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武夷路的日子——回忆顾城

毅伟


岛爷

每次与北岛在一起,都必然会谈起顾城,感慨与伤感顾城的离去。

今年,已是顾城离去的第二十个年头了。当年他把自己定格在三十七岁,以至于今天,当我们怀念他的时候,感觉他还是那样年轻。

北岛是我和顾城共同的大哥,他一再嘱咐我,写一写顾城在上海的往事,以表达对他的怀念。我意识到我必须去完成这个回忆了。

二十年前,当顾城与谢烨的噩耗传来,就有些熟悉的媒体要求采访我,其中有些记者与编辑还是很好的朋友,当时我都婉言谢绝了他们,因为我觉得面对这样的噩耗,我无从说起,也害怕说起,因为顾城与谢烨,都是我熟悉的朋友,在那样的时刻,我说什么都不合适,都可能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感谢北岛的鼓励,二十年后,让我内心终于有了力量,再说起顾城。

为了这份回忆,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了当年顾城在上海居住过的武夷路,那是上海西面长宁区的一条老街道,为了寻找当时的印象,我在那里徘徊了许久,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时过境迁,以往痕迹都难以找寻,那些过去的情景还依然可以追溯吗?

当年,顾城为了谢烨,为了与谢烨的一场奇特的恋爱,来到上海,先是住在虹口区多伦路的亲戚家里,之后他选择了谢烨居住的长宁区,选择了靠近谢烨家的武夷路,购置了一所很简易的民居,在此居住下来。如今想来,顾城的这个举动,当然是一个爱的举动,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沧桑的开始。

而今天,当年顾城所居住过的这个区域,已经事过境迁。

尽管武夷路还是那样窄窄的一条街道,但是周边的环境以及建筑完全变了,尤其是顾城当年所居住过的那个平民区域已经不复存在,在原来的地址上已经建起一个很大的体操馆,许多人在体操馆前的广场上乘凉,灯光照耀之下,孩子们在奔跑。

人们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个诗人,一个看我们很远、看云却很近的诗人,一个用他那黑色眼睛去看世界、用他那近似童年的真诚去大声朗诵的诗人。

那条过去夜晚亮着黄色灯光的静静的武夷路,那个为顾城打印过许多诗稿的打印社,那个见证了顾城与谢烨的浪漫爱情的小屋,已经完全消逝了,消逝得干干净净。好像是一部生动的电影从胶片上完全消逝。

物已不是,人也已非,剩下的只有我们的怀念,顾城与谢烨,你们还记得这条街道吗?这条位于上海西部的,承载过你们爱情的街道。

当年,顾城告诉我,他买下了一个小屋,位于长宁区的武夷路,花了四千多元钱,他打算搬到那里去住,因为那里靠近谢烨的家,他叫我和他一起去看看。

我和顾城一起去了武夷路,顾城购置房屋的地点在武夷路靠近中山西路的那个位置,在过去的长宁区足球场的旁边,是在一个有很多年历史的平民住宅区域,进入这个区域,看到房子密密麻麻,房子的高低也参差不齐,里面的路也因为有许多搭建的房屋而显得很窄。

顾城购买的房屋,似乎是居民自己搭建的一个简易小屋,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从一条很窄的小弄堂进去,进入一道门,里面有个上海人称之为天井的空间,边上是煮饭的地方,里面就是一间上下两层的屋子,下面一层大约十五平米,上面一层其实是阁楼,更小些。

我和顾城开玩笑,说这其实是一个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也很认真地告诉他,如果要住,必须要修缮,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修缮,因为这房子的结构是竹子与砖。他说他也觉得房子需要加固和修缮一下,已经请了人来修。

顾城有些兴奋,因为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但又觉得修房子的事情很麻烦,毕竟他不擅长做这些很具体的事。当时,谢烨的弟弟,也在帮着顾城做联系安排修房子的事。谢烨的弟弟,一直很尊重谢烨与顾城,顾城与谢烨也很爱护这个弟弟,他们之间的亲情与眼神,让我印象深刻。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武夷路找顾城,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正准备离开,在弄堂口看见顾城与谢烨急急忙忙地提着很重的东西回来了,进了院子,他们把提的东西放下,在灯下,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为了修缮房屋,带着洗衣桶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拿黄沙与水泥。

两人气喘吁吁,先前的紧张开始松弛下来。谢烨笑着说顾城胆小,还没有拿东西就已经怕了,顾城说自己就是做不了坏人坏事,说完了也大笑起来。但是他们俩看看拿回的黄沙水泥还不够,却又打算再去工地。我拦住他们,劝他们别这样再去工地冒险了,他们也不是干这事的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一个朋友,让朋友帮忙,装了几包水泥与黄沙,我用自行车运过去,顾城见了我,还开玩笑说我避免了让他再犯错误。


