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没有听从段祺瑞的话，仍然决定先一步去天津，但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尤其北方政局的动荡不安达到了极点。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所谓的“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已经爆发，冯玉祥与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间发生激战。由于冯玉祥策动了郭松龄，战事很快向有利于冯的方向发展，徐树铮刚刚在天津下船，李景林就已溃败，张作霖则因为郭松龄之变而无力入关，京津一带遂完全为冯玉祥所控制。

得知徐树铮到了天津，段祺瑞连发函电和派人劝阻他入京。徐树铮在天津的亲友也都劝他这时候万万不能进京，有的亲友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他们把曾毓隽等人的事告诉徐树铮，以此证明北京局面确实非常危险复杂——曾毓隽、姚震皆为政府要员，冯玉祥却可以想抓就抓，遑论他人？你徐树铮进京简直是自投罗网！

不料徐树铮听后却用他那惯有的自傲自大的语气说道：“我怎么能同云沛（曾毓隽的字）、赞侯（李思浩的字）比呢？段老总的事多半是坏在这两个人身上。”又说：“我非去不可！我要看看老先生，也要让人们看看，我当年怎样出来的，现在还要怎样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如此胆大，其实还有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宋子扬是徐树铮的士官同学，先后做过冯玉祥、徐树铮的部下。当徐树铮尚在欧洲的时候，宋子扬即以徐树铮的名义与冯联络，那时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关系愈搞愈坏，但其力量还远不如奉军，于是便想利用宋子扬将徐树铮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为此还特意对着宋子扬说了一些尽弃前嫌、重新合作之类的话。

宋子扬向徐树铮转述后，徐树铮信以为真。后来局势转变，冯玉祥得以控制京津，他自认为势力已成，于是立刻放弃了拉徐树铮的计划。可叹徐树铮未能看透这一点，因此对大家的劝阻才会置之不理。

宋子扬一来可能也被蒙在鼓里，二来又希望徐树铮能重掌大权，以便有所攀附，所以极力怂恿他进京。这时由于冯、奉战事的关系，京津铁路的交通尚未恢复，暂时只能乘汽车入京。由于公路要经过冯军占领区，徐树铮也怕路上遭到拦阻，宋子扬见状一拍胸脯：“我有个旗子，可以在冯军占领区域通行无阻。”

徐树铮于是和宋子扬乘坐汽车，沿公路入京，果然一路上无人阻拦。当他远远地看见北京城楼时，心里非常高兴，不由用昆腔轻声哼了起来：“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徐树铮一到北京，即去段公馆拜见段祺瑞。见到徐树铮，段祺瑞又惊又喜，二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多时”。

段祺瑞问他为什么一再阻止，还要冒险入京。徐树铮回答时很动感情：“怎能不来？以公论，我是奉派出国专使，回国多时，理应向政府述职。以私论，我与老先生分开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问候起居。至于某系（指冯派）对我个人有何不利的说法，听之而已。”

老爷子只是担心徐树铮会有危险，能够见面当然非常开心。二人共进晚餐，不过吃完饭后，他仍然催徐树铮早早离京，免生意外，并指点怎么走才最安全：“你要由西车站坐京汉车到郑州，再转陇海线回徐州。”

第二天，根据徐树铮的意见，执政府举行了专使觐见执政复命的典礼，随后徐树铮又向各部总长报告了出访情况。

听说徐树铮回京，以前的那些朋友都替他捏把汗，说：“小徐真敢回来，好大胆子！”大家纷纷劝他多加小心，李思浩还派人请他到东交民巷见面，意思是劝他一道留在那里避难。

北京的紧张气氛也让徐树铮感到联冯可能并不成功，但他住了两天后，发现冯玉祥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这反而使得他放下心来，对朋友们的善意未再多加考虑。在此后的六七天里，他除了和老朋友们聚会外，还到自己所创办的正志中学进行演讲，给学生们讲述旅欧观感。

有些热心的老友看到北京的环境对徐树铮实在不利，又劝他赶快离开。徐树铮则说：“既来了，现在离新年只有两天，何不等元旦给老总拜年后再走呢！”

几位老友一再苦劝，段祺瑞也让他不要再等，徐树铮这才决定启程，并请执政府打电话给火车站准备专车。不过他没有按照段祺瑞指点的路线走，而是打算乘车去天津，因为在联冯不成的情况下，他已经约了友人在天津等他，准备转过头来商量如何联络奉张。

离开京城前，段幕的一群朋友给他饯行。听说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当场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徐树铮在京城已经耽搁了这么多天，又是典礼又是报告会的，冯玉祥所部不可能不知道，绝不会轻易放徐树铮离开。如果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势必经过廊坊，廊坊现由冯玉祥的部下、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率兵驻扎，到时恐怕后果难料。

这些朋友建议徐树铮还是谨慎从事，改乘飞机或乘汽车绕道去天津。徐树铮犹疑了一下说：“我的专车已经备好，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并且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他们怎能擅动呢？冯就是想和我为难作对，也绝对不能轻易动我。”

他让众人放心，说相信此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听了他这一席话，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段祺瑞突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上写“树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叫人送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专车离开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徐树铮上车后就在包房里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