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感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顾城鄙夷那些“满世界都是吃来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个人，就是一个必须吃东西的东西。”

主办方发放相当丰厚的饭钱。酒店带早餐，晚餐总是有活动和宴请，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我时差倒不过来，早上迟起没有胃口，只挑一块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着。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啦？我点点头，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烨笑着解释：知道啊，他已经吃了六个。我才知道。顾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时间结束，尽量把自己填饱，仿佛动物有两个嗉囊一样。

中午？中午就睡觉，睡到晚上开会之前有晚餐吃的时候。失眠严重的我马上想到：那，夜里呢？夜里继续睡。谢烨说，顾城从小能睡，最高纪录连睡两天50多小时。

艾未未在纽约，他请我到中国城吃饭。这样那样，要了很多菜，蒸鱼啦烤大虾啦，甚至有拳头大的石螺。老板是朋友，过来提醒：菜太多了！未未说：上次我这位朋友从大陆来，我没什么钱请她吃饭，现在我要让她吃好的。未未打开钱夹给我看，哟，除了各种银行卡，还有厚叠百元大钞呢。

我这就提议，拐角就是我们住的酒店，能否把顾城夫妇邀来共进午餐？未未与那一对儿自是熟得不能再熟，当然不反对。就算多他们两个人，菜还是太丰盛。因为未未一直夹菜，我的碗里还剩很多。谢烨不但挨个把餐桌上的盘子，连汤带水倒在顾城碗里，最后还拿起我的碗，也倒给顾城了。我不知所措地瞪大眼睛。谢烨说没事！在新西兰，谢烨单独做饭，吃不完就倒在顾城的那个大锅里。顾城就“乱炖”着吃。

可以说，顾城不在意烹调，也不仅仅是珍惜食物。他能饿，所以深知能吃饱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吃饱。好像永远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似的。让人回想起来更加难过。

当时我不太明白，顾城多年的节俭是否变成一种痼癖？因为到1992年3月，顾城在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一年计划才结束，DAAD给付的生活费很高，他们应该存下不少钱的。

那天饭后，我们顺路逛街，走进一家小商店。谢烨在货架上挑选很久，挑了一个小玩具，笑着给我看。那是一只小青蛙，捏一下呱一声。底部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标价1.99美金。谢烨说：给儿子买一个中国的东西吧。临付款我才发现顾城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谢烨掏钱时，顾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吓了一跳，以为他犯病了，赶紧去拉他。谢烨厉声呵斥：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就更吓坏了，回头看谢烨。她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

原来如此，我买吧，我正发愁给小木耳买个什么礼物好呢。

顾城并不小气。朋友吃饭他会争着付钱；那年来我家度蜜月，他送我两尺卡通印花棉布，我给儿子做了个小被套；时隔多年，在美国见面他还特别送我一只立陶宛彩漆小汤匙。东西都很小，但是让人感觉顾城有情有义，而且礼貌周到。

从商店出来，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远远避开，恨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好！

我陪着顾城落在后面，作为干姐姐，我首先要数落的自然是顾城了。顾城解释着：舒婷，如果不能按期还贷，我的小岛就要被拍卖，我们就无家可归了，所以每一块钱都要存下来啊。小木耳一直寄养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长虽视为己出，但是根据西方伦理，酋长还是以遗弃罪把顾城告上法庭。说到木耳，顾城渐渐有了笑容。因为顾城付不起钱，毛利人竟然代顾城雇了一名律师。听起来，那毛利人仿佛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们的观念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担一点责任。法庭仲裁结果是，顾城必须每年付毛利人一点点抚养费。顾城说：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如果不付这一点赡养费，他们就要失去木耳的监护权。

咳，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顾城慨叹着。

我曾经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木耳。哪个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顾木耳？不，没有姓，就叫木耳。

他们半开玩笑地解释过孩子的名字，也是时常更换版本，我没记住。

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里写成了桑木尔。木耳是小名吧？桑木尔也许是毛利人的习惯叫法？

顾城所画木耳

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连照片也没有。

在旧金山期间，我们被邀请到美国女诗人卡罗琳·凯瑟家中做客。卡罗琳·凯瑟得过普利策奖，与赵毅衡共同翻译我的英语诗集。客人们在他们家的户外游泳池里扑腾，谢烨的游泳衣里还加穿内衣，我觉得好笑：在国外许久了，还这么遮掩吗？她努着嘴示意顾城。顾城不下水，脸色阴暗地闷坐在荫棚里。我走过去故意大声说东说西，再小声骂他太过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来。

因为顾城想要谢烨保持初恋时那两条长辫子，谢烨就不能剪烫，顶多把辫子紧紧盘在头顶，像朵葵花，非常漂亮。由于顾忌丈夫的感受，谢烨不戴任何饰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质地，宽松的，在西方国家也很时尚。不过，谢烨基本不买衣服，都是朋友送的，邵飞送过，我也送过。纽约分手时，我把所有衣服摊在床上，让谢烨挑选。我清楚地记得她挑了一条苹果牌牛仔裤，一件水磨真丝枣红夹克和大红棉布衬衫。

1996年我应DAAD邀请，成为驻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裤裆大街”（中国人的戏谑翻译，即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50号，1989年北岛应邀来此，住的就是这一栋公寓。留学生们告诉我：当年好些人聚集在这所房子收看新闻直至深夜，其中一对激愤的男女青年经常结伴并终成眷侣。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结束DAAD计划后，住在这对青年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地，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

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操心，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这一年，顾城在国外朗诵作品时只用各种怪声没有字词，遭到诗友的批评，躲到沙发后失声痛哭。因为要坚守母语的语感，顾城拒绝学习外语，他在国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赖谢烨。那么，语言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

即使根据目击者的作证、警察部门的结论，事后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剧，但，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那一脚踩下去的万念俱灰？

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2013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