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形势所迫，冯国璋只得把段祺瑞和王士珍一并请到总统府商议解决办法。段祺瑞表示除下讨伐令外，别无他法，这本在冯国璋的意料之中。他找王士珍前来，就是想一道说服段祺瑞，以抵制天津会议的压力，可是没想到王士珍也变得一筹莫展，乃至说出了“如须作战，不如请芝泉（段祺瑞）出来主持为好”这样令他大失所望的话。

这时不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国外的“一战”也出现了变数。眼看德、奥将败，原在东线与德国作战的俄国突然爆发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了“一战”。这不仅意味着德国减除了来自东线的威胁，而且当时还有一种猜测认为，它很可能会从苏俄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

如此一来，对于协约国方面还能不能取胜，北京政府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争论，有人认为参战乃失策之举，身为总统的冯国璋也有些胆战心惊。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与苏俄的大规模战争，冯国璋决定设立参战督办处，并打算由段祺瑞负责。当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时，段祺瑞未有任何犹豫或为难之色。他先是让冯国璋坚定信心：“俄国虽然撤兵回家革命，但参加协约国的已经有十九个国家，德势已孤，寡不敌众，结果必败。”接着又慨然表示：“我决不推卸责任，总统不要怕，参战督战办令一下，我决不推让，立刻走马上任。”

1917年12月18日，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他还下达了一道手令，规定以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

冯国璋的算盘打得很精明，他是要一箭双雕，一方面让段祺瑞去替他应付棘手的外战，另一方面又要把段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可是最后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参战督办并不隶属于内阁，段祺瑞的一切决定都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则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

冯国璋自己要搞的参战督办，结果却让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国内的军政大权。段祺瑞虽然已辞去了本兼各职，但自此以后，凡国内重大事务特别是南北问题，他都要不断予以过问，成了不是总理的总理。

1918年1月中旬，正在陆军部任职的陈文远奉命到前线视察。此前冯国璋、王士珍已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希望谭能够收拾残局，阻止事态继续扩大，但谭延闿却无意回任，而湘桂联军更是乘胜追击，不肯罢手。

陈文远到湖北时，湘桂联军距岳州已只有几十里路。为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冒着危险亲自去了一趟岳州。可是下火车后，什么人也找不到，于是陈文远只好在城内草草巡视了一番，结果发现驻城部队虽然不少，可大多为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其中既有王汝贤、范国璋的残部，也有山西商震的一部分败兵。这些残兵败将无一例外地都无精打采、狼狈万状。

陈文远不敢在岳州逗留，连忙又乘车返回武昌。一见到湖北督军王占元，他就直言相告：“我看前方军事危急得很，而且士气颓丧，岳州恐怕也难久守。岳州一丢，（北军）在湖南就站不住了，战事立刻会扩展到湖北省来。你还不赶紧想办法吗？”

王占元皱着眉头对陈文远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力量单薄得很，要想守住湖北都不容易。”

见王占元尚未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陈文远想了一下说：“我在岳州匆匆看了一下，人心已经慌乱到了极点，地方上经过这场战事，真是糜烂不堪了。我看再经过十年，也不容易恢复元气吧。”

王占元一听这才慌了，急忙请求和陈文远联合拍个电报到北京，申述地方危急的情形，请立即派队伍前来，以安定人心。

王占元虽为“长江三督”之一，但正如徐树铮所分析的那样，火如果烧到他的家门口，就不可能再装腔作势地“主和”了。王占元的请求正中陈文远下怀，他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刻拟了一份电稿，让人发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