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佛言在他的辞职书上说：“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这是丁佛言的心声和怨尤，更是他的幕主黎元洪的心声和怨尤。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只能给别人盖印的“虚君”，虽然他在府院权限之争、徐孙（徐树铮、孙洪伊）交锋中接连落败，但只要有机会就还要跟段祺瑞较量一番。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仅数月之后，府院便又展开了第三回合的角力，京城更大的政潮汹涌而至。

与前两个回合主要局限于权限、人事不同，这次还涉及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具体来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问题。

“一战”爆发于袁世凯当政时期。战事开始之初，因为中国远在亚洲，对国际间的情况也不十分明了，需要时间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观察，所以袁世凯决定暂时先采取中立方针，避开这场战火，为此还颁布了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境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军的根据地。

可是就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便突然打破中立条规，派舰队声势浩大地驶入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此后，又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尽数掠去。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曾有过响应协约国要求对德宣战，借以使山东免遭日本侵占，同时摆脱其外交讹诈的动议，但由于遭到日本政府的直接反对，以及英美不敢开罪日本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得不暂时搁置。

“中而不能立”，让中国政府的处境既尴尬又被动，实际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德国抗议中国不能严守中立，致使其在山东的权利丧失；没跟德国翻脸，给德国的庚子赔款就得一分钱不少地照付；协约国没有得到中国对德宣战的响应，很不高兴；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直至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从执政开始就对“一战”非常关注，并且认为“中国当先准备”，为此，还特地在国务院辟西花厅，约集外交部及对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的专家学者，共同对“一战”进行研究。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对德国强大的军事体系有很深印象，这使他最初还认为德国在“一战”中没有落败的道理。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外交格局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德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不可摧。

段祺瑞开始和协约国方面进行秘密接触。1916年10月，他会见在华的英国人，谈到了中国参战一事；当年年底，更将投入协约国阵营，参加对德作战的意图相当明显地表示出来。

最终使段祺瑞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则是美国的参战。作为国际新贵，美国在“一战”初期也没有加入协约国，它采取的是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调停议和的外交政策，不过段祺瑞那时就预感“欧战（即“一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

果不其然，1917年年初，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封锁政策”，美国对外投资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德国关于建立德、墨（墨西哥）、日三国反美同盟的密电被英国破译，随后又转告美国。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终于发生了戏剧性转变，遂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劝告其他中立国与其采取一致态度。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除照会中国外交部外，还连日拜访黎元洪、段祺瑞，陈述中国参战的好处。为了增强中国参战的积极性，他甚至自行向中国做出了提供援助的保证。

芮恩施的许诺当然会让段祺瑞动心，不过此时中国国内朝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参战持强烈反对态度，有人就认为，德国潜水艇的破坏力极大，如对德绝交或宣战，中国就是德国的敌国，沿海地区必会首先蒙受损害。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去何从，段祺瑞不能不结合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重新对参战的利益得失进行综合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