顾城和毅伟

房屋修缮好之后,顾城住进了武夷路小屋里,这似乎让他开始了焕然一新的生活,因为有了自己的居住地,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这个小屋是他居住与写作的地方,也是他与谢烨相会的地方。

这个武夷路小屋来过许多顾城的朋友与客人,北岛不止一次来看望顾城,前辈诗人王辛笛先生、姜金城先生也和我一起去看过顾城,记得还有一位非常热情的德国汉学家来向顾城约稿。我也曾在这里遇到顾城的父亲顾工先生。

那时在这个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与快乐的气息。顾城也常常戴着他自制的帽子,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屋子与天井里走来走去,自我欣赏。

我去武夷路小屋,常常见到顾城坐在天井里洗衣服,木盆里放着搓板,他在搓衣服。他说他洗衣服的诀窍是让衣服在水里多浸一会儿,这样脏东西自然会掉在水里,说这是科学方法,谢烨和我都说他这是懒汉理论。有时谢烨看不下去,就替顾城洗衣服。

顾城煮饭是烧一大锅水,然后放入排骨煮一会,之后再放入一棵一棵的青菜,最后放入面条,并自称是营养烹调,端出来招待你的时候,还显得很自豪。只有谢烨在的时候,可能会由谢烨把菜切成一段一段。

每周有几个晚上是谢烨去徐汇区业余大学读书的时候,顾城总是会在谢烨快放学的时候,赶去徐汇区天钥桥路的学校门口接谢烨,然后送谢烨回家。

顾城写过一首诗,“在这里我们不能相认”,他说是在接谢烨放学时的感受,因为谢烨出于羞涩,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有男友来接她。必须走得离学校远一点,他们才并肩而行。在这首诗中,可以读到顾城那颗敏感的心,读到当时顾城与谢烨的恋人心态。

顾城告诉过我,每次晚上接了谢烨放学,把谢烨送回家里,自己再一个人走回家的时候,总是想着要快些与谢烨结婚,快些结束现在的状态,希望快些结婚成家。

我明白,他为了在火车上的神奇相遇而燃起的爱情,为了谢烨,来到上海,甚至买了房子住下,追求这场婚姻,但上海并不是他准备长期生活的地方。他希望在完婚之后,把谢烨带去北京。

在与谢烨恋爱和追求结婚的过程中,顾城因没有固定工作而始终受到质疑,顾城被认为有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不务正业。这给了顾城很大的压力,因为这关系到他与谢烨的恋爱能否继续,当然也关系到他们能否喜结连理。

顾城在这种压力之下,更加发奋写诗,力求多发表诗以获得稿费,来证明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在武夷路的小屋里,他的写作非常勤奋,投稿也非常努力。

在武夷路小屋里,常常见到他把写好的诗,抄成许多诗稿,有些是送出去打印好,分开装在一个个写好地址的信封里,然后把几十个信封在桌子上一个叠一个地排开,然后用一支排笔,一下子给几十个信封的封口涂上胶水,之后再把信封的封口一个个封好,叠在一起。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像一个专业的工匠,很认真,别人也插不上手。

顾城很得意,说这是流水化作业。之后他就会把投稿信装进一个大书包,背着书包去邮局寄稿。那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很大,节奏很快,我们说他变得很敏捷,其实这一切源于他内心的压力。

记得当时的稿费很低,尤其是诗歌的稿费。一首诗一般也就是十几块钱的稿费,而且刊物还分级别,如果刊物级别低些,甚至只有七八块钱的稿费。顾城告诉我,他拿到的最低的一首诗的稿费,只有四块钱。

顾城所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是有人认为顾城有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需要去医院做检查。

顾城作为诗人的许多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为常人所难以理解。那些世俗常人当然不会理解,顾城竟然会为了一个火车上的邂逅,从北京跑到上海来买一所旧房子住下来追求爱情,也不会理解他没有去找一般的工作,是因为他有着对于诗的热爱,有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作为一个在追求理想的人,他必然会对世俗有毅然决然的背叛。

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的意见后,顾城很不高兴,他坚信自己没有病,他认为他与那些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但是,他又很冷静地说,为了与谢烨的结合,他愿意去医院检查,尽管谢烨也认为他不必要去,但他还是对我说他决定去。

