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4日，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两位北洋军师长王汝贤、范国璋突然在前线发出主张停战议和的通电，提出他们不愿为“政客利用”。通电发出的当天，二人即率部撤出战斗，由衡山向长沙方向退却。

王汝贤、范国璋是直隶人，其所部官兵也多出于直隶，他们虽没有正式归入直系，但和直系渊源很深，王、范平时也多看冯国璋脸色行事。二人做此惊人之举，当然不像通电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他们恰恰乐于被“政客利用”，只不过利用他们的“政客”不是段，而是冯罢了——秘密指使他们停战的，正是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

傅良佐是个缺乏应变能力的人，一看到前线通电便手足无措，当晚就和新任湖南省长携带印信，乘坐轮船一同仓皇逃出了长沙。在此之前，段祺瑞为了支持傅良佐督湘，还从山西调来商震一个混成旅赴湘作战。由于商震和王、范没有直接联络，傅良佐又不通知，所以导致晋军要撤的时候都撤不下来，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王、范通电到京后，冯国璋表现得幸灾乐祸，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冯国璋没好气地答道：“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又有人问：“王汝贤、范国璋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冯国璋仍然是那句话：“问责任内阁。”

这些话传到段祺瑞耳朵里，他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段祺瑞说到做到，当即递上辞呈。第二天，他又发出了一份言辞痛切的电报，称为“铣电”。在“铣电”中，段祺瑞认为北洋系是如今中国的正统势力，无北洋即无中国，与此同时，他责备直系军人不顾大局，“启阋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而西南却正好施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结，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

对于“铣电”，冯国璋倒也没什么感觉，按他本意，最好是立马批准辞呈，让对方滚蛋了事。可就在段祺瑞发出“铣电”的当天，总统府的日籍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即奉命来访，转达寺内内阁的意向，说：“欧战在紧张进行，中国内阁不宜有所变更。”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警告说：“倘因中国内阁变动引起纠纷，日本难以坐视。”

即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也面临着不小阻力。身处北洋元老地位的徐世昌就认为，“铣电”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段祺瑞于此时辞职，一定会引起北洋分裂，切不可行。

处于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只得暂时放弃立即罢免段祺瑞的念头。他一面对段祺瑞进行再三挽留，一面装模作样地通电申斥王汝贤、范国璋，说这两个人“不顾羞耻”，把“军人面皮丧尽”。

段祺瑞随后收回辞呈，通电各省督军表示愿意继续任事。正当众人都以为府院之争已暂告平息时，在冯国璋的秘示下，“长江三督”又掀起更大风浪，他们联名要求撤兵停战，与西南方面和平解决问题，并声明愿做调停人。

“长江三督”的联名通电对段祺瑞的政治主张和威望造成了很大打击。为争取主动，段祺瑞立即下令免除傅良佐督军一职，其职务由王汝贤代行，所有长沙地方治安也均由王汝贤、范国璋完全负责。

王、范擅自在前线撤兵停战，不仅没有受到军纪国法的处分，反而还要加官晋爵，这在段祺瑞的带兵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是为了稳定湖南局势，他又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

尽管如此，冯国璋还是没有要善罢甘休的意思。他除了趁机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兼职，由王士珍继任其遗缺外，还要求严惩傅良佐。段祺瑞虽然有意袒护傅良佐，但在自己也深陷困境的情况下，也不敢公开包庇，只得同意将傅良佐交付军法会审。

不过段祺瑞随后又提出一项意见，指出傅良佐名义上是湖南督军，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权操于王汝贤、范国璋之手——王、范公然发表通电主张议和，又擅自撤兵，傅良佐赤手空拳，焉能在长沙继续坐镇下去，除了逃走还能有什么办法？

段祺瑞的结论是，傅良佐擅离职守，固然应当惩办；但追根溯源，王、范应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彻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