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伶人离上帝对他的最后召唤尚需等待三年。在此期间，他不是扮演一个用阉鸡填圆肚皮的法官，便是扮演一个趿着拖鞋、疯疯癫癫的干瘪老头儿。不知何故，我们总是无法把他看作夏禄式的人物。他更像那个偷窃衣物的奥托里古斯而不像乡绅。我们也无法认为他会像领年金的乡绅那样染上猎兔宰鹿的嗜好，因为他一向是站在被追猎、被宰割者一边的。乡绅于他与其说是社会地位，莫如说是一种角色。凡是有一点造诣的艺术家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他心中的魔鬼会在教区会议上跑出来；人们还说他常在小酒店里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莎士比亚生来就是一个乡里人，他可以在这悠闲的日子里重温儿时学到的关于花鸟鱼虫的知识。如今他从书本中再也得不到什么了，甚至连神仙、仙女和古代的英雄豪杰或许也只是存在于挂满新宅四壁的油画和绣卷之中。我觉得他在这桑榆暮景比在进行写作时更有可能认真研究音乐。他早就认识一些音乐家，例如托马斯·莫利就曾为他剧中的部分抒情诗谱曲，甚至在主教门时还是他的近邻。当时他感到音乐这门手艺尽管如此接近于自己的行业，却多少有点神秘。现在是多学一点的时候了。

他曾经在《爱的徒劳》中为霍罗福尼斯创作过一段六个音符的音乐主题。奇怪的是，后来竟然再也没有哪一位音乐家重新加以研究和发展。CDGAEF——这适用于基础低音，可以发展成赋格的主题。如果提高三全音或降低三全音重复一遍，便能得到适用于序列音乐的完整的十二音基础主题（Grundstimmung）。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听到以威廉·莎士比亚音乐主题为基础创作的变奏曲。

我可以看到，更确切地说是听到，莎士比亚一家人围坐在新宅客厅的桌旁，面前摊开着一首小曲的乐谱。这种乐谱印刷别致，从四个角度的任何一角都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声部。我想苏珊娜大概是一个女高音，音色清脆甜美，读谱能力强。珠迪丝的嗓子不太好，学东西慢，只好默不作声做听众。女婿霍尔是男低音。安妮是女低音，声音低沉。威尔自然是个男高音了。

威尔想谈论文学就会欢迎迈克尔·德雷顿来作客。亨利·雷恩斯福爵士的府第在埃文河畔的克利福钱伯斯村，德雷顿时常在他家小住。霍尔医生也确实曾经在那里治愈过他的间日热，给他服用的催吐剂因为紫罗兰香露放得太少而臭不可当。亨利爵士夫妇都是博学之士，爵士夫人曾经是德雷顿早年十四行诗的“意念”。德雷顿比威尔大一岁，但是一直活到1631年才尽其天年。时下他正在写一首题为《多福之国》的长诗，描写英格兰的自然景色，以游记的形式对名山大川作系统的介绍，还涉及当地的一些史实。或许正是威尔的《亨利五世》启发了德雷顿写下他的关于阿金库尔的诗篇，它的第一行是“顺风驶向法兰西”。这首诗是对弗吉尼亚殖民者的一曲颂歌，至今依然具有令人全身振奋的力量：

在遥远的疆场，

产生我们的豪侠

同样造就了你们；

并将我们的英名

立在我们北方

无人知晓的星下。

莎士比亚深知世界日益开阔。他的《暴风雨》已经有了一丝新疆域的情味。他在写《哈姆莱特》的时候，很可能想起了威廉·帕里的《安东尼·雪利爵士游记新详本》，其中包括航海途中看到的真正奇观，而不是内陆水手编造的三头人和能爬树会说话的鱼等骗人的奇谈。帕里谈到“那灿烂、清澈的天穹覆盖着大地”，哈姆莱特则说是“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在帕里的心中，天底下有许多尚待发现的奇景，可以代替人们仍在寻觅的天国。哈姆莱特知道：无论这一好奇、探索的新人种——文艺复兴式的人——如何成为万物的灵长，他依然会有梦魇。

