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7月，法国政府批准“九国公约”，中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障碍至此得以解除。此前中国的关税是签订“辛丑条约”时所定，税率为值百抽五，这么低的税率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各国所未有，本身就带有如庚子赔款一样的侮辱和惩罚性质。

中国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后，中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问题，理由是战败国尚无协定关税特例，中国是战胜国，更不应受此约束。各国代表无词可驳，于是决定在“九国公约”生效后，中国可召集各国来参加关税特别会议。

如果说金法郎案背后是一片叫骂之声，关税会议在国内赢来的则多为叫好声和掌声，但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没有金法郎案就没有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正是执政府解决金法郎案所换来的结果。在段祺瑞本人，则把解决金法郎案和召开关税会议作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始终全力以赴。

在关税会议筹备期间，有一天段祺瑞在和曾毓隽谈及一些有关会议的主要问题时，曾毓隽不无忧虑地说道：“关税会议各国未必能顺利通过，即使如愿以偿，内部纠纷势必甚于今日。”

段祺瑞甚为惊讶，立刻问他：“何以见得？”

讨论自主关税，必然涉及近代中国一个很特殊的税收制度，即厘金制度。厘金最早产生于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当时是为筹集兵饷所临时设置，后来便成了一种新税种。这是一种非常杂乱、无法度可守的税制，而且从清末开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为地方所自由处置，被认为是地方擅专和割据的经济基础。

各国要求中国将裁撤厘金与海关加税同时进行，即“裁厘加税”。曾毓隽所提到的“内部纠纷”就跟裁撤厘金有关，他对段祺瑞说：“大家一向所争的是地盘，不完全集矢于中央，一旦决定裁厘加税，各地在争权夺利时，势必把矛头全部集中在老总一人身上。”

段祺瑞听了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内部纠纷可由内部解决。”

段祺瑞对关税会议寄予了无限期望，他认为开幕式关系到国家主权和财政税收，因此决定亲自出席，以示重视。为了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内容，他需要配备一个会多国语言的翻译。这种人才在国内非常稀缺，段祺瑞想到了被喻为“清末怪杰”的辜鸿铭，就让曾毓隽的叔父、时任执政府外交次长的曾宗鉴出面邀请。

曾宗鉴是辜鸿铭的学生。他认为由自己突然邀请老师担任翻译不够礼貌，还不如让曾毓隽代为约请。

曾毓隽是辜鸿铭的小辈，但与辜鸿铭却是忘年交，朋友说话反而比师生更好措辞。他也因此向段祺瑞建议：“约他（指辜鸿铭）参加关税会议不难，不过最好给以高等顾问的名义，每月馈赠数百元的车马费。”

取得段祺瑞的同意后，曾毓隽第二天就前去拜访辜鸿铭。见面之后，他首先代段致意，随后拿出了高等顾问聘书和两个月共一千元的车马费。辜鸿铭为人非常机敏，不待曾毓隽开口说明来意和要求，就说：“段执政想利用我当关税会议场中的喉舌吧？”

在得到曾毓隽的确认后，辜鸿铭答应得非常爽快：“关税会议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到时我一定参加。”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如期召开。除九国公约的参与国外，美国还介绍了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加入，从而由九国变成了十二国。段祺瑞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开幕词，辜鸿铭也随段祺瑞出现于会场。他身着长袍，套上大袖口的马褂，脑后拖一根辫子，神态怡然，随听随记随译，举止格外拉风，引起了会场上中外人士的一致注目。

开会第一天，中国政府即按普通品至奢侈品的不同规格，提出要加征值百抽五至值百抽三十的临时附加税。各国代表对中国的开价如此之高表示惊讶，认为已经超过“九国公约”的范围。经过谈判，中外商定在裁厘未实现之前，先设一个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在此过渡期内，关税依照“九国公约”，对进口商店一律按普通品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值百抽五的办法征收附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