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我开始在巴兰基亚《先驱报》社论版发表文章。我不想署真名，这样放心一些，因为我怕一旦进展不顺利，会像在《宇宙报》那样下不了台。不假思索就有了笔名，叫“塞普蒂默斯”，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专栏名叫“长颈鹿”，是我在苏克雷的固定舞伴私底下只有我知道的绰号。

那年一月，风刮得特别紧，天亮前，基本无法在街头逆风而行。起床后的话题便是一夜狂风引发的灾难。风刮走了睡梦，刮走了鸡窝，将屋顶上的锌皮刮成会飞的铡刀。

如今想来，狂风一扫昔日的晦气，帮我推开了新生活的大门。我和“巴兰基亚文学小组”不再只是志趣相投的朋友，而变成了工作上的伙伴。开始，我们讨论报道的主题，交换不高深却令人难忘的意见。对我而言，有个早上至关重要。那天，我走进哈皮咖啡馆时，赫尔曼·巴尔加斯正在安安静静地读当天报纸上的“长颈鹿”专栏。其他人充满敬畏地围在桌边，等他发表意见，咖啡馆里的烟雾看起来更浓了。读完后，他没看我，一言不发地将剪报撕成碎片，当垃圾扔进盛放烟蒂和火柴梗的烟灰缸。无人言语，气氛如常，此事无人再提。可是，每当我犯懒或赶时间，想随便敷衍一段完事时，总会想起这个教训。

我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了将近一年，店主最后都当我是自家人。当年，我的全部家当莫过于一双沧桑的凉鞋、两套换洗衣服（洗澡时顺便搓搓）、四月九日骚乱中从波哥大最贵的茶餐厅偷来的皮文件夹，里面夹的是正在创作的文稿。什么都能丢，只有它不能丢，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七把锁的银行保险柜我都信不过。我只把它押给过一个人。刚住下那几天，晚上我把它押给守口如瓶的旅馆门卫拉希德斯，赊房钱。他匆匆翻了翻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的打字稿，收进柜台抽屉。第二天，我在说好的时间去赎，从不食言。到后来，押一次，能赊三晚房钱。我和他达成默契，一句“晚上好”，皮文件夹往柜台上一放，就可以在格子柜里自取钥匙，上楼回房间。

赫尔曼总是及时向我施以援手，连我有没有地方睡觉都一清二楚，会偷偷塞给我一个半比索付房钱。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的。我品行好，在小旅馆里积攒了个人信用，连妓女都会把自己用的香皂借给我洗澡。旅馆所有者和女主人是卡塔利娜嬷嬷，她有着巨大的乳房和南瓜似的脑袋，新相好是黑白混血的霍纳斯·圣比森特。他原本是个挺阔气的小号手，在一次意欲夺走他的一切的抢劫中，金牙被打落。他身心受伤，也无法再吹小号，只好换工作。凭借那根六英寸长的“大香蕉”，他找不到比卡塔利娜嬷嬷的金床更好的归宿了，再说，她脱了衣服也有货，短短两年，她便是凭此私密武器才从大清早在河港无家可归的窘境爬到了了不起的嬷嬷的宝座上。我有幸见识到这两人为讨朋友欢心而使出的智慧与手腕。可是，他们永远也想不通，我怎么老是没有一个半比索的房钱，明明总有大人物坐着政府加长轿车来接我。

那些天还有一件幸事：我成了“猴子”格拉独一无二的副驾驶。格拉是名出租车司机，金发，皮肤白得像白化病患者，聪明和善，无须宣传就当选为名誉市政官。他大清早在红灯区的经历跟电影一样精彩，总是充满奇思妙想的转折，趣味盎然，甚至疯狂。哪天夜里要是无聊，他会叫上我，我们会一起在一片狼藉的红灯区过一晚。在这里，我们的父辈、父辈的父辈学会了如何孕育生命。

生活如此简单，突然，不知为何，我莫名其妙地打不起精神来了。小说《家》写了六个月，成了一出乏味的闹剧，关于它，我说得多，写得少。实在找不到当日话题时，我还会从中抽出一些写得连贯的片段——本就寥寥无几——发表在“长颈鹿”专栏和《纪事》周刊上。周末我会落单，别人都回家去了，我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形单影只，穷困潦倒，我脸皮又薄，索性用孤傲不逊、直来直去作掩饰。我在哪儿都显得多余，跟熟人在一起时也是如此，在《先驱报》编辑部尤甚。我躲在僻静角落，十小时不间断地写作，不间断地抽劣质香烟，把自己笼罩在烟雾中，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孤独得无法自拔。我写得飞快，常常写到天明，写在条状的新闻纸上，装进皮文件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那些天我时常心不在焉，有一次居然把皮文件夹落在了出租车上。我自己倒不伤心，反正一直倒霉，就当再倒霉一次，根本没去找。阿方索·富恩马约尔见我这么般疏忽大意，急坏了，写了一则启事，附在“长颈鹿”专栏后面：“上周六，一个文件夹被遗失在一辆出租汽车上。文件夹主人恰是本专栏作者，捡到者，请与我们联系，不胜感激。文件夹中无值钱物品，只有‘长颈鹿’专栏尚未刊登的稿件。”两天后，有人把稿件留在报社门房，没留下皮文件夹，稿件上用绿笔修改了三处拼写错误，字迹漂亮。

日常工资刚好够我付房租。不过，那些日子，我最不在意的就是穷得叮当响。付不起房租是家常便饭，每逢这样的晚上，我就去罗马咖啡馆读书，仿佛我就是现实：夜晚徘徊在玻利瓦尔大道上的孤独男人。遇到熟人，要是愿意看他一眼，我就远远地打个招呼，然后接着走，去老地方看书，多少次看到旭日东升。那时候，我仍然是个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手不释卷的读者，读得最多的是诗，包括烂诗。甚至情绪跌至低谷时，我都坚信烂诗早晚会带我邂逅好诗。

