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张作霖在内，十三省反皖同盟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段祺瑞、徐树铮为他们曾经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定要偿还的“债务”。

赵倜就不提了，他在反皖同盟尚只有七省时加入，七省同盟一下子成了八省同盟。尔后反皖同盟的雪球之所以越滚越大，则多与徐树铮有关。

段祺瑞几度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就全国各地的督军来说，有关请饷、领械、编制队伍……几乎没有哪一件事不要通过陆军部，而这一切都必须徐树铮答应才能算数——如果直接向段祺瑞请示，他总是说：“找又铮去。”

徐树铮这个关口不通过，就意味着什么事也办不成；而只要徐树铮一点头，即使段祺瑞不知道，也能如愿以偿。无形之中，徐树铮不知为自己树了多少敌。

徐树铮在具备过人能力的同时，也有气量褊狭、不能容人的一面，有人评价他“成见太深，自信太强”，可谓入木三分。因为这一性格缺陷，他又额外得罪了许多人，甚至有很多将领、政客本属于段幕或打算投段，也被他逼得只好另找出路，加入了反皖同盟的行列。

张志潭在段幕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人幕僚。冯国璋当总统时，他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继王士珍之后重任国务总理，遂又任命张志潭为院秘书长，明令已经发表，张志潭也已到院接事。那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一个电话就把张志潭叫过去，当面把他训了一顿，说：“上次你当秘书长，不听我的话，这一次你不用到任了。”

张志潭解释说昨天已经到任，可是徐树铮却让他马上呈请辞职。张志潭知道惹不起徐树铮，只好当面写了一个辞呈交上来，说：“我暂时不回北京了，请你代我交了吧。”

徐树铮立即收下辞呈，并发电报给段祺瑞，说张志潭乃是张国淦的死党，和总统府互通声气，决不可以当秘书长，“我已叫他呈请辞职了”。

张国淦就是黎元洪时代的那个“千年和事佬”，其实也不能算是总统府方面的人，只是徐树铮对他抱有成见而已。段祺瑞对徐树铮的说法本不以为然，但他在公事上很少有不依着徐树铮的，听说张志潭的辞呈也交了，就没太当一回事，说：“不让他来就不让他来吧。”

张志潭虽然是自己递交的辞呈，可是刚刚到任一天就辞职，还得另换别人接替，总是说不过去，于是段祺瑞就安排了秘书方枢暂代。方枢亲眼见到了前任秘书长的悲剧，从此以后就是徐树铮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徐树铮诱杀陆建章后，方枢即奉其命以政府名义写了枪决令，一丝一毫都没敢犹豫。

徐树铮如此行事，效率固然高了，但也极容易给自己制造仇家和设置定时炸弹。张志潭就是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由于对徐树铮怀恨在心，他就倒向靳云鹏，平时常将皖系内部的情报透露给各省督军，对反皖同盟的捏和起到了一定作用。

还有想主动投段而不成的。比如吴光新下面曾有一个叫李炳之的混成旅长，因为和吴光新闹矛盾，辞职不干了。他是段祺瑞的学生，于是就来找段谋事，段祺瑞表示同意，批了一个“交陆军部任用”。徐树铮看到批文，随手写上“此人无大用处”，就把李炳之的事给搁浅了。后来还是靳云鹏派他为将军府参军，他才找到差事。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李炳之很快也走到曹、吴那边去了。

吴佩孚保定集会，其实就是十三省反皖同盟的一次大示威，在会上，他们向皖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要求予以满足，其中核心的两条是解散安福国会以及罢免徐树铮。

消息传出，京师震恐。徐世昌虽然暗中支持反皖，但他本人就是经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可以说无安福系，他就当不上大总统，而且这时西北军第一师又与吴佩孚的直军第一旅形成对峙，气氛相当紧张，战火已是一触即发。

拨了半天火，却发现火有可能会烧到自己，徐世昌心里有些发毛了。他赶紧给曹锟、张作霖、李纯下达电令，要三督入京共商大计，实际是希望说和各方，以便不让事端越出自己可控制的范围。

收到徐世昌的命令，李纯称病告假，曹锟则推说要抚慰归来的部队，不能轻离保定，最后欣然赴约的只有张作霖一个。1920年6月19日，张作霖打着“调停时局”的旗号，在卫队的前呼后拥下，乘专车抵达北京。

对张作霖来京的目的，徐树铮看得很清楚，他认定靳云鹏与曹锟、张作霖早就“狼狈为奸”了，现在张作霖名为调停，实质是要暗中窥探段祺瑞的动静以及袒护曹锟。

徐树铮急忙到团河找魏宗翰商量，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张作霖肯定要来团河见“老总”，十五师可就近派兵埋伏在团河附近，将张作霖截住和扣留在团河。

按照徐树铮的设想，如果扣张成功，既能断绝曹、张的联合，又可以使曹知所警惧，俯首听命。

魏宗翰却觉得徐树铮过虑了。在他看来，张作霖虽然与徐树铮已经撕破了脸，但和“老总”并没有到这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