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解散令发布后，张勋仍未马上启程，而是继续在天津征询各方面对复辟的意见。这时张国淦正在天津，他意识到张勋有企图复辟的危险，而段祺瑞反对复辟，遂向黎元洪建议：在张勋入京之前，赶快免去李经羲的总理职务，重新起用段祺瑞，从而通过段祺瑞的地位和力量来对张勋进行牵制。

张国淦对总统府秘书瞿瀛说：“复辟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个行动了。此时只有阻止张勋带兵进京，才能阻止复辟。”

张国淦既做过府方秘书长，也做过院方秘书长，对上层的权力运作非常了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找徐世昌、李经羲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徐、李等人其实没有任何实力，没有实力，就不敢对张勋说出什么硬话。

张国淦认定段祺瑞才能扭转乾坤。他郑重地告诉瞿瀛：“能够阻止张勋带兵进京的只有段芝老（段祺瑞）。请你快回北京面劝总统，即日起用芝老为内阁总理，设法催促就职。这是缓解时局的唯一办法。”

瞿瀛回到北京，即将张国淦的建议转达给黎元洪。黎元洪还没说话，他的幕僚们就断言：“张国淦是老段的说客！任何事情都好办，只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丑恶嘴脸！”

在黎幕看来，“复辟可能是一种谣言，今天哪个敢于公然复辟？”退一步说，即便真有其事，“我们宁可断送于张勋之手，也不能再让姓段的来欺负总统！”

“黎菩萨”跟他的幕僚们一样缺乏政治智慧，不知道何者为轻，何者为重，听后居然被打动了，他很兴奋地说：“我们抱定宗旨，不要中别人的诡计！”

张国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黎元洪丧失了一个足以让他避开这场政治风险的机会。

就在国会解散令公布后的第三天，张勋终于决定进京，进京之前，他特地到段公馆去向段祺瑞辞行。二人在公馆密谈了半小时，段祺瑞再次叮嘱张勋：“复辟万不可行，余听公便宜从事可也。”

在将张勋送出客厅门口时，段祺瑞问道：“你几时去北京？”张勋答：“今天下午就去。”段祺瑞说：“好吧，你到北京看着办吧！”

张勋当天光着脑袋，拖一个辫子，身穿长袍马褂，持黑折扇，满面风尘，神情很是疲惫，显见得对于即将开始的复辟行动，他也很有精神压力。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和舆情之下，复辟不亚于一场豪赌，赢了的人自然盆满钵满，输的人可能连穿着裤子走出赌场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在决定为这么大的赌博押注之前，不管新手老手，也不管他原先有多少资本，都不可能不紧张。

1917年6月15日，张勋率部由津北上，“高视阔步，昂昂然抵都门”。督军团见宣布独立和“兵谏”的目的已初步达成，遂于6月中旬陆续返回原任，同时取消了独立。

与督军团和段祺瑞的期望背道而驰，张勋到北京后没有立刻做出驱黎倒黎的任何举动，也未再提让段祺瑞复职的话，相反还与黎元洪会晤多次，并拥护同车来京的李经羲继任国务总理。

人都道张勋是个不通事理的大老粗，其实这货粗中有细，有很狡诈的一面。他引而不发，并不是真的要支持黎元洪或李经羲，而是想先扶植李经羲内阁作为过渡，自己居于幕后，待时机成熟再复辟。

在京期间，张勋每天应酬，异常忙碌，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复辟派。苏锡麟等有些头脑的部下怕他终究还是想着复辟，便在背后说：“老头子这样忙，怕要出事，不如请个客，唱台戏，还了情赶快回徐州原防吧。”

部下们通过其他人向张勋提出这一建议，张勋当然不会接受。不过为了照顾众人的情绪，他故意对部下们说了一句：“到北京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听了信以为真，都很高兴。

张勋籍贯江西，是宣武门外江西会馆的有力支持者。江西会馆要筹建新厦，他一次就捐了二十万元。一天晚上，他正在会馆看戏，秘书长万绳栻突然让他回去开会。

这是复辟派在张勋公馆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曾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的雷震春。他问道：“请皇上复位的事，大家都签了字，这时不办要等什么时候再办？”张勋回答：“这件事得好好商量。”

接着张勋又装模作样地说要请王聘老（王士珍）出来，大家一块儿商量。雷震春很急躁地抢过话头：“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还要跟这个商量，跟那个商量，那得商量到什么时候？干脆，要办就办，不办就算了！”

张勋见在座的人都叫得很凶，认为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说：“既然这样，那你们商量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