我很想劝阻他,也几次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知道他这样去医院检查,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甚至会受到心理伤害,但是我更理解他是在压力之下,他是在追求爱情的结果,我明白他一定会去。

顾城勇敢地去精神病医院了。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是谢烨陪同顾城去医院做这个沉重的检查。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赶去武夷路小屋,顾城与谢烨已经回来了,他们一起在准备晚饭。

顾城和谢烨见到我就说,今天在医院里,顾城给医生侃了一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把医生侃晕了,医生说你这样的思维与表达,都很正常啊,医生甚至说对于弗洛伊德,顾城懂得比自己多。

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检查,医生的结论是顾城没有精神病症。尽管顾城与谢烨都很高兴,高兴医生证明了顾城的精神正常,高兴可以回绝那些对于顾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质疑,但我还是深深感到顾城的不容易,感到他内心积压着的忍受,这种积压着的忍受会爆发吗?这让我很是不安。因为顾城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忍受的人。

顾城从北京来到上海,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当年类似惊悚片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消息,顾城是从他的半导体小收音机里听到的。

那天上午,我去与顾城讨论朋友的一些新发表的诗。一进门,看见他站在放收音机的一个矮柜前仔细听着广播,最认真最紧张的时候,他把收音机拿起来,贴在耳朵上听。听完广播后,他很紧张地对我说,情况很糟,一场分量很重的政治运动要开始了,自己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原因是前几年,顾城在诗刊社的一个学习班上,写过“黄河是一块尸布”这样的诗句,被认为大逆不道,成了屡屡被拿出来敲打顾城的案底。顾城预感到这次运动一来,少不了又要重提此事,以后自己肯定被封杀,再也出不了诗集了,而自己与舒婷的正在出版社付印的诗歌合集,很可能是自己能出的最后一本诗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顾城几乎是灵机一动地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与舒婷的诗歌合集,从原来的三万册的印数,增加到六万册,并且马上通知了出版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决策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他与舒婷的这本合集,在当时的诗歌爱好者中广为流传;二是为了卖这六万本书,顾城很操心,因为出版社追着他要钱。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张旗鼓,宣传力度很大,顾城还是不愿意放下那个小收音机,连续几天在听消息听社论,各方传来的消息都令人大惊失色、诚惶诚恐,顾城的精神很焦虑。

我想了一个出游计划,让顾城和我一起去我的祖籍所在地苏州东山旅游,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半岛,我们可以在那里避开喧嚣。

我对顾城与谢烨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

之后,我们第二天去买火车票,第三天就去了苏州东山,一行四人,顾城与谢烨,我和我的女友。我们坐着火车到了苏州,再坐汽车到了风景秀丽的东山,住在了我的亲戚家里。

那是秋天,山上的橘树林里挂满了橘子,我们在树林里穿行,去翻越那些绿色的山。我们站在山顶上,望着一个深深的山谷,那个山谷有着关于法海的传说。我对大家说了这个老人们告诉我的传说,大家听得很认真。之后,顾城笑着说我们下去会会法海吧,他带头往下走,而且完全不选择路,我们也跟着往下走,因为没有沿着路走,几乎是往下在冲,一路跌跌撞撞,满身大汗,顾城一直跑在最前头。

我们在山谷里照了相,奇怪的是回到上海冲印出来,几乎每张照片上,顾城的眼都是闭着的。今天当我再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当时乃至于今天,还是有许多冥冥中的东西,我们无法领会,我们都还没有感悟到。

法海的传说、寂静的山谷、不平静的秋天、寻找世外桃源的我们、在照片中闭着眼睛的顾城……

我们在东山的一个村庄里闲逛,顾城连声说看中了一个全是用山石砌墙的民居,他走到人家里,去问房主是否会卖出这所房子,房屋的主人看着顾城,觉得很突兀,没有具体回答他。我调侃顾城,说他买房子买成习惯了,谢烨说他还打算在这里长住下来,顾城分辩说这里比城里清静。

东山有许多银杏树,有些银杏树有上百年历史,在秋天里,那黄灿灿的银杏树叶非常美丽。顾城指着一片银杏树林说,这些树随便找一棵,放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景了,他拾起了几张金黄的落叶,说可以做书签。

在东山游玩了一周之后,带着当地亲戚送的许多橘子,我们返回了上海,这起码让顾城离开了那个传播政治运动消息的收音机。

苏州东山给顾城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武夷路小屋里一面吃着东山的橘子,一面告诉我说已经把去东山的观感告诉了他的父亲顾工先生,建议他去东山旅游,好像也说到了买房的想法。我知道顾工先生后来去了东山。

