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美国的劝告本是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由头，可是之后美国政府却又变得消极起来，这使得北京政府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也想重新试探一下日方的态度，看能否获取对方的支持。

1917年2月14日，段祺瑞以国务院、外交部的名义联合致电章宗祥，提到中国一旦与德绝交、宣战，就必然需要一笔非常大的费用，到时希望日本和协约国其他成员能够允许，让中国“酌加关税”以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

先前对中国未与其磋商，就在美国的劝告下发出对德抗议，日本外相曾酸溜溜地表示过“遗憾”。现在段政府能够第一个跟日本商量“与德绝交、宣战以后的事”，显然流露的是一种“亲日”姿态。在章宗祥就此告知日本政府后，日方“极表满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初次对日诚意之表现”。

为了坚定中国参战的信心，寺内立即派西原前往中国进行游说。在出发前，围绕中国加入协约国的优待条件，西原与首相寺内、藏相胜田、外务相本野进行了磋商，获得了他们的首肯。

2月16日，西原抵达北京，与曹汝霖、梁启超等要人见面，并多次拜访段祺瑞。其间，他们就优待条件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西原向段祺瑞暗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政府可以通过派遣教官、提供军火等方式武装中国军队，但中国并不需要直接出兵欧洲，而只需派华工即可。当然，中国还可以凭此得到更多的贷款。

西原在京的一系列谈话和“保证”，让段祺瑞及其幕僚下决心在对德抗议后，进一步与其断交乃至宣战。

西原与段派成员频繁的秘密接触，立即引起了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反对派的疑虑，认为段祺瑞在乘机投靠日本，借助日本借款，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

本来仅涉及国家利益的参战问题立刻变得复杂起来。黎元洪密电全国名流征求意见，这些意见也以反对与德绝交者居多。这更增加了黎元洪的底气，遂从支持绝交完全转向反对绝交，府院之争也因对德态度不同而进一步升级。

府院相持不下，令南京的冯国璋成为焦点。作为北洋系中除段祺瑞之外的另一个实力派，早在参战风波发生之前，被选为副总统的冯国璋就是府院双方及各方面人士都竞相争取的香饽饽。冯国璋既不愿得罪段祺瑞，又不想令黎元洪难堪，只能采取两边敷衍、不置可否的办法。

2月22日，在黎、段、国会的极力相邀下，冯国璋抵达北京，为府院进行调解，不过其态度一如从前，仍然是息事宁人、不偏不倚。

段祺瑞原以为“四哥”（冯国璋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四）是北洋袍泽，一家人总会帮着一家人，没想到冯国璋玩的是平衡木。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此重要时刻，他得到了梁启超的鼎力支持。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中，梁启超的文章学识被公认为居于第一流水准，同时他也勇于议政，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梁启超曾经周游世界，对各国的国情形势比较熟悉，根据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他写成了《欧战蠡测》一书，判断德国在“一战”中绝无取胜的希望。与段祺瑞一样，梁启超原先也是个“亲德派”，这位名副其实的舆论巨子能够主动站到段祺瑞一边，不仅足以抵消社会舆论中的部分反对意见，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段祺瑞的信心。

这时中国对德绝交正好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理由：继德国政府复照拒绝中国的抗议之后，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搭乘该船的五百余名中国劳工不幸身亡。

段祺瑞抓住机会，当天便在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虽未表示反对，却强调不要急于下论断，应服从国会决定，“倘代表民意之国会决定赞成加入联盟（即加入协约国）”，他个人决不反对。

既然黎元洪这么说，段祺瑞即以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国会各政党领袖举行会谈，结果列席者都没有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表示不同意见。

第二天，在协约国公使的敦促下，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与此同时，段内阁又草拟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节略的内容是请日本对中国参战后希望享受的各项权利予以赞助，末尾写道：“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

段祺瑞准备将节略交给驻日公使章宗祥，再由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无论绝交案还是节略，都得经总统同意，段祺瑞认为在国会方面已无异议的情况下，黎元洪也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于是当天就派人将节略送到总统府，不料却意外地遭到了黎元洪的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