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你同钱的关系你可以谈点什么？

萨特：我想，基本的事实——我在《词语》中已经谈到了，这里应该再说一下——是，我是住在别人家中直到我的青年时代。我总是靠那给我的但不属于我的钱过活。我外祖父给我们钱，他供养我母亲和我——母亲对我解释说这不是我的钱。后来她再婚，跟外祖父比起来我的继父的钱更不是我的钱。母亲常给我一些钱，但她让我感到这不是我的钱——这是由继父给我的。这一直维持到我上巴黎高师。我母亲或继父给我的钱减少了，因为我可以从高师得到一点钱，而且我有私人学生，这样我有了自己挣的第一笔钱。直到我十九岁，钱都是外在地给我的，因为我不很喜欢我的继父，我的感受要比从另一个人的那儿得到钱更深一些。这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得不很好，你知道的。我继父是拉罗舍尔一个造船厂的厂长，他的收入十分可观，因此我们过得极好。而且我所需不多。我在公立中学，他们给我一点零花钱。但我仍然感到自己确实是身无分文，我感到钱是由于别人给我才得到的，就这个角度看，我一无所有，钱对我呈现出一种有点理想化的价值。我得到钱去换取一块糕点或一张电影票，但这种交换并不取决于我。这钱好像是继父给我的一个许可证，凭它再去获得东西；没有更多的了。好像他在对我说：“用这钱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小甜饼或一块巧克力。”这意味着他给了我这块巧克力。钱的真正价值是某种我还不理解的东西，而且我有点敌视钱，不是因为我不想要钱，而是因为我宁愿没有这个许可证而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愿意有自己的钱。这是我十二岁在拉罗舍尔时从我母亲钱包里拿钱的原因。

波伏瓦：你拿这钱是因为你觉得别人给你钱是很不舒服的事。

萨特：是这样的。

波伏瓦：你认为自己挣得的第一笔钱对你有什么影响？

萨特：这是在巴黎高师，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挣钱的意义，我们每月由学校给一笔钱，数目很小，我们拿它在离高师不远的酒吧中喝咖啡，这不够我们开销，因为我们讨厌学校的伙食，它是糟透了的，我们的钱大部分花在吃饭上，于是在中学有另一种事情可做，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讲课，有时给二年级或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大都是不能跟班前进的，而我们要做的事是让他们能跟上去。

波伏瓦：这种情况跟你从学校得到的钱有些不同，这样你有了某种工作和某种收益之间的明确关系吧？

萨特：是的。我完全意识到这钱给我是因为我教了学生，但我对这钱和这工作之间的关系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工作得很认真。我通常辅导哲学，有时我也教些别的东西——我曾教过音乐，我感到自己正在做一种很轻松的小工作，这工作意味着我月底可以得到一笔钱，这可以让我下一个月不在学校吃午饭或晚饭。

波伏瓦：这期间你感到缺钱花而造成了损失吗？

萨特：当然有感受，但不是很严重。我有相当数量的私人学生。讲课费按学校规定的价格付，高师的学生同学校的副校长共同协商决定这价格，这讲课费是固定的。

波伏瓦：在我看来，这样的时刻你是缺钱花的——当你想去图卢兹旅行看卡米耶时。

萨特：对，跟所有巴黎高师的学生一样我的钱很少。记得有一次几乎一个苏一个苏地向所有的同学借钱去买一张到图卢兹的来回票和一些饮料，我带着满袋的零币动了身。是的，我们过得有点拮据，有几个月我们没有钱，没有私人学生；我们常常借钱然后再还。

波伏瓦：对于财产你有过什么奢望吗？你想到过你有了钱以后的形象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我从没有想过我以后会有钱。从没有。当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时我想的是制作一些不一般的书，但我没有想过它们会给我带来多少多少钱，在某种意义上说，钱对我是不存在的。我得到它然后花掉它。我只要有钱就自由自在地花。钱对我就像是给了我而我又把它拿出来共用的资金。在巴黎高师我常常帮助同学。我拿出了许多钱。