顾城在上海武夷路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正好有许多时间与他讨论和交往,在一起常常会互相说起自己的经历与往事。尤其是白天,我们在武夷路小屋里,他会说起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说起安徒生童话对他的影响,当然也说起许多的人与事。

顾城说自己小时候,妈妈曾经带着他一起,自己动手调制颜料,把一个褪色发白的军用书包染成另一种好看的颜色,这给了他最初的对于艺术创作过程的印象与想象。

顾城常常提起北岛,说北岛更像是他的老大哥,多次想方设法为他找工作,为他找到在外地的工作之后,还要到火车站去送他,临别时刻,还非常严肃地叮嘱他不要写错别字。他曾多次对我说他很敬重北岛,他认为北岛是儒家。

顾城把舒婷称为姐姐,他曾经为我朗诵过舒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那一夜我仿佛只有八岁。

他也说起自己在乡下放猪的经历,之后做过木匠的经历,以及幼年时在家里墙上作画的经历,尤其是父母保护了他的这种在家里到处乱画的爱好,让他有了很大的艺术想象与表达的空间,我曾经到过顾城的家里,看到过他的家中壁画。

有一次,我和顾城一起参加了北岛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马悦然夫妇在上海的餐会,记得是在陕西北路的红房子西餐馆,记得谢烨也去了,同时出席的还有诗人裘小龙。

马悦然夫妇对顾城赞赏有加,非常亲切,谢烨也与马悦然的夫人相谈甚欢。回到武夷路小屋后,顾城告诉我,马悦然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四川方言,而马悦然太太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唐朝服装,我们对他们夫妇的知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文化的热情很是钦佩。

我也和顾城一起去过位于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见了著名诗人姜金城与宫玺两位老师。

一个春天里,北岛作为《中国报道》的编辑出差上海,他与顾城、谢烨、王小龙、蓝色、董景黎,还有我,一起去过上海植物园春游。那天顾城与谢烨老是躲着我们,要去感受二人天地,不一会儿又悄悄潜伏回来躲在路边,埋伏在树丛后面,等我们走近,顾城用泥块袭击我们。我还记得他扔泥块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调皮学生。

有一天晚上,在武夷路小屋,顾城与我商量,有个大学的学生诗社邀请他去演讲,他去还是不去。在“黄河尸布”问题之后,顾城很怕再惹事,他想去又有些担心。我极力鼓励他去,我甚至说即使是为了卖你将要出版的诗集,你也应该去啊。同时,我还觉得他老是生活在这个小屋里,太沉闷了,应该出去活动活动。

我们聊着聊着,在说到让谢烨一起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可以让谢烨的妈妈一起去,因为听谢烨说过,她妈妈年轻时也喜欢过诗歌,我是想让谢烨的妈妈了解顾城的才华,顾城也觉得这起码可以说明自己写诗也是一项专业与工作,可以纠正别人认为自己没有固定工作、游手好闲的错误认识。

于是谢烨邀请了妈妈一起去大学听顾城演讲。到了去演讲的那个晚上,顾城与谢烨,以及谢烨的妈妈和弟弟还有我,一起去了上海师范大学,记得这个顾城诗歌演讲会的具体组织者里有王小龙的弟弟王依群。

满礼堂的大学生,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让顾城激动起来,他开始演讲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与热爱,讲对于诗歌美学的认识,也介绍了许多他所敬仰热爱的国内外诗人,尤其是讲到了安徒生、洛尔迦、聂鲁达、T.S.艾略特,朗诵了他们的诗。也讲到了美国的现代派小说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洪堡的礼物》。

顾城讲到诗歌时的真诚以及生动是很有魅力的,很能够打动人。他演讲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又是许多学生要求顾城签名,气氛非常热烈。演讲结束后,顾城又被邀请到小会议室,与诗社的学生干部们座谈。

整个过程,谢烨与谢烨的妈妈,还有谢烨的弟弟还有我,都在听,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也为顾城的才华横溢而高兴,并且鼓掌。

我第一次听到了顾城在一个大的场合里,用他带着天真的声音朗诵诗歌,他的那种安徒生童话似的情感深深打动了我。在顾城朗诵的时候,整个礼堂无比安静,我的心也无比宁静。

后来,谢烨告诉我那天回家后,谢烨妈妈很高兴地找出自己年轻时抄录的几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谢烨看,告诉谢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

原先顾城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亲戚家住的时候,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小的手术,眼部包着纱布,他说自己体会到了盲人的感觉,尤其是当他每天摸索着在纸上写诗的时候,他觉得这种感觉很神奇,感到自己是在接受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息。

