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务厅厅长的权限本身也可大可小，全凭跟主管长官的关系而定——如果与长官的关系不深，便只能办理一些文书、庶务之类的事务性工作；而如果是长官的亲信，其权限就可无所不包，整个陆军部的工作都可以被“总”在里面。

徐树铮是段祺瑞亲信中的亲信。众所周知，段祺瑞起来得快乃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结果，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跟袁世凯提拔他自己一样，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段祺瑞进京后，不但北京军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段公馆问候起居，就是由外省进京的官员也免不了要到段公馆禀见、禀辞、禀谢。按照段公馆的规矩，每天晚上都要在号簿上登记这些宾客的名字、官衔，有时还要把对方的住址、电话也一并记下来。在这本号簿中，“小徐”属于当之无愧的头面人物。

“小徐”是段家人背后对徐树铮的称呼。段公馆来宾，无论官职大小，一般都要预约和通禀。只有小徐是个例外，他是随来随见，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便可径直闯入，而且闯入的还是内客厅——段祺瑞会见其他宾客都是在外客厅！

新来段公馆的家人往往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对小徐这么信任呢？时间一长，他们也就慢慢明白了。首先是小徐对老段的确忠心耿耿，一心护主。其次，小徐是真有学问和本事。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和负责人的电话从不用查问，全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丝毫不差。如果有某个问题需要找有关部门联系，他会立刻亲自打电话去问。

除此之外，徐树铮竟然还能做到五官并用：办公的时候可以会客；会客的时候，可以一只手批公文，另一只手拿着话筒跟别人通话……

清末时，有人说张之洞有这种五官并用的本事，而在北洋时代，似乎只有徐树铮能够做到这一点。

徐树铮虽然暂时没能当到次长，却胜似次长。因为段祺瑞对他太信任了，徐树铮可以在段祺瑞面前说一不二，段祺瑞从不驳回，反过来，段祺瑞吩咐下来的事，他却可以不照办。

徐树铮的说一不二，并不是那种表面的骄横跋扈。事实上，别人找他办事时，他一般都是满面春风、彬彬有礼，从不当面让人下不了台，但客气归客气，办起事情来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通融余地。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姓李的军官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有饭吃，他写信给段祺瑞，请求段祺瑞给他个差使干干。段祺瑞看他说得可怜，便答应给安排个职位。

文件批交徐树铮办理，但徐树铮签呈后又打了回来，打回来的文件上只有简单一句话：“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段祺瑞看后没说什么，于是李军官重新谋职的事就只好拉倒了。

如果是面谈，为了照顾来人的面子，徐树铮一般不会一口回绝，而总是说：“这可要向老总（段祺瑞）请示。”只要他这么一说，对方就只能绝望了，因为知道事情肯定办不成。

陆军部的实质状况是，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由徐树铮一人说了算，不仅有职无权的蒋作宾做不了主，就连身为总长的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可也正是在徐树铮的辅助下，陆军部的日常运作保持了较高的效率，而段祺瑞则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思考和主持一些大事。

段祺瑞履职时，国内军制比较混乱，北方军队沿用的是前清旧制，比如部队编制中有镇、协、标、营、队。段祺瑞仿照南方革命军的体制，相应改称师、旅、团、营、连，军官官阶也从原来的都统、参领、军校分别改称将、校、尉。此外，地方军政长官一律改称都督，并设都督府。

袁世凯看到段祺瑞办事有主张有魄力，且善于体察自己的心思，对段祺瑞也更加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重大措施，像各省裁军、改革军事官制、决定各省军民分治等，几乎都要先与段祺瑞商量，然后再做决定。

身为袁世凯的老部下兼政治盟友，段祺瑞对袁世凯同样忠心耿耿，政治策略上始终紧随其后。时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与袁世凯产生了矛盾，段祺瑞便站到袁世凯一边，与唐绍仪对抗。

唐反对总统垄断一切大权，段就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凡事都要由大总统亲自决定；唐坚持内阁集体负责，段就否认国务院为有机组织，强调各部应奉行“独立主义”，各行其是；唐欲与同盟会合作共事，让接近革命党人的王芝祥当直隶都督，段就策动直隶各路的北洋军队集体发通电，反对王芝祥督直。

在袁世凯、段祺瑞的夹击之下，唐绍仪度日如年，不得不辞职走人。

当然这种紧随有时也是有压力和风险的，最典型的便是张振武被害事件。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之一，他很瞧不起黎元洪，从黎元洪被推上台起，就“既推重又加以贱侮，甚至抽刀拍案，嘲弄辱骂”。

北洋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这时全国各地因为欠饷和裁军，不断有哗变事件发生。湖北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鄂人喜动恶静，武昌起义中的部分有功官兵也恃功而骄，甚难节制。在湖北发生的一次兵变中，据说黎元洪就查到主谋人是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而且张振武还曾公开宣称：“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黎元洪合谋，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逮捕杀害了张振武。在杀张的执刑命令上，段祺瑞以陆军总长的身份签字副署，使之生效，因此对此案负有直接责任。

张振武被害事件发生后，舆论为之大哗，认为张案的办理不符合法治精神。参议院立即向政府提出质问案，要求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给予答复。

袁世凯见势不好，赶紧将皮球踢给黎元洪，而黎元洪为了逃避责任，又赶紧发长电委托段祺瑞到参议院登台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