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的“拳头”就是尚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在靳云鹏的暗中鼓动和指使下，吴佩孚接受了西南方面六十万元的运动费，随后便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一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撤防北归。

吴部如果一撤，湘南空虚，南军必然乘虚而入。同时在吴部撤至北方后，直系兵力猛增，对京师也是一个威胁。皖系的西北军当时主要布防于北方，并无多余兵力接替湖南前线。作为暂时缓和之计，有人建议干脆改西北军为京师警备队，仍由靳云鹏指挥，归陆军部直辖，徐树铮则率其中的两旅南下援湘。

这一建议马上遭到曹锟、吴佩孚的反对，徐世昌、靳云鹏便以也此为由，对建议不予采纳。

段祺瑞起先想要用拖的办法来阻止吴部北上，后来见拖不下去，又计划撤换动摇于直皖两系之间的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吴光新继任，并令吴光新部移师河南。

河南居南北要冲，京汉线纵贯其间，乃吴佩孚所部北返的必经之所。如果段祺瑞的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成功阻止吴部北返。

徐世昌、靳云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吴佩孚北上“勤王”，自然不能同意段祺瑞的做法。徐世昌首先拒绝罢免赵倜，声称：“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靳云鹏也采取消极抵制态度，说：“赵周人（时任河南督军赵倜，字周人）在河南干得好好的，我怎么能够无缘无故换掉他呢？”

由于段祺瑞事先已跟靳云鹏打过招呼，所以靳云鹏的这一态度大出段派意料，一些段祺瑞的部下便公开讲，靳云鹏已经背叛了段督办（段祺瑞）。

在徐、靳的坚持下，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将河南易督一事推迟办理，而这一事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反而将赵倜逼上了梁山——这位豫督本来还想在直皖两系之间左右逢源，现在见段祺瑞要撤他又没撤得掉，遂马上改变中立态度，通电“保境自存”，实际倒向了直系一边。

见吴佩孚执意北返，赵倜又要大开绿灯，段祺瑞急了，他干脆直接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要求曹锟阻止吴部撤防，同时又以陆军部的名义对吴佩孚下达命令：在中央未有明令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曹锟、吴佩孚在已得到徐、靳鼓励和默许的前提下，选择了对任何北京政府命令都置之不理。经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及其曹锟本人安排，平汉铁路的火车几乎全部被集中起来，专门用于运送吴部北上。

看到吴佩孚撤离湖南，张敬尧开始还松了口气，以为再无人跟他抢湘督这把交椅了。孰料吴部前脚一走，湘军后脚就杀了过来。

张敬尧其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相当于皖系里面的一颗老鼠屎。他的部队军纪极坏，督湘期间，不仅个人巧取豪夺，兄弟姐妹也横行霸道，湘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湘军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三千余杆子弹奇缺的旧枪，但在当地百姓的支援下，照样将号称“十万大军”的张部打得落花流水。

张敬尧急忙向北京告急，然而徐世昌在抛给他一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便听任其被南军所痛击。到张敬尧兵败退入鄂境，他却又板起脸来，下令将张敬尧撤职查办，张部残余也被鄂督王占元或改编节制，或缴械遣返。

张敬尧虽然治军无方、名声很臭，但话又说回来，在皖系之中，他也已经算是一员骁将了。他的垮台及所部被解决，使皖系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有人甚至认为，直系北返及张敬尧被逐，“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

吴佩孚在率部到达北方后，即将部队分别进驻于郑州至保定一线的各军事要地。接着，在接见记者时，他又进一步挑明了北上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要“清君侧”，“远小人”：打倒徐树铮，推倒“安福系”。

段祺瑞当时还没考虑到直皖战争那么远，但张敬尧痛失三湘，已经验证了他先前关于南军将会乘机长驱直入的担忧，他对吴佩孚不听命令、擅自撤离湘境北返感到异常愤慨，而吴佩孚所谓的“清君侧”、“远小人”，则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他对曾毓隽说：“徐树铮并未见任何发端或举动，而吴佩孚自由行动，政府不加惩戒，如是还有黑白之分吗？”

段祺瑞极力促请徐世昌、靳云鹏下令，要求将曹锟、吴佩孚予以革职拿问，并提出如果继续置之不理，听任这二人违法乱纪，政府将不成其为政府，威信必然扫地以尽。

要是以前听到这些话，徐世昌可能还不得不嗯嗯啊啊地应付，如今可不同了，“勤王之师”就在眼前，还怕你老段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