波伏瓦：我知道。我在高师刚同你结识时，你已有了慷慨大方的好名声。特别要指出的是，你同一个姑娘外出时，你是做得非常漂亮的。你同朋友们外出，这就是说，你们去上好饭馆——最后，你们花光了你所有的钱。

萨特：我的确是常常这样做，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慷慨的举动。一个人用这些他们给我们的奇怪之物来换取某种东西。他当然地要扩大他周围同伴的购买力，我随便拿出我的钱，因为我没有挣得它的深刻印象，它对我说来只是一种符号。当然要有许多这样的符号才会有许多东西，但一个人是可以设法得到它的。

波伏瓦：你接受过别人的钱吗？

萨特：没有，但仅仅是因为这事没有机会发生。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你不责备接受别人钱的人？

萨特：对。因为对我说来钱是某种外在于生活的东西。我想生活不是由钱形成的；但我每做一件事都得要钱。如果我去看戏，看电影，如果我要去度一个假，这总要用钱。想到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和愿意做的事情，我要留有一些钱；但我从不认为这是因为教了多少多少私人的课就得了多少多少钱。

波伏瓦：在这种对钱的冷淡后面，是不是隐藏着你对自己是一个国家的雇佣者，未来是有保证的认识？这种保证当然是有限度的，但十分可靠，你担心过自己未来的物质生活吗？

萨特：没有。我从没有担心过它。你可以说这是很早就在人们心中存在的方式。在我看来，钱是学生每日带给我的，我花在使自己愉快的东西上，后来我有了国家为我的教学活动而给我的钱，我以同样的方式花了它。我不认为生活是由逐月的钱来维持的，这些钱用在买衣服、交租金等等事情上。我不以这种方式看问题，我看到钱是必要的，一个职业是一种弄钱的方式，我的生活应该是我已了解的教师生活，然后显然是写书，这无疑会给我一些额外的东西。

波伏瓦：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谁是为钱而要钱；人们需要它总是由于它可以用来买东西。在你对未来的梦想、你对旅行的愿望——对于你常常梦想的旅行——和你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钱旅行、过渴望的冒险生活之间有没有一种冲突？

萨特：冒险生活，它们是抽象的。但旅行，是的。我记得在荷兰战争前去那儿旅行对我说是花费太大了。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去荷兰作一次长期旅行。

波伏瓦：我谈的是你年轻时在巴黎高师的情况。

萨特：不，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的需要是有限度的——在咖啡店里一杯啤酒或葡萄酒；一星期两三场电影。

波伏瓦：比方说，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过，“我没有钱去美洲”呢？

萨特：我想，对我说来，去美洲是很困难的，因那离未来是太远了，这不是我当时希望做的事情。

波伏瓦：你对他人的钱有什么看法？我的意思是，你看到非常富的人和非常穷的人时有什么反应？这对你是一种实在吗？

萨特：我见过许多非常富有的人。有些同学的父母是很富的。但我也知道有很穷的人存在，我把贫困看成是应由政治工作予以摆脱的社会丑事。你知道的，我的思想比较模糊，但……

波伏瓦：但你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钱对于一个街道清洁工或家庭佣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萨特：不，我意识到了，我把钱给那些需要它的人可以说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矛盾。这些钱对我是无所谓的，对他们却很重要。我没有试图去理解这事，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我对钱有非常抽象的意识，这有一个硬币或一张纸币，让我得到我喜欢的东西，但我不靠它过活。这是应该搞清楚的事情。我住在巴黎高师，那儿有我的床，我没有为它付过钱，我可以不花一分钱吃午饭和晚饭。这样，供给我生活的——在这个词最简单最物质性的意义上说——既不是我的家庭也不是我认识的人，而是国家。而其余的一切，我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切，咖啡店、饭馆、电影院，等等，都是我自己提供给自己的，而我通过一种假工作的方式来提供的，因为我同我的私人学生花的时间在我看来是近乎玩耍。我通常是同一个智力十分低下的男孩在一起，他模模糊糊地听着我讲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走了。我甚至再记不得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好像是一席泛泛而谈就给我带来二十法郎。

