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队归陆军部直辖，出发前，所有官兵均由陆军部制发上中等黄呢子制服。在支队开拔的同时，陆军部即在长春设立总兵站，从沈阳、哈尔滨到支队司令部所在的俄境双城子，也均设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参崴慰问的一次，仅带去的慰问品就计有：在南苑宰杀的大黄牛两头、在北京城内所烙的约一万斤面的山东大锅饼、在上海买的美丽牌香烟和毛巾、在长春总兵站购买的两千斤白干酒等。所有这些慰问品，把一节铁闷罐车都装得满满的。

除了后勤充裕外，中国支队自进入俄境起，行动就很谨慎，不仅从上至下保持着良好军纪，不扰民不滋事，而且夜间也从不出动，只有白天才会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时免不了遇到“穷党”。“穷党”远远看到是中国军队，便会用俄语大声呼喊：“中国人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打你们，你们也不要打我们！”

中国兵听到后，立即从远处放一排枪过去，“穷党”也不还击，就全都躲开了。不管“穷党”究竟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总之中国支队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把防务完成得很好，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协约国特别是投重兵于西线的欧美国家，对干涉行动要么力不从心，要么不够重视。美军的装备最好，但是派来作战的士兵素质很差，一听到枪声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庄里去，以至于让美军获得了“打仗最差”的评价。日军大概是协约国中对“西伯利亚干涉”最为重视，也最花力气的，可同时也是投入产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亚气候寒冷，缺少青菜，作为亚洲人，对这种生活非常不习惯。日军又向来不重视后勤，士兵的待遇很低，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他们的军纪之坏在参战国中排第一。

“穷党”不打中国人，但对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军兵营常常遭到“穷党”夜袭，部队一营一连地被围攻缴械，损失很大。

中国支队主要负责分担海参崴以东铁路附近的防务，另抽出一个骑兵连到伯利归日军指挥。到伯利去的那个骑兵连遇到了和主力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即“穷党”只要望见中国国旗就会大喊：“我们是好朋友，谁也不能打谁。”

由于和日军一道行动，骑兵连很怕被“穷党”看成是日军，行军时都不愿和他们衔接在一起，总是或前或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因而蒙受的损失也不大。

中国支队和华工赴欧一样，都是在国力弱小的情况下，竭力争取国际地位的一种努力。与当地华侨接触时间一长，他们能切身感受到华侨们对故国那种希望和失望并存的复杂心境。

“威海卫华工营”的华工在法国见到过一个中国女子。这名中国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淀人，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掳到法国来的。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不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就连距离北京城十五里的海淀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岁，家里开一家香烛店，结果香烛店被焚毁，一家人都被杀光了，只有她因被一名法国军官掳走而侥幸活了下来。

华工见到这名女子时，她还不到四十岁，独自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她有两子三女，因为“一战”爆发，两个儿子都参军上了战场，只有三个女儿陪伴在身边。母女四人见到中国人都分外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们，并借以打听国内的情况，尤其是她家乡海淀的情况。

有一次被问到法国人待她们怎样时，女子说，周围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们，只是一提到“中国人”这三个字，就显得不够尊重。为此，她感慨地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国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间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了解国际大事。这时“一战”已经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时称“巴黎和会”。她在法国的报纸上看到，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竟然在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句话让她备感伤心。

中国参加“一战”，乃至加入“西伯利亚干涉”，其原始动机都是要获得参与巴黎和会的机会，并在和会上争取失去的权益。如今该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参加和会的资格，可是克里孟梭的那句话却分明已经给中国的和会之旅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