在武夷路小屋,顾城告诉我,他觉得人的梦里有许多神奇的暗示,因此他早晨醒来,总是要回忆自己做过的梦,然后把那些梦的场景与片段,记录下来,他觉得这种冥冥中的暗示,可能是最好的诗,这个习惯他保持了很久。这到底是顾城对于诗的悟性使然,还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影响着他,我更倾向于是前者。

我一直认为顾城是一个天才诗人,犹如当年俄罗斯的普希金。他在诗里所表现出来的想象、情景,以及异想天开的感觉与愿望,让我感到他写诗有如神助。他会把自己放到离世俗生活很远的地方,让自己高高地靠近云天,再回头看这个世界,而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多少是带着藐视的。

“黄河像一块尸布”,这个意象的特别之处,在于感觉遥远,时空的遥远。亘古以来,曾经有多少生命在黄河的汹涌澎湃中起伏沉溺,并且最终流逝,而这样的宏伟与辽阔,在顾城的笔下浓缩得如此具象和生动。这就是顾城的看一切很近也会很远的独特的视角,而且你根本不能去把握,顾城看什么会觉得很近,看什么会觉得很远。这就是我理解的顾城。

从未听到过顾城很具体地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写诗,也从未见到过顾城为写诗而陷入苦恼。他的阅读只是在浏览,他没有说过和想过自己要成为谁,他生来就是为了写诗的,他是居住在诗里面的诗人,诗构成了他的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悲欢交集的世界。

记得有一次在聚会中,顾城发起一个写诗的游戏,他出了个题目,让在场的六七位诗人轮着每人写一句诗,合成一首诗。我已经忘了当时顾城出的是什么题目,只记得似乎是和雨有关,我也忘了顾城写的那一句是什么,忘了我自己写的那一句是什么,但是我却偏偏记住了谢烨写的那一句:雨把这一切打印在湖面上。因为当时谢烨在说出这句诗的时候,做了一个打字的手势。

今天再想起谢烨的这句诗,万分感慨,是的,是雨融入了湖,而雨所打印的浪漫的一切,最终都融化成水,如果水生万物,那浪漫的一切还能再生吗?如果再生,那还会再有怎样的顾城与谢烨呢?人间还会有怎样悲欢离合的爱情?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雨吧,落下并且融化在水中。而诗,或者属于沧桑,或者属于上苍。

顾城终于与谢烨结婚了,记得是在1983年。他们去了谢烨妈妈的乡下老家,顾城回来向我介绍过那里的民俗。

半年之后,顾城终于要离开上海,离开武夷路小屋了。

在去北京之前,他把一部分诗稿装在两个小纸板盒里,让我拿回家,寄存在我家里,我们的告别很简单,我和他都觉得他很快会再来的。

顾城说他走后,武夷路小屋会让谢烨的弟弟去住。从此之后,我也就再没有去过武夷路小屋了。

顾城回北京后,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去看过他与谢烨,也和顾城一起去看过一些写诗的朋友。

1987年,顾城和谢烨在出国之前来到上海,那时我也已经成家。他们来我们家里看我们。顾城告诉我他要去德国的事情,担心有关方面不批准,也担心谢烨的签证。说回去就要赶快去办出国手续了,甚至说如果他自己办不成,如果谢烨能够办成,就让谢烨一个人先出国。

顾城说,他和谢烨到上海,是在出国前来与谢烨的妈妈、弟弟告别,为了与亲戚朋友告别,也想再去做几套他喜欢的银灰色的中山装。

顾城说自己出国之前,有些上海的朋友是见还是不见,他很纠结,希望听我的看法,见或者不该见,可以按我的意见去做。我想了想,告诉他,还是顺从他自己的内心吧,如果不想见就不见吧,以后还有机会。他听了很是释然,谢烨也很高兴,说顾城为这个想了很久。

顾城告诉我,他与谢烨希望趁着这次出国,在国外多待些日子,因为邀请他去访问的国家与机构很多。我还开玩笑地说,你们不会不回来吧?顾城和谢烨都说笑着说不会。

那时,我当然不会觉得自己一语成谶。

离开我家的时候,顾城带走了他存放在我这里的诗稿。我一直送他们到楼下,他们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来的,谢烨把装诗稿的盒子放在了自行车上。

顾城还很正式地谢了谢我,说我们好朋友这么多年,很想能多在一起。我说等你回来吧。我还引用了一句苏联小说里的话:山和山无法相会,人和人总会重逢。

于是,于是,我与顾城与谢烨,就成了再也无法见面的山。

2013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