波伏瓦：后来，你开始当了教师的时候呢？

萨特：嗯，那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外祖父死了，我继承了一笔对我这样一个孩子说来是相当可观的财产。

波伏瓦：我记得这是当时的八万法郎，现在这要接近一百万。

萨特：于是我就不加考虑地花这笔钱。例如，我同你一起——我们去旅行。

波伏瓦：是的，我们的旅行费用都是在这笔遗产中开销。

萨特：就是在那时，钱对于我也不是一种实在，你明白吗？一种在贫困家庭的儿童能够那样清楚地理解的实在。他知道一个两法郎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说我知道这个。钱到了我手中，钱带给我多种东西。有时我用完了，要么我得不到更多的东西，要么我去借。我说不清楚我怎样去偿还它，但我知道我可以偿还，因为第二年我会有一些私人学生。

波伏瓦：对，我们刚结识时有过这样的事：你花费超过了收入，于是你向莫雷尔夫人借钱。

萨特：是的。彼伏瓦：你确信莫雷尔夫人是富有的；她是你的朋友中唯一的真正富有的。你不常向她借钱，但是可以向她借的。这也是一种安全感。我记得有时月底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收支预算不平衡。我往往去当一个胸针，它是我不知道从谁那儿继承下来的，或者我们向科莱特·奥德莱借，她把她的打字机送去作抵押。到了月底我们常缺钱，但这不让我们烦恼。

萨特：我们两个毕竟都有薪水。我们往往放在一起合用，这比一个未婚教师或一个同没有工作的妻子在一起的已婚教师的用度还要多一些。我们的薪水很少。我们是最低档的。

波伏瓦：但我们足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我们那种生活方式下。

萨特：我在勒阿弗尔有了第一个职务，我靠很少的钱生活。

波伏瓦：那时你是不是比教私人学生时更多地感觉到你是在挣钱？

萨特：实际上，我从没有感到我完全是在挣钱。我工作。这是生活的实际过程。然后是每月我得到一些钱。

波伏瓦：但这里仍然有一些义务和限制。比如说，你不得不生活在勒阿弗尔然后生活在劳恩，你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在巴黎。

萨特：是的，但我选择这些地点是因为它们接近巴黎。是有一点点限制——但我可以坐火车。我很喜欢坐火车从勒阿弗尔到巴黎。在车上我往往看早期的法国侦探小说，那是每一个法国人都津津乐道的，和《玛丽亚娜报》。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短途旅行，而且我常去鲁昂看你。

波伏瓦：有时手中直接缺钱用你也感到不愉快吧？我记得，比如说，你比我更感到借钱的不愉快。一次我们为这大吵了一通，那是我们在巴黎常住的一个旅馆时，你打算请阿隆第二天来吃午饭，但你没有钱，如果只是你自己你是不在乎的，你会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算了。”但这是——你必须请阿隆。我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请旅馆老板借你一些钱过一天还他。”而我们真正吵起来了，因为我说，“有什么问题？他是平庸之辈，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利用他一下。”而你说，“不，我不想让他觉得是给了我恩惠。”

萨特：对的。我不希望他给我一点恩惠。

波伏瓦：我记得我们的争吵，我对你说：“幸好你是一个国家的雇员。否则你就完了，因为你对钱的态度太反常了，太忧心忡忡了。”你是很认真的——问题不在这儿——但你感到自己缺钱时，感到有缺钱的危险时，你变得非常焦虑和神经质。

萨特：这是确实的。我常常担心钱。我怎么可能在三个月内得到足够的钱去支付买的东西？我要考虑得到它的方式，在我得到的钱和我用它的东西之间有一种裂缝。我没有看到，一方面，这钱是为了去买东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工作而得到。在理智上我当然知道这回事，但我现在说的是感受。当时我没有感到我是生活在共同条件下：挣钱和花钱买有用的产品。

