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解决金法郎案，曹锟时代仅仅为了用于救急，至于佣金损失如何，债权债务关系怎样，都未仔细考虑。李思浩领衔的财政部则专门成立了“金法郎案研究委员会”，把有关该案的一切文卷、资料都调齐了。委员会悉心研究修订解决大纲，对所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认真推敲。过后，解决大纲又被送交司法部逐条审查，以确定没有违法之处。

专家们认为，虽然改用金法郎赔款之后，国家要遭受一定损失，但法国已决定将其中的部分退款退还中国，这样一算，损失并不是太大。最重要的还是从长远来看，中方得大于失。在曹锟时代，关税问题因时机未至尚谈不到，而临时执政政府在成立伊始，各国外交使团就已同意中国提前召开关税会议，只等法国批准“九国公约”。换句话说，一俟法国松口，中方即可提高海关附加税，乃“虚损而收实利”。

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徐树铮根据自己的认识，也认为解决金法郎案恰在其时，遂连续发电报给段祺瑞和李思浩，极力主张速办。

这些都成为段祺瑞敢于顶着反对声浪办理悬案，并把自己与曹锟划分开来的重要依据。

一切手续都弄好了，就剩下身为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签署交办了。段祺瑞连发七道手谕加以催促，但李思浩那边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为此，段祺瑞找到李思浩，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是怎么回事，老把金佛郎案拖着不办？”

李思浩回答：“执政一定了解这件事办了以后的后果。思浩身败名裂，乃至送掉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有不少人正找机会要为难中央、为难执政。因此，不能不再三考虑。”

段祺瑞听了，这才稍稍收起怒容，但还是严肃地对李思浩说：“你我相交多年，你还没有摸着我的脾气？我这个人，不是那么患得患失的。我一定要做（这件事），不要说因此丢了官、丢了地位在所不惜，就是送了性命，我也是不顾的。有我负责，你快去办吧！”

与李思浩谈过之后，段祺瑞仍不放心，他召来曾毓隽说：“你去问赞侯（李思浩的字），他对金佛郎案敢办不敢办。他若不敢办，我叫别人办或你来办。”曾毓隽赶紧安慰道：“老总不要急，我明天和赞侯研究研究。”

第二天，曾毓隽往访李思浩。得知来意，李思浩不禁诉起了苦：“不是我不敢办，而是此案相当复杂，牵连面较广，不能不周密考虑和多方联系。请四哥（指曾毓隽）帮我办好吗？”曾毓隽说：“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协助。”

直系北京政府两次向法方表示赞同金法郎案，又两次反悔，如今再与法方交涉，细节方面的操作就比原来更复杂，而且很容易节外生枝。李思浩了解到国民党人李石曾和法国政府关系较深，同时也是解决金法郎案的支持者，便想请李石曾出面协助他与法国公使沟通。

李思浩和李石曾不太熟，乘此机会，他问曾毓隽能否代为联系。曾毓隽痛快地答应下来。

曾毓隽其实和李石曾也不熟。经过打听，李石曾在民初时曾患伤寒，中西医皆束手无策，后请来京城名医陆仲安才得以妙手回春，李、陆由此来往甚密。恰好曾毓隽与陆仲安早就相识，经陆仲安介绍，曾毓隽见到李石曾，二人晤谈多次，李石曾欣然同意相助。有李石曾从旁协助，李思浩迅速与法方谈妥了双方的操作细节。

对内方面，由于国会已无形解散，倒不用顾虑了，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舆论界特别是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当时正好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来京有事相求于李思浩，李思浩就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托其进行疏通。经虞洽卿打过招呼之后，上海舆论界的反对声音果然减弱了不少。

1925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与法国公使完成签字、换文手续，从而达成了解决金法郎案的中法协定。

虽然此案一公布，段祺瑞执政府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特别是在野党口诛笔伐，但实事求是地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的执政府对解决金法郎案还是十分慎重的，段派自段祺瑞、李思浩以下，也无一人敢于从此案中妄取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