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事事能把握问题重点。相反，陈毅则言过其实，志大才疏，用徐树铮批评他的话来说，是“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

1919年11月10日，当徐树铮再次找陈毅谈“六十三条”时，陈毅还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使得徐树铮意识到，陈毅已经被自己制造的假象困住，走不出去了。如果这时候他撒手不管，不但撤治一事必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中国政府在外交、政治上也将面临非常棘手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徐树铮而言，撒手不管其实是最轻松也最安全的，不单政府那里完全可以卸责，也不会造成与陈毅的关系紧张。可是，“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树铮不顾政府明令，毅然决然地从陈毅手中抢过了交涉权，他同时向国务院立下军令状，誓言他将不用一刀一枪，在三五天之内就完成交涉。假如不能成功，甘愿“息影南归”，待陈毅办结之日，再去负荆请罪。

11月11日，徐树铮召集筹边会议，对撤治事宜进行磋商。会上，针对陈毅交涉失败的症结所在，他提出了两条新的交涉原则：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策略原则，交涉对象以王公为主改为以喇嘛为主。

自抵达库伦以来，徐树铮一直在观察喇嘛高层的态度。喇嘛高层共有四位显要，徐树铮经过接触发现，担任外蒙古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巴特玛多尔济乃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认定巴特玛多尔济是一个必须极力争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树铮便主攻巴特玛多尔济，对其“结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时又对症下药，尽量满足对方个人的要求。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活佛拥有王爵册封权，结果造成了封王过多、册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层的四位显要中，巴特玛多尔济年纪最大、权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了亲王，而他偏偏只有王衔，没有实际被封。他对此耿耿于怀，在与徐树铮的交谈中，他答应会去劝活佛撤治，同时提出希望事成之后，中央能够册封他为亲王。

徐树铮听后，当即向他许诺，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马上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

与巴特玛多尔济谈话的第二天清晨，徐树铮一个人独坐默思，考虑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答复，应该怎么办。

西北军到达库伦后，陈毅曾向徐树铮建议应对喇嘛一派示威。徐树铮不同意，他认为边事与兵事的道理相通，不外“恩威并施”四字，若一味示威炫武，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不足取。

在徐树铮看来，外蒙古人性格多疑，初期不能太过示威，过威则不易近，所以一定要先结之以恩，也就是采取怀柔政策。结恩之后，时间一长，可能又会被蒙人轻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威以折之”。徐树铮料定，蒙古人无实力，必然因惧而就范。接着再待之以恩，以结其心。

徐树铮精通古史，视这种恩威并施之法为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的运用。蒙古版的“七擒七纵”看上去有些麻烦，但这是攻心为上，确保外蒙古不勾结外援，转而听命于俄国或日本的长远之计。

现在“恩”已经施给了巴特玛多尔济，假如活佛一时劝说不了，巴特玛多尔济又因此产生了畏难情绪，徐树铮就打算示“威”了——自然活佛是不能动的，但包括巴特玛多尔济在内的四位喇嘛高层都能动，到时可以给四人定个“不能善辅活佛”的罪名，假装予以拘禁，以逼迫他们再对活佛施压。

徐树铮正在一个人想着心思，巴特玛多尔济忽然匆匆前来。据他说，昨晚分别后，他连夜拜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并痛陈利害，为此还哭了鼻子。在他反复劝说下，哲布尊丹巴已口头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树铮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是徐树铮身边的红人，同时还是个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跃于库伦社交场的蒙古贵妇好上了，二人传出了罗曼史，而这位贵妇其实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妇，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

徐树铮得知后，就让王荫泰施展“美男计”，通过活佛的弟媳妇对活佛进行游说。活佛最后能够同意撤治，据说主要还是来自这位弟媳妇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