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让翻译代表华工答应李笛亚迪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了维护华工尊严的几个条件。李笛亚迪全都应承下来。

当晚，华工们不仅把活干得又快又好，还创造了一些装卸货品的新方法。天还没亮，他们已装齐六十四车，而那一百名英国兵也装了六车，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李笛亚迪也因此受到司令部的嘉奖。他十分高兴，特地把翻译叫过去，对华工们表示了衷心感谢。接着他又去仓库，询问管仓的英国人：“中国工人做得怎样？”

那位管仓员说：“昨晚做得还好。”李笛亚迪当即拉下脸来：“为什么说还好？我的中国工人干得比谁都好。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没有算过账吗？”

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从此大变，华工在异国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当他们回国时，不少华工还与附近的法国女子结了婚，并带回了中国。

赴欧参战的华工中有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威海卫华工营”那次从前线撤退伤亡尚不算大，但其他营伤亡不小。据说英国从青岛招募的十万华工，共死了三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撤退过程中被德军的炮弹给炸死的。

重出江湖后的段祺瑞除了着力推动对德宣战外，所关切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获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对德宣战，取消了德奥庚子赔款，加上停付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使得国内财政困顿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那也只是“出”的少了，“入”的仍然不多。

对这笔账最清楚的，莫过于在新内阁中出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履任时，北京政府依旧入不敷出：军政费用每月约需两千万元，而财政部的可靠收入合计还不足一千二百万元，缺口达到八百万元之巨。

如何维持生计，再次成为让段政府头疼的大事，而到了这时候，老段又开始盯上了邻国日本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日本本来也不是个富国。甲午战争前，为了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日本天皇还要带头捐款，每年挤出皇室经费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让它发了笔财，要不然恐怕连后面的日俄战争都打不起。

日俄战争打完，日本又没什么钱了，但是随后爆发的“一战”却意外地令其大发横财，真正成了暴发户——欧洲各国埋头苦斗，等于把赚取高利润发大财的机会拱手送给了置身于欧洲之外的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

日本有钱，也曾在“中日亲善”的旗号下，打算借钱给中国，但在拨出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后不久，北京政局即因参战之争发生混乱，段祺瑞也避走天津。鉴于当时局势极不明朗，日本寺内内阁决定中止经济援华政策，同时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外务省和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也持全然不干涉态度，作为段派成员的曹汝霖等人曾想策动林权助支持段祺瑞，但都未能达到目的。

西原的见解则完全相反。经过几次访华，他对段祺瑞非常看重，认为段一定可以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即便暂时被免职，也不妨碍其日后东山再起。为此，他再次向寺内提出要前往中国援助段祺瑞。

寺内很信任西原，可他还是认为此行要冒许多风险，所以未同意西原的主张。西原是个极有个性的日本人，就算是老板不答应，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照做不误。其间他曾四度来华对段祺瑞表示支持，与以往实质上受寺内指派不同，这四次来华完全是西原自作主张的个人行动，而非官方意见。

直到张勋复辟，寺内内阁对公开援段仍感踌躇。后来见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张勋大势已去，寺内才同意帮助段祺瑞平定复辟之乱。

复辟既平，段祺瑞也在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定调。这时，曹汝霖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远交近攻”是强国才能采取的策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既不适宜于“远交近攻”，也不能单纯地“一律看待”，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政策，说白了，也就是必须采取亲日政策。

曹汝霖的这一见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赞赏。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动的西原回国时，特地请西原向寺内转达自己的意向：“中国的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

得到西原带回的这一重要讯息，寺内内阁做出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终于明确了全力援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