波伏瓦：后来又有什么情况？

萨特：没有，我从没有实现它，因为我的职业是不稳定的——有时它的收入甚丰，但它完全不是生产型的，而是一种不同的方式的，是文化的。这样，我把我教的东西或以书为形式所制作的文化品看成是跟钱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买我的书，那当然更好。但我也完全能够很好地设想我的书不卖，至少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记得我开始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时决没有期望要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我懂得什么是写作之前，我期望成为一个只有少数读者的作家。这是存在于少数图书馆的作家，像马拉美那样的人，这样一来，我从我写的东西上挣不了很多钱。

波伏瓦：有一个事实你在一个访问记中已指出了，这会使你作为一个作家同钱的关系变得混乱起来——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你挣的钱跟你付出的工作量成反比。《辩证理性批判》工作量非常大但你得到的报酬却很少，而有时你写得很快的戏剧——例如《金恩》——忽然被剧院上演多场，于是你得到许多钱。

萨特：是的，确实如此。

波伏瓦：这是你经常强调的一件事。这比例几乎是相反的。

萨特：不完全相反；但类似于反比，而这确实让我不知道钱真正是什么。

波伏瓦：而且还有某种也是来自外部情况的东西，例如，你突然得知你的一个戏剧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上演，要演出很长时间，这会给你挣来一大笔钱，或者另外有个电影剧本是根据你的作品改编而成。

萨特：是这样的。长时期来，几乎我整个一生，我都没搞清楚钱真正是怎么回事。我的态度中有很多奇怪的矛盾。我有钱时，花起来从无算计。另一方面我又总希望有比我可能花的多得多的钱。比方说，我外出度假时，要带上比需要的多很多的钱，在卡格内斯，我们住在一家熟识的旅馆时，有两个房间，结帐时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卷钞票。我知道这很可笑，而且这使老板娘很生……

波伏瓦：对，你对钱有一种我认为是农民的态度。你从没有一个支票簿；你把钱全带在身上，是活动的现钱，你把纸币装在口袋时，实际上，在付一千法郎的帐时你拿出十万法郎的一卷钞票，花钱没有算计，你总在担心，大概最近这些年你更加担心，你再不可能没有算计地花钱了——你担心被迫去算计，你并不真正担心缺钱用，而担心被迫去算计。

萨特：我想，现在我的钱足够用五年，然后就没了。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此，我大约有五百万一我是指旧法郎，这相当于今天的五万法郎。这以后我还得寻求谋生之道。

波伏瓦：你特别担心的是缺乏安全感，你很讨厌你可能被迫算计的思想。

萨特：是的，因为我曾挣过很多钱。

波伏瓦：你拿了一大笔钱出去。

萨特：我是给了很多钱。而且我帮助了别人。现在我帮助的人大约有六七个。

波伏瓦：对。

萨特：就这些人。这显然约束着我。我不应该没有钱，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再不可能给他们钱了。……这是让我担心的方面。

波伏瓦：甚至在你年轻时，对别人没有什么义务时你也总是担心没有足够的钱可以毫不算计地花。这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对钱非常不感兴趣，非常慷慨大方，另一方面你又有——我不说是对钱的过分热心，因为你从不打算从别人手中得到——一种对钱的担心，甚至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我说：“你该买双鞋了，”你就答道，“我没钱买鞋。”你对钱似乎有一种贪婪的态度，虽然你对别人是非常慷慨大方的，关系到你自己时你的反应总是“噢，确实，我再没有足够的钱了”。还有一个关于钱的问题，涉及到你同他人的关系问题——你为什么给那么高的小费？因为你的小费不仅仅是真正的慷慨大方，而且高到近乎荒谬的地步。

萨特：我不知道。我总是给大笔小费，这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以说一下我现在对这事的解释。但我记得我二十岁时就给了大笔小费，当然，比现在少些，因为我钱不多，但仍然相当可观，以致于我的同伴拿它来取笑我。这是一个老习惯了。

波伏瓦：这也是为了在你和别人之间保持某种距离吧？

萨特：有各种原因，可能两种因素都有：同侍者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这是一种给予的方式。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要跟我一样，但我愿意他们也这样做，我喜欢让比如说咖啡店侍者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当时我同咖啡店侍者的关系很不好……