莎士比亚是否十分关心自己身后的归宿呢？每逢礼拜日，牧师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他：除非万能的造物主伸出他那无限仁慈的手，像伶人和编剧那样误入歧途的人死后可能会坠入一片火海与黑暗。以他的作品判断，他对于宗教毫无马洛那种残存的痴迷。十八世纪时有人说，他“死时信奉罗马天主教”。这和说他死时半心半意地信奉英国国教一样，都是可能的。但是无论他死时信奉什么教，人们不能认为他会利用自己最后的闲暇，认真考察这两大教派的主张。他的作品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然而这文化由于专注于古代的罗马，包含着非基督教的成分。琼生的卡图鲁斯式的诗篇以及由他产生的那一批诗人，津津乐道未来的难明长夜，认为享受那瞬息即逝的阳光则是眼前的任务。莎士比亚已经享受过自己的阳光明媚的瞬间，当白昼将要逝去的时候，他准备迎来黑夜。

立下一份遗嘱是一个乡绅的责任，威尔认真地负起了这一责任。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他是在1616年1月，即逝世前两个月，拟好自己的遗嘱第一稿的。他在写剧本时总是一气呵成，从不起草，可是遗嘱比剧本重要得多。从拟好初稿到最后定稿，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迫使他作重大的修改。这些事情涉及他的女儿珠迪丝。

在斯特拉福教区的记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616年2月10日，托马斯·昆尼先生娶珠迪丝·莎士比亚为妻”。珠迪丝终于在年近三十一的时候出嫁了。新郎只有二十七岁，是莎士比亚家和整个斯特拉福镇所熟悉的一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理查·昆尼一度是莎士比亚家的邻居和朋友，是个体面、正经的人，只是家景不甚阔绰。他曾做过葡萄酒的生意，1592年和1601年还两次出任镇长。1598年，他住在伦敦中部东四区卡特巷的钟声旅店，并在那里给莎士比亚写过一封信（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信件），向那位比他有出息的同乡告贷三十镑钱，帮助他“偿还在伦敦欠下的全部债务”。钱是借到了，但是以威尔的为人，必须偿还是毫无疑问的。理查·昆尼于1602年去世，留下的葡萄酒生意由他的遗孀在儿子托马斯的襄助下经营。托马斯租下一家客栈，以便扩大生意推销他从伦敦或布里斯托尔远道运来的葡萄酒，并且认为自己既然做了客栈老板，应该是择偶成亲的时候了。他选中了珠迪丝·莎士比亚。

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一个客栈老板，这很难说是威尔的本意，尤其是这门亲事办得像他当年一样仓促得蹊跷。说它仓促是因为2月10日是属于需要特许才能结婚的日期。许多年以前，威尔和安妮的特别许可证是通过正常手续从正当的主管人伍斯特主教的手中获得的。然而，托马斯·昆尼的特别许可证却是取自斯特拉福的教区牧师。这显然是很反常的，使他（按理应是那位牧师）受到伍斯特宗教法庭的传讯。他拒绝出庭，或是忘记出庭，因而受到罚款和逐出教会的处分。新婚燕尔发生这种事情，不能说是个好兆头。

威尔想到自己年轻时的遭遇，很可能怀疑仓促完婚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珠迪丝并未珠胎暗结。但是有一个叫玛格丽特·惠勒的姑娘约在九个月之前失身于那个不能自持的昆尼，而这件私情终于在昆尼婚后一个月左右败露，其结局甚为悲惨：惠勒小姐和她的新生儿母子双双离开了人世，并于1616年3月15日举行了葬礼。3月26日，经威尔的老房客格林律师起诉，昆尼在法庭上供认自己曾“与该惠勒发生性关系”，并对此自然感到遗憾。他有充分理由真正感到遗憾，因为就在开庭前夕，他的岳父对遗嘱作了重大的修改，大大削减了可怜的珠迪丝应继承的份额。她要为自己轻率的婚事受到惩罚；但是日后的事实表明，这桩轻率的婚事本身便是严厉的惩罚。

