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日本财政界为了制止金融混乱，调剂物价平衡，其首脑人物正极力鼓励向国外投资，以便减少国内筹码的过度集中。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实际就带有一定的投资放债性质。西原还曾经主张，所有对华借款均应由中日实业家先行协商妥定，然后再交双方外交部承认。

可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这种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上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日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它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烂账”。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寺内内阁乐于如此赔本赚吆喝似的不断借钱给中国政府，最主要的条件还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为”，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段内阁能够持之不懈地对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统一。在商定新一笔借款时，日方明确告诉段内阁，称此次借款是认定北京政府尚有统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粤乱”（指护法战争），则西南尚有“伪政府”（指护法军政府）存在，即使条件谈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负责经办对日借款的“亲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列强实力作为后盾，谁也不能统一中国。段祺瑞对这一观点是赞同的，他也认为，自己要完成南北统一，暂时不能不借助于日本的力量。

段内阁和寺内内阁尽管出发点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国统一这一目标上，却能达成惊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张“内政方针不能不随外交为转移”。他对皖督倪嗣冲表示：“粤乱不平，则政府无由存在，故无论如何困难，必先戡定粤省，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称北军为“国军”，南军为“敌军”，不许再用南军、北军字样，同时要求“所有前敌将帅，仍当振励士气，迅赴事机”。已经回到北京的徐树铮也公开声称，此番不打到广州，决不罢休。

在组阁后的第四天，徐树铮与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计划，准备乘攻占岳州的余威，以直军为主力肃清湘东的南军，同时抽调鲁军、浙军、赣军、奉军“援闽、攻粤、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军虽在湖南打了一些胜仗，但在湘东连续失利，不少师旅溃不成军，有的旅伤亡过半，有的师只剩下数百人。为挽救湘东失利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段祺瑞断然决定“南巡”。

这次“南巡”责任重大，不仅要振奋前线士气，还要对李纯等“长江三督”进行协调，而就在段祺瑞乘轮赴宁，即将与李纯会晤的途中，却差点因此遭遇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