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会议结束，张勋设宴招待督军团，但由于对督军团是否能接受他的复辟主张仍心中无底，所以仍未亲自参加宴会，而由他的义子、定武军（因张勋曾被袁世凯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他的“辫子军”也称定武军）总司令官张文生代为主持。

张文生因为劝酒、闹酒，喝得多了一点，便昏睡在大客厅角落里的一个沙发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他的酒醒了，只听有人在低声谈论，睁眼一看，原来是徐树铮在和倪嗣冲等人商量着什么。怕对方发觉，张文生赶紧又闭上眼睛，装作酒醉未醒的样子。

这时谈话已接近尾声，只听有人（系徐树铮）这样说：“他是复辟的脑子，别的他听不入耳。咱们就赞成他复辟，等他复辟时咱再想别的法子。”

徐树铮的话立刻得到响应：“走！咱去找他当面谈谈。”

再往下听，就听不太清楚了，一干人一边小声说着一边走出了大厅。

张文生沉不住气了，恨不得把偷听到的话赶紧全都告诉张勋。可是当他跑到张勋的房间里时，却发现徐树铮等人已经围着张勋开起了会，而且大家正谈得起劲，他根本就插不上嘴，更无法单独告密。

见到张勋时，徐树铮用以打动他的第一句话是：“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

张勋知道徐树铮是段祺瑞幕中第一红人，徐树铮这么一说，他就认为段祺瑞不会反对复辟了。

倪嗣冲等人听从徐树铮的连环计，也都随声附和，说自己赞成复辟。

张勋喜出望外：“既然大家无异议，那就再好不过了。”怕众人反悔，他又连忙提议道：“不过这件事可不是说说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须坚定不移。”

口说无凭，立据为证。张勋当即让副官到后宅去找块黄缎子来签名。副官没找到，可巧张勋的二太太有一块黄缎子，原来准备盖上大印给少爷压邪祟用，于是便临时拿到了前面。

在场的人在黄缎子上一一签字，万绳栻还在上面写了个缘起。签字完毕，张勋把黄缎子交给万绳栻负责保管，接着便和众人讨论起实行复辟的策略问题。

徐州会议结束后，倪嗣冲率先在蚌埠发出通电，宣布独立，其通电电稿即出自徐树铮手笔。接着其他各省督军也纷纷响应倪嗣冲的通电，宣布本省独立。

各独立省份的主要目标是对准国会，他们一面派代表到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一面在津浦铁路沿线扣留火车，往天津运兵，以期造成即将发动武装政变的紧张局势。

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之前，处境艰难的是段祺瑞，他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但罢免段之后，他反而尝到了被火炉炙烤的滋味。

除督军团外部施压外，北京政坛内部也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不仅政府几乎无人负责，就连国会也因拥段的研究系议员出走而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为稳定政局、笼络北洋系军心，黎元洪又打算起用徐世昌或王士珍为总理，但徐、王均坚辞不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得退而求其次，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

李经羲是前清遗老，其声望和能力与总理的职务并不相称，外界都认为他的上位是个大冷门。黎元洪及其幕僚之所以推重此人，是因为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安徽合肥人，而且多少也曾是个北洋官僚，他们就想用“以合肥人制合肥人，以北洋派制北洋派”的办法来稳定政局。

可是眼见政局动荡，李经羲也不敢来京就职。黎元洪焦头烂额，被迫向独立各省发出“告哀电”，声明他是为段祺瑞着想，才“暂予免官，俾其养望”，而免段令的副署也有先例可循，不可径指为违法。

督军团对“告哀电”的态度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倪嗣冲在天津谒见段祺瑞时道：“黎宋卿（黎元洪）曾对我说，不经国会通过，径行对德宣战不合法。什么他妈的法！总理是责任内阁的领袖，总理说的话就是法律。他不经内阁副署，就免去总理的职务，是合法的吗？”

说到得意处，倪嗣冲又挖起了黎元洪的老底：“辛亥武昌之变，黎宋卿听到枪声吓得钻了床底。后来不过是因缘际会，依人成事，可是却觍居高位，优柔寡断，竟然妄自尊大，以开国元勋自居，还有谁来拥戴他呢？”

如今的倪督军早就由刚刚进京时不知投靠谁的杂牌军头，一跃成为坚决支持段祺瑞的铁粉。段祺瑞对此当然很高兴，说到对黎元洪的评价，他也就一句话：“国事方艰，庸才足以误国。”

就在黎元洪不知如何是好时，在天津不敢就任的李经羲给他献了一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