法庭判决托马斯公开以苦行赎罪。他必须白布裹身，连续三个礼拜日去教区教堂，使布道者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如此这般地谴责他：“看哪，私通者的罪恶是如何受到他身上圣洁的颜色斥责呀！”不过，那个私通者付了五先令罚款，逃过了这种谴责；价钱非常公道，但是除了莎士比亚、霍尔两家和那位过门才六周的不幸的新娘外，斯特拉福人都感到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失去了三次其味无穷的幸灾乐祸机会。托马斯显然不是一个好人。他得以攀附上莎士比亚家这门高亲，凭的就是欺诈手段。他没有按婚约的规定，拿出他那份价值一百镑的土地。后来，他又因骂人和在客栈里纵容房客酗酒而受到罚款处分。有人说他遗弃了自己的妻子，但是找不到根据。谁都不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他的客栈叫“樊笼”，这于珠迪丝倒是名副其实的。旧址现在是一家专营汉堡包的店铺。无论是客栈还是快餐铺都不是堂堂高雅的营生，即便是在珠迪丝这个饱经风霜的坚强女子1662年与世长辞三百余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如此。

莎士比亚立下的遗嘱规定由珠迪丝的姐姐继承全部家产，包括新宅、亨利街的两所房子、伦敦黑僧戏院内的一处房屋和“我的其他房产、地产以及全部得以继承的财产”。这些财产在苏珊娜百年之后，将由她的长子继承——威尔对于自己无男性后嗣心犹未甘——倘若苏珊娜身后无子而其男性继承人约翰·霍尔尚在人世，财产则由他继承。（结果霍尔医生于1635年去世，而苏珊娜却一直活到1649年。）此后，财产遂由珠迪丝的儿子继承。珠迪丝本人所得甚微：遗赠给她嫁奁一百镑；她若放弃自己对教堂巷那所房屋的权利，可另得五十镑。她或她的任何一个子女倘在遗嘱签署生效三年之后依然在世，将可再得一百五十镑，但是她只可支取利息，不得动用本金。她的丈夫如未将同等价值的地产划入其妻子或子女名下，则完全无权支配这笔钱。

莎士比亚盼望外孙心切，生前始终未能如愿。1616年11月，珠迪丝得一子，取名莎士比亚，但在襁褓中便夭亡了。次子理查生于1618年2月，卒于二十一岁，身后没有子女。第三个儿子托马斯于1620年1月出世；他是珠迪丝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只活到十九岁。苏珊娜的独生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两次，但是始终未曾生育儿女。惟有威尔的妹妹琼·哈特能为莎士比亚家族生育男性后代。她的孙子乔治膝下有两个女儿，叫琼和苏珊娜，以及一个儿子，叫莎士比亚。但是，威尔本人的厄运几乎是神差鬼使：他最终连一个男性亲骨肉都没有。

伊丽莎白·霍尔的第二个丈夫是个爵士，叫约翰·巴纳德爵士。这样，莎士比亚家族终于有了一位略高于乡绅的低等级贵族，但是此时威尔早已不在人世，无法知道了。伊丽莎白夫人作为莎士比亚最后一个嫡系后嗣，继承了莎士比亚的全部遗产，后来又平均地传给了哈特和哈瑟维两家。这样分看来是公平合理的。于是，莎士比亚·哈特除了继承莎士比亚的名字以外，还得到了一份遗产，不过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就遗产而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威尔的动产一共有多少钱，是几百镑还是几千镑。在珠迪丝去世那年就任斯特拉福教区牧师的约翰·沃德，曾经听说莎士比亚“平均每年花费一千镑”，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无论他花多少钱，总不会花在不必要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可以断定，他决不会寅支卯粮。

