片一扫而光。这只是樊建川的一种收藏习惯，他觉得不能让这些照片在外面漂泊。樊建川很清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当年被日本人抓住的战俘，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更别说留下什么照片了。唯一有可能给他们拍照的只有日本人，对于不少战俘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

樊建川以前也收藏了不少抗战俘虏的文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在这次从日本购买回大量图片之后，樊建川一回国就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当樊建川看到第一张抗战俘虏的照片时，他没有予以特别的注意，但是当看到十几张、二十几张的时候，樊建川突然醒悟了过来。他发现，这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遗忘的群体，是一个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群体。

樊建川记得他当时的感受：“我看到几万人的身影，上千张脸，有的脸清楚，有的脸不清楚。几万个身影，我敢保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局部，一个微观，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是日本人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张战俘的照片。”

樊建川还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张中国战俘照片时的心情。照片上，一群战俘打着白旗，日本人拿着枪对着他们。这些战俘裹着毛毯，神情沮丧，绝望、木然而自责地站着。被悲愤和屈辱笼罩的樊建川顿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特别想进去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是我进不去。我特别想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受这种屈辱，一起被日军枪杀。”

对抗战史非常熟悉的樊建川，自然知道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的巨大差距。中国国力孱弱，军队装备窳劣，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大炮，甚至没有足够的弹药，士兵缺乏训练。与日军交战出现战俘，是必然的，而且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樊建川认为，当一个军人拼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当牺牲没有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成为战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职责。樊建川把他们称为抗俘——被侵略军俘虏的抗日战士。

樊建川开始研究抗俘问题。他发现，抗俘是长期以来被遗忘和埋没的一个群体，没有人知道到底有过多少抗俘。10万、100万，还是200万？樊建川沮丧地发现，他无法弄清这个问题。

这些抗俘为国家牺牲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能精确地知道他们的人数，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名分。樊建川认为，战俘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战士。樊建川决定，他的博物馆必须建一座“抗俘馆”，提醒人们注意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和这些同样为中华民族作出牺牲的战士，他们的战士身份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记忆和怀念。

樊建川请杭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程泰宁设计抗俘馆，在设计的时候，樊建川对外墙设计提出了不同方案。他希望表现出“抗俘”的历史内涵，这是房地产公司老总樊建川的第一次设计。抗俘馆的阴森高墙犹如监狱，馆内用温度、灯光、材料组合出了集中营的气氛。最后，程泰宁认可了樊建川的方案。

走进馆内，抗俘的照片布满了由铅灰色的铁板建成的抗俘纪念馆，行走在弯曲狭窄的走廊上，感受着两侧战俘的照片投射下来的目光，几乎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和铁板一样沉重的感觉。

樊建川并不想太多地走进抗俘馆，实际上他进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走出来樊建川都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每次进去，樊建川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想说的冤屈和遭遇。看到民族历史深处被割裂的伤口渗透出的鲜血，樊建川甚至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俘馆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为战争中的俘虏建造的博物馆。如今，由程泰宁院士设计的抗俘馆，已经获得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荣誉奖——“梁思成建筑奖”。

2006年，以色列驻华大使来到建川博物馆，当看到馆内如此众多的抗战文物竟然出自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收藏时，感慨万千。临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樊建川还把从日本搜集到的老画册翻译整理，编成一本书，取名《抗俘》。2006年7月5日，《抗俘——中国抗日战俘写真》，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本“献给为国流血牺牲的抗俘同胞”的书，因为“视角独特”被学界评价为“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