波伏瓦：这就是我把它看成一种慷慨大方的行动同时又是同人保持距离的行动的原因。

萨特：可能是这样的。

波伏瓦：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总之，你看到这些人为你服务，虽然这只是放一个玻璃杯在你桌上之类的小事，你说过你讨厌有人为你服务，即使他们这样做是有报酬的。因此他们应该被多付钱，再次付给钱，于是你就不再感到……

萨特：不再感到我欠他们的情。确实有这种因素。记得在西班牙时，禁止付小费这事使我很惊讶并感到很为难，我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我完全同意这样做。但我又感到侍者为我服了务而我受惠于他。当我给他钱时我就创造了同他的某种关系——一种我不再喜欢的关系。现在没有这种关系了。他是一个为我服务的自由人，他的报酬不是通过小费而是通过饮料的价格而得到。

波伏瓦：是的，服务的报酬被包括进去了。

萨特：这实现了某种较为真诚的东西。我感到这一点，但我仍然不习惯不给小费。在咖啡店我常常显得慷慨大方而又不造成很大距离，他们想，这儿有一个傻瓜，小费给得太多，但他们喜欢为我服务。

波伏瓦：是的，当然。但你说过你仅仅想做一个普通的人——实际上你也是一个普通人——给过量的小费是一种把你从普通人中区别开来的方式，是不是？这不让你烦恼吗？

萨特：不，因为我觉得生活就该是这样。当然我是很可笑的，因为生活实际上完全不应该是这样。

波伏瓦：你给一个出租车司机一笔高额小费时，你很清楚你再不会见到他。

萨特：但我们的关系是真诚的。我是说我是怎样看待我和出租车司机当时的关系的。他很高兴，因为他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他对我有一种伙伴感，因为通过给他钱我表现出对他的伙伴感。这儿确有一种实现平等的经济法则的愿望，让较富者给得多一些，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波伏瓦：你说过你帮助了许多人。但总的说来，主要是女人，有时是青年，你发现自己为你帮助的人而困恼吗？你二十岁时，愿意接受资助吗？

萨特：不。我说不，而我是那样抽象地想到这个事，对我说来，钱从它挣得和被人给我都是那样遥远的事情，因此我可以同意被资助若干年的思想而不感到震动。

波伏瓦：请注意，有一些年这都是悬而不定的事。……如果你真正需要它继续你的工作。……没有谁因为凡·高多年来靠他兄弟资助而责备他。因为他作画，他有接受资助的真正理由。如果这是为了做某个确有助益的事情——例如，如果一个学生为了他的学习要花钱，那是完全应该去资助他的，但这是说安心于这种生活的人。……如果有人说，“来吧，我来供给你五年的学校生活费用，”如果需要，我想我或你是可以接受的。你干了五年，目的达到了。你没有因为虚荣心或顾及别人的议论而放弃自己的未来。你觉不觉得你同那些得到你的钱的人的关系有些问题？你给他们钱生活，这里是不是没有互惠性？

萨特：我常常自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需要钱。因为在他们得不到钱时——也许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但问题不在这儿——我去看望他们，不给他们一文钱却又感受到对他们的友谊，这是一种虚伪的关怀。如果我不给他们一些钱，他们将张着大嘴挨饿。对我说来，实际上友谊显然意味着比一般想象的东西要多。有件事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二十岁、二十五岁、三十岁，直到战争时，我对钱都是所求甚少，这同我战后的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对立的。战后我有了许多钱，我们谈到的主要是战前的情况；这以后我有了大笔的钱。

