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和革命党人虽然合力推翻清廷，建立了共和，但自合作初期开始，相互之间就不是完全信任。清帝退位后，为了对袁世凯进行约束和限制，孙中山在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时，又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以及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暗中指使第三镇统制曹锟在北京制造兵变，对来京接他南下的使团进行恐吓，从而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这一附加条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开始组阁。既然在定都上已经占尽便宜，他在组阁问题上就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内阁中相对不太重要的一些部的总长职务，都让给了同盟会。

只有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部，袁世凯仍紧抓不放，尤其是陆军部。兵权重要，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都极力争取。南方推荐黄兴担任此职，袁世凯坚决反对，而他反对的理由就是黄兴还不够资格。

虽然辛亥革命带来了改朝换代、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国体虽非清社稷，朝纲仍是汉官仪”，在袁世凯主政时期，仍然特别强调资格。这种所谓的资格，又主要侧重于前清官阶，因为袁世凯自己在前清就已经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像他这样资格的人本来不多，就算有一两个资格较老的遗老，由于缺乏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也难以成为他假想中的政敌。

以前清官阶作为资格，袁世凯便给同盟会以及其他新晋官僚设置了一道很高的门槛，黄兴等人就这样被“卡”掉了。

袁世凯的“资格论”倒不是只用于对付政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嫡系人马用的也是同一标准：一般文武官僚即便什么错都没犯，也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升迁，要想平步登天是不太容易的。这么做的用意，就是为了在部属的脑子里奠定根深蒂固的“旧属”意识，以巩固和提高他“袁宫保”作为老上司的威望。

以资格来衡量，段祺瑞虽然在辛亥一役中表现突出、功勋卓著，但要当陆军总长，还得排在王士珍后面——王士珍为前任陆军大臣，段祺瑞此前则从未进入过内阁。

王士珍也是“北洋三杰”之一。“三杰”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武备生，同时充任新军要职，又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才得以迅速发迹。不同之处则是三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各异，王士珍为人大度雍容，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经常扮演卧龙先生的角色，故被时人称为“龙”。

相对于“段虎”的锋芒毕露，“冯豹”的木讷迂钝，“王龙”的低调和淡然显然更让袁世凯放心。

问题是，“王龙”在政治态度上与“段虎”截然相反，却与“冯豹”完全一致。王士珍也是一个保皇派，在段祺瑞发出逼宫通电后，他曾致电责备段祺瑞，称皇恩浩荡，作为清廷高官不应发那样大逆不道的电报。

清帝退位之后，王士珍便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虽然袁世凯对他百般挽留并退回了辞呈，但王士珍执意不肯再留于京中。

王士珍一走，袁世凯只能属意段祺瑞，调他来北京就任北洋政府第一任陆军总长。

作为军人出身的军界要人，段祺瑞绝非一介武夫。实际上他在辛亥革命中所展示出来的也不是用兵打仗的才能，而是过人的组织能力以及在权力场上咄咄逼人、舍我其谁的气势。

一到北京，段祺瑞就打算提拔自己的首席幕僚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但由于在内阁通不过，只得改提南方的蒋作宾。不过在蒋作宾到任前，他却抢先荐任徐树铮为陆军部总务厅厅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五位司长。

蒋作宾当然对此不满，段祺瑞则毫不相让，他强调总长有权委任厅长、司长，蒋作宾这个次长无权插手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