上图：莎士比亚签署的遗嘱，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握笔。

下图：关于莎士比亚安葬于1616年4月25日的记录。

说到哈瑟维这个名字，我们便接触到威尔传给他的遗孀那份财产的谜。他留给她的是那张“仅次于最好的床”，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无论这份孤零零的遗产有何意义，他在遗嘱中为她立下的条款实际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苛刻。按不成文法，她可以得到她作为未亡人应得的那份财产以及苏珊娜夫妇继承的那所大宅院中她作为孀居老太太的一席之地。能与苏珊娜住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而且她与女婿也相处得相当不错。那张仅次于最好的床放在单独的一间卧室，这卧室自然便不可分割地归她所有。那张最好的床是放在户主的卧室，理所当然要属于财产继承人苏珊娜所有。这也是一种澄清如何分割住房的办法。如果从坏的方面看威尔，我们可以认为那张等而下之的床就是安妮自己从肖特里娘家带来的双人床；因此，威尔无非是给了她本来就属于她的东西。这意味他对她缺乏感情或毫无感情，有的只是一种长期以来世人不知道的厌恶，希望自己长眠地下之后仍能羞辱她。不过，我们还是让威尔继续讨人喜欢吧！

1616年4月，威尔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约翰·沃德牧师的记事簿中提到莎士比亚与迈克尔·德雷顿和本·琼生的一次“欢聚”。莎士比亚吃了许多腌鲱鱼，喝了许多莱茵白葡萄酒。他出了汗，受了寒，终于弃世而去。如果死因确实是暴饮暴食，那么霍尔医生在他的病案录中未作任何记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威尔可能已经比较虚弱，这也许是因为他染上了性病、季节性风寒或心肌梗塞，或任何一种我们想加在他身上的疾病。他的一生过于操劳，心力交瘁，女儿的婚事又使他心烦意乱，因而在那最后的一个春季，他或许已经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他或许已无心爱惜自己的身体，遂在琼生相劝之下肆意狂饮，在闷热的房间里出了许多汗，然后不穿外衣、不戴帽子就送客出门；别人提醒他四月夜晚春寒料峭，当心受寒，他却一笑置之。若是染上了急性肺炎，他女婿那些催吐剂和糖浆是无法奏效的，这样就足以要他的命。关于德雷顿和琼生二人在一次怀旧的酒宴上推波助澜的说法，我是能够接受的。德雷顿常在这一带小住。琼生或许不会愿意从伦敦专程骑马北上去斯特拉福探望老友，不过后来他在1618年曾经徒步去苏格兰，或许他在1616年已经开始以步当车作长途旅行了，斯特拉福自然是他要歇脚的一个地方。但是，威尔之死可能使他颇为沮丧，跨上马背回伦敦，推迟了自己的减肥壮举。威尔是在4月23日与世长辞的。按历来的说法，这也是他诞生之日；倘若如此，他便是整整活了五十二个春秋。教区记事录中记载他的葬礼是在1616年4月25日，并称他为“威尔·莎士比亚，乡绅”。

根据他的身份，他安葬在圣三一教堂。他的半身像有点滑稽，不过那位雕塑家显然认为莎士比亚比较肥胖，自鸣得意，而且还略显蠢钝。不知是谁写下了这样的碑文：

好朋友，看在耶稣分上，

莫要挖开这里的墓葬。

容此碑石者老天保佑，

移我骸骨者要受诅咒。

这是属于《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扮演剧情解释者高尔老人所吟哦的那类打油诗。尽管如此，它仍旧是动人的，从他那些伟大的剧作中引述几行适当的诗句，也未必能够如此动人。那句诅咒的话十分可怕。所幸者我们大家都得到了老天的保佑。或许只有那些为他撰写传记的人除外，他们受到了诅咒。他们发现这些骸骨一旦被移动，便不能还莎士比亚一个真实鲜活的面目。倘若是莎士比亚本人写下了这几行字——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这是他所有诗句中唯一未加歪曲而又虔敬地提到耶稣的一首。

