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远在湖北也没有再停留，随即就动身回京。一下车，顾不得回家休息，就先到总统府，把所见到的情况和与王占元的谈话内容向冯国璋进行了详细汇报。他结合所见所闻，极力强调湖南乃南北之枢纽，现在南军即将完全占领湖南，而湖北也岌岌可危，如果政府再不出兵，将来形势恐怕很难乐观。

冯国璋已经看过电报内容，见连王占元都要求派兵，自然不能再重复“先礼后兵”之类的托词。只见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我本来一向主张和平，不愿国内再见战事，免得生灵涂炭，但南方既然坚持用兵，那也就说不得了，只好用武力周旋周旋。”

冯国璋让陈文远去找段祺瑞：“请他从速布置军事行动吧。你告诉他，就说我说的，马上准备派军队到湖南去。”

陈文远立刻赶到段公馆，向段祺瑞转达了冯国璋的意见。段祺瑞听后说：“早就应该如此。国家不用武力统一，各省都不听命中央，那还成什么国家！”

段祺瑞以为冯国璋已下定了对南方用兵的决心，但总统府依旧未能出台“讨伐令”。冯国璋如此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知道南北全面战争一旦重开，直、桂两系的联盟势必要被打破，而他的政治影响力也将大大降低。

几天之后，岳州被湘军占领，北军全部撤离湖南省境。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大为震惊，冯国璋也更加心慌意乱。情急之下，他向徐世昌求教，徐世昌便出主意让他主动邀请段祺瑞商议对策。

由于对冯国璋迟迟不肯下达“讨伐令”很不满意，在被冯国璋请到总统府后，段祺瑞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问他意见，他也只说了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该讲的都讲过了。”

冯国璋这时忽然站起身来，开始大骂南军，说南军欺人太甚，不把北洋派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其态度之慷慨激烈，倒仿佛他一直“主战”，而在座的段祺瑞、徐世昌一直“主和”，并且已经挡了他主战的道路似的。

段、徐和冯国璋在北洋系里共事二十多年，从来也没见过对方这种样子，二人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

骂完南军，冯国璋宣布：“为了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败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理由很正当，但就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大骂南军一样，段、徐仍然不知道冯国璋今天的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兵都还没出一个，大总统就先御驾亲征？

徐世昌滑头，来了个“未置可否”，只有段祺瑞很认真地劝冯国璋不必亲自出征，可是冯国璋态度固执，非要亲自出征不可。

接着，冯国璋又把王士珍内阁单独召至春耦斋，宣布要“南巡”，不过理由又与先前有所不同：“我这次到南方去，主要是为了征询南方他们几个人（即‘长江三督’）对于和、战问题的意见，往返最多不过七天。”

说完之后，他用眼神向众人扫视了一遍，意思是征询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自总理王士珍以下，大家起先都沉默地坐着，谁也没有什么表示。就这么沉默了一两分钟，内务总长钱能训才说了一句：“总统还是不要轻动为好。”

当时盛传徐树铮已和奉天的张作霖拉上关系，准备进兵北京，发动政变。钱能训担心，如果奉军真的进关“称兵犯阙”，冯国璋出京城容易，回来可就难了。

冯国璋似乎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他紧接着钱能训的话说道：“现在非我亲自走一趟不能解决。”

冯国璋的行动计划就这么定了下来。不过从他离京开始，“御驾亲征”的说法便不攻自破——前线在两湖，出征该走京汉线，但冯走的却是津浦线！

冯国璋在临行通电上为他的南下提供了另一种由头，所谓“南行巡阅”。可是他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未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所谓“南巡”被证明根本不是事实。

不是“亲征”，不是“南巡”，只剩下了他对内阁所说的理由，即征询“长江三督”的和、战意见。然而若认真推敲，这种话更是欺人之谈，因为谁都知道“长江三督”都是附和其意见的主和派，即便湖北督军王占元因面临自身地盘被夺的威胁，不得不向京城请兵，但基本政治倾向还是反对对西南用兵。

试问，大家本来就属于同一个阵营，冯国璋还有什么和、战问题需要向他们征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