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人买通了罗凤阁，因为段祺瑞没有让他接着说下去，所以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是袁世凯，不过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负责策划帝制活动的其他人所为。

暗杀不遂后，段公馆又陆续发生了厨师被收买，在食物内放置毒药，最后被家人发觉，以及卫队士兵有谋变迹象等事件。有人建议段祺瑞赶紧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他告诉亲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对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有所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张佩蘅则听到风声，说一切针对段府的事件其实都是袁克定所为，因为他对段祺瑞反对帝制极为不快，打算对段府采用恐吓手段，这可把张佩蘅等家人吓坏了。

张佩蘅是袁世凯大太太于氏的义女。从前关系没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佩蘅经常做客袁府，尽管袁府门前警卫森严，但她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行无阻。进去后，袁府的老妈子们就会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后，张佩蘅和于氏之间起先还不断通电话，随着二人丈夫的关系越闹越僵，后来她们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联系几乎断绝。现在考虑到此事关乎全家安危，张佩蘅还是硬着头皮，费尽周折地把传闻告诉了于氏。

于氏又立即转告袁世凯。袁世凯当即把袁克定叫来，对他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

袁克定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过外面的各种谣传还是依旧，而且越来越离奇和玄乎，甚至于外国媒体也跟进来凑趣。日本报纸就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袁世凯已派袁克定指使专人暗杀段祺瑞。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辟谣，表示他与袁世凯“分虽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谣传是要“行挑拨离间之诡计”。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负责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给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顺其自然。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他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猜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