波伏瓦：拥有大笔的钱，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萨特：这是很奇怪的。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是跟我有关系的，但为它支付的金钱跟我无关。这一点我在《生活境况》中写到了——写一本书花的时间和由这书而得到的钱之间很少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这时间不仅仅是算出写作时花了多少小时，还包括置身于写作环境之中的时间，在你构思它的整个时期，你停止写作、去看朋友同你正写下文字时的情况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整个时期你都在思考这本书。它实际占满了你的全部时间，直到你完成它，出版它；然后事情就完了。但我出书不是为了得到钱。我出书是想知道人们怎样看待我的努力和作品，有时我在年底收到一大笔钱。我觉得十分奇怪。这两件事在我看来是没有关系的。当我收到国外寄来的钱时，这就更不是这书带给我的钱了。这书是一个法国人在法国写的。如果它的销售量是五千或十万，这当中是有区别的，这个我还可以理解；但两年以后我由于一个译本——我甚至还认为这个译本很差劲而从罗马，伦敦或东京得到一笔钱，这种事我真正无法理解。在这时得到钱真是不可理解。我觉得这时我再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块肥皂。

波伏瓦：是的，好像成了一件商品。我也是这个意思。在战后，你有了大笔的钱，这使你在良心上觉得有罪吗？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第一次给自己买一件相当贵的衣服时，我说道，“这是我的第一次让步……”

萨特：啊！我记得。

波伏瓦：我常常想，我们应该正视钱的问题，在一种有益于他人的方式中用这笔钱；总之，应该计划某种东西，但同时我完全清楚我们两人特别是你都不适于实现这种计划。

萨特：确实如此。由于我们不是每年收到同样多的钱，这种计划是很难安排的。一本书出版的这一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钱，第二年如果只有很少的文章发表，我们就没有很多钱。但这一年以前我已有了足以生活两年的钱。

波伏瓦：但你常有一些梦想。例如，你说过，“对，我们应该为那些需要的学生每年存一些钱。”

萨特：是的。

波伏瓦：“我们应该拿出一笔钱给这个或那个。”事实上你现在正拿一大笔钱帮助人们，但你这样做是有些偶然的。

萨特：对，在有这样做的机会时。

波伏瓦：凭机会，也凭人们的要求。

萨特：我想，如果我们想为学生设立一笔基金，一方面我们应该有足以维持下去的资金，另一方面应该有一些像我们遇到的要求得到钱的人来提出同样的要求从而对他们尽同样的义务。……这样，事情不会有很大改变，除非我们根本就没有钱。

波伏瓦：说下去。

萨特：实际上，在我生活的第二阶段从1945年起到现在，我有很多钱。我给了别人许多钱，自己没有花多少。可以说我的钱主要是别人花了的吧？

波伏瓦：不错，完全是这样，我们为自己保留的唯一的个人奢侈活动是……

萨特：是旅行。

波伏瓦：但旅行的花销也不是很大，有许多旅行是别人邀请我们去的——古巴、巴西……

萨特：埃及……

波伏瓦：日本。这些旅行我们都没有花钱。我们花费最大的旋行是去罗马度假。

萨特：对。

波伏瓦：此外我们再没有什么过高的生活享受了。我们生活得很不错，我们住好旅馆，上好饭馆，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奢侈的。在巴黎我们的生活花费不多。你从没有用你的钱去做投机生意。

萨特：从没有。你不该用“投机”这个词。我甚至从没有拿钱投资过。

波伏瓦：是的。

萨特：我得到的钱两三个月就花了，或者一个月花光了。

波伏瓦：有时你有很大一笔钱在伽利玛出版社存上一两年。

萨特：因为我一下子花不完。

波伏瓦：对。因为你马上花不完，但你从没有用存款去增加收入。

萨特：从没有。

波伏瓦：比如说用它们买股票，做买卖。

萨特：从没有过。

波伏瓦：对你说来，钱并不是得到钱的一种手段。

萨特：我觉得这种事很烦人。但有些人是以此为生，那些能这样做的人。

波伏瓦：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一下你觉得这种事很烦人的原因——我也觉得它很烦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相同的。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想要避免成为资本家的行动，但我们仍然是从别人那儿得利，因为人们买我们的书，读我们的书，去剧院看我们的戏剧从而资助了我们。

萨特：他们读新出的书，读我们的书。但我们没有我们真正希望的读者。

波伏瓦：是的，确实如此。

萨特：我希望有广泛的读者，资产阶级分子和富人较少的读者，我希望有无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读者，但我的读者大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读者。这是一个困境，往往让我深感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