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悔青了肠子 什么是真统一

在第二次直皖战争中,段祺瑞确实发挥出了他举足轻重的作用。卢永祥在浙江的作战固然引爆全局,而冯玉祥的倒戈也与他有着直接关联。为促冯倒戈,段祺瑞事前派亲信携其亲笔函见冯,提出“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有以自处”。除亲笔函外,他还设法筹集十万大洋,转送给冯玉祥,作为临时倒戈的代价。

不过在拥孙还是拥段的问题上,冯玉祥的态度一度较为微妙。据说那时冯玉祥已读过三民主义的书籍,而且很感兴趣,他对孙中山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敬仰,而在北洋系中,冯玉祥又基本属于思想“异类”,与段祺瑞、张作霖打交道时不免感到势孤,如果能够与孙中山互相呼应和支持,自然对他是有利的。

由于冯玉祥有拥孙的可能,所以曾有消息说张作霖、冯玉祥已发电报到广东,请孙中山到北京主持一切,然而不久这一消息就被证明纯属误传。

冯玉祥倒戈后,以他为后盾的摄政内阁只是一个过渡。冯玉祥练兵尚有一手,但搞政治是其最大的短板,时人评价他将政变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同时,他又被直系视为叛徒,直系长江各省均予以通电讨伐。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冯玉祥等人乃联名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欲借助其声望来减轻自身所受压力。

蛰居四年,终于要出山了。这本是段祺瑞一直以来所期待的,然而当命运的大门即将向自己开启时,他又不由得踌躇起来。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不知道各省对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几年前,当他辞去督办下野时,人们可是弹冠相庆,如果这回贸然出山,再遭各方反对,那岂不是自讨没趣,这老脸可往哪里搁?

段祺瑞于是对冯玉祥等人的拥戴既不表示接受,也不加以推辞,既不说来京,也不说不来,只是表示:“此时将自重,必等各省一致拥戴,然后出山。”

战事稍定,段祺瑞就发电报给冯玉祥,让他速来天津商议国是。冯玉祥到天津的第二天,张作霖也到了天津,奉军两个师还先行在津驻扎。

冯玉祥到天津后,立即发现段、张均完全无意于孙,而奉军又咄咄逼人,连自己从吴佩孚手中收编的一些部队也被奉军给缴了械,这使得冯玉祥不仅完全打消了拥孙的念头,而且被迫对张作霖唯唯诺诺,装出一副全无成见的样子。

张作霖在战争中击败吴佩孚,其气势就跟以前的吴佩孚一样,恨不能立马扫平天下。在天津会议上,他甚至主张继续派兵南下,从而一举扫清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实力。冯玉祥同样想借机到南方抢占地盘,于是也表示赞成。

武力统一曾经是段祺瑞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如果是放在过去,他还恨不得敦促奉、冯两军昼夜南下呢,可是现在他自己已对这一理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曾经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批评很厉害的一个人,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章士钊。章士钊认为,武力统一乃是“欲以一派势力消除它派势力”,是“不知国家根本组织之道”。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它们利益不同、情感不同,自然意见和希望也不同。国家要做的事,是调和、容纳这些势力,“使之得相安”,倘若强行以武力消灭以达成所谓的统一,那是假统一,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什么是真统一呢?章士钊忠告段祺瑞:“真统一者,乃在国家意志之统一而不在独夫之专擅也。”

退居天津前,段祺瑞对章士钊的批评,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就是当成了书生之见,压根儿没放在心上。他真正感觉到这些批评言之有理,是在退隐静思,细细回味那些经历过的失败之后。

就在息影的第三年,段祺瑞很感慨地说:“曹(曹锟)、张(张作霖)、吴(吴佩孚)皆我提拔出来。我扶植他们长大,可是后来却又全部打起我来了。我致力于武力政策,结果如此,现在觉悟了。”

段祺瑞终于明白,如果单纯靠武力统一,打掉一批老的实力军头,又会养成一批新的实力军头,到最后免不了还是一场空。

因为有了这样的新认识,段祺瑞不同意张、冯的用兵主张。他认为,曹、吴在长江各省的势力还很大,困兽不可穷追,一穷追,对方就会合力死斗,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

段祺瑞提出,只要长江各省能“竭诚赞助统一”,同时又不再支持曹、吴,就不应继续用兵。张作霖、冯玉祥听了,觉得长江各省“合力死斗”的情况未必就不会发生,于是也都不得不在原则上同意段祺瑞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