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徐树铮进入日本军队见习。见习期满，他便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中国。这时的徐树铮更加踌躇满志，因为他过去的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师爷，如今则通过士官毕业取得了军人资格，已经是“文武兼资”了。

让人郁闷的是，徐树铮回国之时，正是北洋系遭受严厉打压之际。段祺瑞先在第六镇当统制，等徐树铮通过陆军部的复试，主动要求分发第六镇时，段已离开第六镇，到保定办理陆军学堂去了。

已经到了第六镇，不能马上说走就走，徐树铮只得暂时在第六镇屈就一个小小的队官。后来得知段祺瑞被任命为江北提督，他立即离开第六镇前去投效。

对旧部来投，段祺瑞自然十分欢迎。虽然徐树铮已取得军人资格，但他仍以幕僚相待，段的部下也依旧称呼徐树铮为徐师爷。与之前不同的是，徐树铮从此不仅替段祺瑞办理笔墨文案上的事务，而且对于军队的训练调配，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了。

当段祺瑞由江北启程赶赴信阳时，徐树铮即被委任为第二军总参谋，参与各项军务的运筹襄赞。对于信阳的混乱局面，他与段祺瑞一样，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整饬军纪，只是他比幕主更加狠辣绝情——段祺瑞交给他处理的肇事士兵被他一个不留，全部予以正法！

这就是徐树铮后来一贯的行事方式，即只要认准了应该做，便来个干净彻底，既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听说徐树铮把肇事士兵全都杀了，段祺瑞大吃一惊，忍不住摇了摇头。尽管连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过分，但乱世用重典，在关键时刻，此举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和效果，第二军的军纪因而有了明显好转，信阳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

大家说某人手狠心黑，说的都是徐树铮，段祺瑞则赢得了治军有方的美名，而正是因为徐树铮敢于做这些幕主不便亲自去做，但又必须有人代劳的事，他才能够得到段祺瑞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用。

就在段祺瑞设法稳定信阳局面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新军两镇一协的高级将领在滦州通电实行“兵谏”。

认真说起来，这次“兵谏”其实是满人“中兴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果。“中兴派”里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对新军中武备生受到重视、士官生遭遇排斥的状况十分不满，因此提出让大批士官生进入新军，从而以士官派对抗武备派的计划。计划一经提出，即获得了载沣的支持。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良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将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兵谏”的主角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生，他们分别担任了统制、协统，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前，这些位置都属于袁氏亲信所有。

载沣、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心要扶植的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早在清廷准备举行滦州秋操时，张、蓝就有过秘密协议，打算在参加秋操的过程中私带子弹，然后突然发难，解除禁卫军的武装，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操被中止，该计划才未能实施。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起义，杀了巡抚，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清廷闻讯，急忙传令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前去征讨。

接到命令后，张绍曾召集部下们商讨对策，一部分将领主张就此举行起义，直捣京师。张绍曾、蓝天蔚虽然也与清廷不是一条心，但他们受康梁学说的影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不太赞成搞过于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则更趋保守，都担心过激生变。

大家商量下来，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以电奏清廷的方式实行“兵谏”。他们在“兵谏”中列出了“十九信条”，要求清廷让权国民，实行立宪，如果清廷不答应，将立即举兵入都。

滦州“兵谏”与太原起义发生在同一天，它对清廷的打击比武昌起义更沉重、更致命。以载沣、奕劻为首的满洲皇族心惊胆战、方寸大乱，不得不答应“兵谏”的部分要求，同意实施“十九信条”。按照“十九信条”，满洲亲贵均不得参与政权，奕劻、载涛等人乖乖地同时“谢政”，也就是辞去了原有职务。

可是清廷的让步太晚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只是故作姿态，借以缓和局势，一旦风头过了，肯定还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舆论推动下，上海、江苏也随之宣告独立。

眼看大浪不止，处于旋涡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满洲皇族和官员纷纷外逃。隆裕太后也已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经袁世凯去电力阻，才没有成行。

此时整个清廷都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曾被他们疑忌和迫害的袁世凯身上。在奕劻的建议下，清廷解散了原有内阁，转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频频下旨敦促袁世凯入都，以重组责任内阁。

虽然意外地从中得利，可是袁世凯并不高兴。因为他对于此次重登政治舞台信心十足，且已制订通盘计划，滦州“兵谏”打乱了这一计划。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在北方风波得不到平息之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入都的。他援引“十九信条”中的“总理由国民公举”，称自己不敢奉诏，应由资政院选举后才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