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靳云鹏、徐世昌面前，徐树铮成了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客人，即便有段祺瑞帮着他说话，但最终仍是毫无所得，而徐树铮又不是一个甘于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人，你越对他这样，他越要设法组织反击。

自此以后，国会和段派阁员便在徐树铮的策动下，处处与靳、徐作对。徐树铮本人见着靳、徐，表面上虽还不失礼貌，然而也不再掩饰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据接近徐世昌的人说，他到后来一见徐树铮就感觉如芒刺在背，有好几次还被气得老泪横流、放声痛哭。

段祺瑞、徐树铮在把徐世昌推上总统宝座之前，总以为他好说话，是个和王士珍差不多类型的人。徐世昌上台后，起初看上去也确实有一种超然于直皖两系之外的样子，对两系表现得不偏不倚，当时有报纸还说他采用的是两面手法，常以“徐娘”、“秋波”来揶揄这位大总统。

可是段、徐都弄错了一点，徐世昌绝不是王士珍，不仅不是，而且他要么不与人争斗，一旦展开手段，绝对够招惹他的人喝上两壶。最早看透此老的人，恰恰是被视为大老粗的皖督倪嗣冲。在徐世昌做了总统之后，他有一天对曾毓隽和吴光新说：“你们还记得‘六卦先生’的外号吗？昏天黑地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八卦少了乾坤两卦，所以称为六卦。乾为天，坤为地，少了天地，便只能昏天黑地了。徐世昌的外号就是“六卦先生”！清末时，大部分北洋人都知道徐世昌的这个外号，也知道他政治手腕极其高明——你想，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代的军师，是容易对付的吗？

无论是段祺瑞、徐树铮，还是曾毓隽、吴光新，都不可能不清楚徐世昌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因为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未在政府内从事任何职务，最多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出现，才让人慢慢淡忘了他曾经的峥嵘，居然把他跟真正淡漠处世的王士珍混同起来。

徐世昌处心积虑准备对付徐树铮。与徐树铮把劲儿使在明处不同，他是从暗处发力，而且所用招数，还是偷师了“徐树铮手法”。

过去徐树铮与黎元洪斗，与冯国璋斗，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借力打力，即用外来力量向对手施压，或发联名电报，或开督军团会议。徐世昌深悉直皖两系的矛盾，他要效法这一套，利用直系的外力来拔去身上的芒刺。

冯国璋下台后，直系已经形成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新核心。曹锟早在南北战争期间就与徐树铮之间结下了旧怨，加上徐树铮许诺他可以当副总统，结果总统选出，副总统却流产了，曹锟情知上当，对徐树铮更加不满。

吴佩孚则是因为没当上湘督，对段祺瑞一肚子意见，后来听说段祺瑞的一切举措都由徐树铮所策划，便也把一腔怒火都集中到了徐树铮身上。

徐树铮此后出了一个险招。他打听到吴佩孚下面的旅长张学颜可以利用，便秘密电召其进京，指示机宜，让张学颜设法取吴佩孚而代之。不料事机不密，东窗事发，吴佩孚虽然出于稳固军心等目的，仅将张学颜予以遣散，而未将事情闹大，但自此以后便视徐树铮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吴佩孚因能征惯战而在北方将领中显得分外醒目，逐渐在曹锟面前有了左右一切的力量。靳云鹏和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又有师生关系，还在政治上经常帮助吴佩孚，于是他便因此成为徐世昌借力打力策略的一个主要实施者。

除了与徐树铮之间势不两立外，靳云鹏其实对段祺瑞也有了不小的意见。段祺瑞在国务总理任上三进三退，但始终担任边防督办（以前为参战督办），而靳云鹏即便在组阁之后，也还兼任边防军教练处处长一职。加上他们之间固有的师生关系，段祺瑞在靳云鹏面前便仍以老上司自居，将靳看成下属，经常向靳批转有“交靳核办”字样的文件。

靳云鹏是个喜欢揽权的人，你叫他光有总理的名义，却不能实际当家做主，心里怎么可能会舒服？可是不舒服归不舒服，靳云鹏内阁除他自个儿外，段派人物几乎包办了各部部长的席位，这些人皆唯段祺瑞马首是瞻，靳云鹏在内阁里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

靳云鹏虽想摆脱故主，背着段祺瑞另搞一套，但出台的相关措施要么在阁议时通不过，要么被阁员们提前透露给了段祺瑞。

一个师生关系，把段、靳套得很紧。靳云鹏身为现任国务总理，在段祺瑞面前却还得守学生规矩，毕恭毕敬，而老段也始终把他当小学生一样看待，不太讲究什么礼数。有一次，得知靳云鹏向外界透露了“参战军”的秘密军费来源，段祺瑞立即把靳云鹏叫过去加以斥责，警告他“不要挟外援以自重”。

靳云鹏不敢公开反对“太上总理”，便处处拿徐树铮来借题发挥，经常对外表示徐树铮如何嚣张、如何跋扈，其主张又是如何荒谬，态度是如何固执。当然，最主要的是对他本人的攻击和“陷害”。

靳、徐逐渐发展到了见面不说话的地步。在一次会见客人时，靳云鹏直言不讳地说：“徐树铮在老总（段祺瑞）左右极力离间我和老总的关系，并百般陷害我，我要用拳头对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