安妮的最后责任就是在亡夫的眼上放上几枚硬币。随后，她便开始安度其孀居的生活。她于1623年谢世，享年六十七岁。同年，第一对开本问世，但是安妮未能等到这一天（当然她也可能并不十分感兴趣）。威尔的这部戏剧集是约翰·海明琪和亨利·康德尔共同努力的结果，威尔生前还曾按当时的习俗，给他的这些朋友和同事留下了购买服丧指环的钱。第一对开本收入了莎士比亚作为唯一或主要作者的全部剧本，但是没有收入《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目录中也没有列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后者可能是因为在与四开本出版者交涉再版时遇到了困难，直到对开本开印以后才得到解决。《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虽然原来是作为喜剧写的，在对开本中却成了第一出悲剧。

海明琪和康德尔辑成这部伟大的戏剧集是出于对死者的怀念，后世无论如何感激他们都不为过。詹姆斯王是最幸运的一位君主，因为两部最重要的英文书都出在他的朝代，前后只隔十二年。第一对开本是由剧团的人而不是博学的编辑集印的，可以看到国王剧团自用的演出脚本的本来面目，尽管常有涂改走样之处。这个本子是题献给彭勃洛克伯爵和蒙哥马利伯爵的，但是也未忘记“广大的读者”。约翰·海明琪和亨利·康德尔在一篇风趣动人的致读者辞中，说到他们的老伙伴如何才思敏捷，笔墨流畅：“他心手并驰：心之所至，随手便成文章，得心应手，交来的稿本几无一处涂改。”后来，琼生在一篇追忆中甚至希望威尔当时曾多作涂改，说他才思过于敏捷，落笔一泻千里，需要加以约束，使他放慢速度，冷静、平息下来。

但是，琼生是以朋友而不是评论家的身份为第一对开本献诗作序的。他显得高尚、睿智、深情、豁达，所作的颂扬既无保留又不过分。他深知自己称之为“我所钟爱的”那个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对莎士比亚作过恰当评价的人不多。在许多人看来，他比得上弗莱契或查普曼，显然超过德克，是个相当优秀的剧作家，但不是一个光照人间、永垂不朽的人物。在琼生看来，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其悲剧堪与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媲美，喜剧可与阿里斯托芬及泰伦斯并驾齐驱。尽管他机敏、犀利，以雷霆之气势震撼舞台，“埃文河上的可爱天鹅”始终是“温文尔雅的莎士比亚”——缄默深沉，和蔼可亲，豁达大度。

在马丁·德鲁肖特为他镌刻的第一对开本卷首画的说明中，莎士比亚依然被称为“温文尔雅”。这幅肖像从未特别令人喜欢，科学家布雷恩勋爵说它长了两只右眼，《成衣匠与裁剪师》杂志则认为那件外衣有两片左襟。那相貌恰似一个风尘仆仆的推销员，为一家贪得无厌、冷酷无情的商号奔波得快要秃顶了。耳后的头发修剪得长短适中，暗色的衣服也还算得体面；这样的装束出现在斯特拉福哪家酒店的柜台上，几乎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

我们大可不必抱怨没有一幅令人满意的肖像。要想知道莎士比亚的相貌，我们只需照一下镜子。他就是我们自己，是忍受煎熬的凡人俗士，为不大不小的抱负激励，关心钱财，受欲念之害，太凡庸了。他的背像个驼峰，驮着一种神奇而又未知何故显得不相干的天才。这天才比人世间任何天才都更加能够使我们安于做人，做那既不足以为神又不足以为兽的不甚理想的杂交儿。我们都是威尔。莎士比亚是我们众多救赎者中的一个救赎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