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倒众人推，是流行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自古至今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袁世凯完全失势之时，投向他身上的矛枪已远不止“送命二陈汤”这几支，其数量可以说多如牛毛。

袁世凯有一个从小带到大的贴身仆从，名叫唐天喜，一路被他提拔到了高级军官。就在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当口，唐天喜痛哭流涕地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为了报效袁世凯三十年养育之恩，要到前线去跟造反的那些人拼命。

青春偶像片上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天喜就是那偶像片上的当红小生。袁世凯这个感动，当下便委任其为副司令。唐副司令到达前线后，对手暗地里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打点，他立马决定“与君绝”，也造起了袁世凯的反。

袁世凯痛心不已，据说临死之前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从冯国璋，到“送命二陈汤”，再到唐天喜，标志着整个北洋集团都背叛了他的开山鼻祖，而北洋的不可靠，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初见端倪。那时袁世凯搞“小站练兵”，自述其练兵秘诀，一语概之，即“绝对服从命令”——你只要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当兵的服从，就给他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军人服从命令固然不错，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把内涵过于简单化了。官兵们在未发迹之前，可以一早一晚焚香跪拜，把你袁世凯当成衣食父母给供着，一旦官钱在手，他也同样会挥刀对着你，以索求更多的官和钱。

在整个北洋集团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耳濡目染，个个利字当先，甚少理想主义的空气；另一方面则是袁世凯玩弄权术上了瘾，对谁都搞腹黑的一套，部下们由惧怕到疏远，当差做事都无非是看在金钱和势力的面上，个人感情反而越来越淡、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袁世凯不复辟帝制，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仍然可以对全体北洋军人发号施令，仍然是北洋系中公认的权力中心……

据说，就连传闻中被袁世凯毒死的赵秉钧都对人说过：“项城帝制，是自杀也。”张国淦对袁世凯为什么会棋错一着同样感到不解：“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

自袁世凯一着走错，他就再也未能恢复昔日辉煌，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将北洋系重新整合起来，直到它彻底崩溃。

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洋系就代表着社会秩序，北洋系内部无休无止的分裂和争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一念之差，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极大地拖了近代中国的后腿。曾给袁世凯做过顾问的法国人柏里索总结道：“袁世凯要做皇帝，这一来使中国退化了数十年！”

在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最后日子里，平时围在身边、变着法子吹捧他的人都跑了，只有曾经被他压制或漠视的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还能真正地关心他、帮助他。

这就是人心。到了这一刻，袁世凯才总算看了出来。他感慨万千，特地把徐世昌叫来，亲手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他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病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河南彰德是袁世凯遭载沣驱逐后的所居之地。多年前，这里是他东山再起的基地，在他准备重返京城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曾因此欢天喜地，他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们不要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愿意出去”当然是假的，它所表露出的，只是袁世凯对于前途莫测的某种担忧。可是等到袁世凯不再恋栈，真的想回彰德养老时，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沉重。袁克定及其他家人急得手忙脚乱，遍请名医，且中西药并进，但都无济于事。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紧急召见段祺瑞。因为自觉得不到袁世凯的完全信任和支持，段祺瑞此前早已提出辞呈，但是当得知袁世凯病势加剧且相召时，他还是偕同夫人张佩蘅匆匆赶往袁府探视。

除了段祺瑞，被袁世凯相召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等。他们都坐着汽车而来，随同前来的家人自然也不少。在主人进入袁府后，这些家人聚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老袁的病情。

有尚不知情的问道：“总统怎么样啦？”得到的回答是：“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那些比较了解情况的则断言：“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去得早一些，见段祺瑞赶到，众人全都移步闪开，以便让他走近病床。

病床上的袁世凯虽然神志清醒，还能勉强坐起来，但连睁开眼睛都已很困难了。一看这样子，段祺瑞就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压低声音问道：“总统有何吩咐，敬请说吧！”

见段祺瑞到来，袁世凯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他说：“芝泉，我不行了，以后全靠你了。”说完就闭上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