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冯国璋在出发之时，不仅专门挑选了一旅精兵护卫，还携带子弹两百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传言后来被证明不是事实，冯国璋南下，只带了一个姨太太和很少几个随行人员。

纵使轻装简从，但在冯国璋走后，连总统府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这次总统到了南京之后，如果看到北方情况对他不利，他就会暂时留在南京不回来了。

总统府的人站在冯国璋的角度，仅仅认为是主战派或奉军可能入关的压力，逼得冯只好逃离京城。段祺瑞分析后，则判断冯国璋不是逃离这么简单，他其实是在用“南巡”的手法，继续维护其主和政策，甚至于在脱离主战派的包围之后，还会宣布总统蒙难，并以南京为临时行辕，反过来联合南军对皖系进行讨伐。

段祺瑞赶紧密令安徽督军倪嗣冲予以阻止。冯国璋的专车还没到蚌埠，倪嗣冲就命令车站将信号旗落下，铁道岔开，使火车不得行进。等专车到达后，他又登车将冯国璋强劝下车，迎入自己的督署。

双方坐定，倪嗣冲问冯国璋为什么要南下。冯国璋回答说：“我离开南京已经半年，想念同人，要去慰劳他们，并与秀山（李纯的字）有事相商。”

对冯国璋的这番说辞，倪嗣冲早已有备：“我已打电话给秀山了。北京是国家首都，各国使节都住在那里，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我劝大总统还是回去。”

冯国璋哪里肯听，执意要等李纯来接他，而李纯早就接到了冯国璋要来南京的电报，可是他打心底里其实也不希望冯国璋来南京。

李纯虽然向以冯国璋的忠实信徒自居，但如果冯国璋真的以大总统的身份长居南京，便无异于在他的旁边安上了一个什么事都要过问的“婆婆”。对他来说，由“媳妇”升“婆婆”比较容易接受，再由“婆婆”降为“媳妇”，那就太难熬了。

李纯遂以生病为托词，派自己的参谋长作为代表由南京赶到蚌埠，与倪嗣冲等人一道劝冯回京。

李纯方面都这么说，证明“此路不通”，冯国璋只得怅然北返。临登车时，他气得发牢骚说：“要论咱们北洋的资格，其实还轮不到我。谁叫你们当初把我拥戴出来呢？既然把我拥上了台，又都不听我的，叫我怎么办呢？”

倪嗣冲马上回敬道：“我们拥护你，是希望你给我们当家做主。现在你却一点担子也不肯担！”

倪嗣冲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声色俱厉，态度很不礼貌。冯国璋下不来台，便又愤愤地说：“哼，项城（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你们再也不敢这样。”

此话不说犹可，一说倪嗣冲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是当年最忠于袁世凯的督军之一，也是首先上表称臣劝进的所谓“洪宪余孽”。就在袁世凯最后召开御前会议，徐世昌、段祺瑞都劝袁世凯急速取消帝制的时候，倪嗣冲还坚持说：“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而后已。”

冯国璋对袁世凯的背叛，恰恰就是导致袁世凯垮台的直接因素之一。今天冯国璋突然提起袁世凯，倪嗣冲被触及旧恨，顿时便朝对方开起了连珠炮：“袁大总统在时他能给大家做主。可是他要做皇帝，当年若不是你带头反对，他的皇帝早已上当了，何至于气死呢！话又说回来了，他要不死，大总统也轮不到你呀！”

冯国璋被数落得哑口无言，只得忍气吞声地回北京去了。他这一趟南下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搞得威信扫地，至此，只要他一出台倾向于和谈的政策便立即遭到官员们的反对。面对这一尴尬局面，连素以和事佬著称的国务总理王士珍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无奈之下，冯国璋只能向段祺瑞和主战派做出全面妥协。1918年1月30日，他终于下达了他几个月来曾用各种方法加以回避的“讨伐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奉令率部南下，对南军“痛予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