“长颈鹿”专栏反映出我对大众文化的关注，短篇小说则不然，写得像卡夫卡式的谜，作者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说实话，哥伦比亚的悲剧对我而言，有如遥远的回声；真到了血流成河的地步，我才会为之动容。一根烟还没抽完，我就迫不及待地点下一根，迫不及待地吞云吐雾，如哮喘病人迫不及待地呼吸空气。一天三包，指甲都熏黄了。年轻有什么用，人像条老狗似的咳个不停。我是个典型的加勒比人，伤感、腼腆、重隐私，所有关乎隐私的问题我都会毫不客气地挡回去。我坚信自己的厄运与生俱来、无可补救，特别是财运和桃花运，命里没有便是无。但我不在乎，因为写好文章不需要好运气。我对荣誉、金钱、衰老一概不感兴趣，我笃信自己会年纪轻轻地死在街头。

陪妈妈去阿拉卡塔卡的卖房之旅把我从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让我决定写一部全新的小说，迈向全新的未来。此生有过无数次旅行，这是决定性的一次，让我亲身体会到想写的《家》只是胡编乱造，堆砌辞藻，无诗意根基和现实基础。那次旅行让我恍然大悟，《家》遭遇现实，只能粉身碎骨。

梦想中鸿篇史诗的摹本就是我的家族，但它不是主角，也非任何单一事件的受害者，而是束手无策的旁观者和一切的受害者。旅行归来，我旋即动笔。无中生有、虚构杜撰已无用处，原封不动地保留在老宅里、不知不觉间牵动的情感才弥足珍贵。自从我在镇子滚烫的沙土地上迈出第一步，就发现我耗时耗力，寻求所谓的正道去讲述那片令我魂牵梦萦、已是一片荒芜的人间天堂，走上的却是迷途。《纪事》周刊即将面世，筹备工作并不妨碍写作，相反，还可以缓解我的迫切之情。

除了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动笔几小时后，我旺盛的创作热情正好被他撞见——其他朋友许久都还蒙在鼓里，以为我写的是《家》。我决定将错就错，一是因为孩子气地担心别人发现我老是挂在嘴边的“杰作”早已胎死腹中，同时出于迷信，想“写一个、讲一个”，故意让人真假难辨。何况，对于不想多说半个字的腼腆作家而言，媒体访谈危机重重。赫尔曼·巴尔加斯目光敏锐，应该有所察觉。几个月后，堂拉蒙回到了巴塞罗那，赫尔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加比托放弃了《家》，正在埋头创作一本全新的小说。”当然，堂拉蒙早在离开之前就已先知先觉。

从第一行起，我就确信新书应该基于一个七岁男孩的回忆，这个男孩是一九二八年香蕉种植园平民大屠杀的一名幸存者。可是，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故事由缺乏足够的诗意资源的孩子讲述，视角未免局限。于是，我意识到二十岁读《尤利西斯》和《喧哗与骚动》纯属年少轻狂，体会不深，决定以不抵触的视角再读一遍。确实，当年觉得乔伊斯和福克纳深奥、卖弄，如今却觉得他们的书有摄人心魄的简单和美。我想让独白多样化，包揽全镇人的声音，好比古希腊戏剧中的叙述性合唱，类似于《我弥留之际》中，全家人围绕一个垂死之人的思考。但我又感觉无法如他那样，简单地模仿剧本，在个人独白前加上名字。我的想法是，只用外公、妈妈、孩子三个人的声音，其语调和命运差异显著，靠叙述本身就能被识别。外公是独眼，小说里的外公却是瘸子；和妈妈一样，小说里的妈妈聪明，专注；和我当年一样，小说里的孩子不爱动，胆小，成天想事。这绝不是什么创造性的发现，而只是技巧性的设计。

这本新书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大的改动，没有和原稿不同的版本，只是我有不死就不会停止修改的坏毛病，所以不断地删改、修订了约两年后，第一版才问世。那次陪妈妈回阿拉卡塔卡，我亲眼看到了镇子，和胎死腹中的那本小说里呈现的完全不同。不过，正如无比睿智的堂拉蒙提醒的那样，用阿拉卡塔卡和巴兰基亚充当文学作品中的地名缺乏神秘感和说服力。于是，我决定用马孔多，这个名字我儿时便知，但直到那时才感受到它释放出的魔幻气息。

书名“家”也得改，朋友们对它很熟悉，但它和我的新书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失误的是，我一边写小说，一边把想到的书名全都记在了一个作业本上，前后共记了八十多个。最后，初稿即将杀青时，我没忍住，又以作者身份写了篇序。这时，书名不请自来，当年外婆曾以遗老遗少的姿态，用这个既显轻蔑又富于同情的说法描述联合果品公司造成的破坏：“枯枝败叶”。

最能激励我创作的是美国小说家，尤其是巴兰基亚的朋友们寄去苏克雷的那些书的作者。美国深南部的文化和加勒比文化在各个方面的相似性让我感同身受，这种身份认同对于我——无论是作为单个人还是作为作家——的培养起到了绝对的、无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有了这种意识，我开始像真正的小说家那样读书，不仅出于乐趣，还出于对聪明人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永不餍足的好奇。我先把作品从前往后看，再从后往前看，然后开膛破肚，挖出结构中最深的奥秘。于是，书房变成检索工具库，我能迅速检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章、尤里乌斯·恺撒是否患癫痫或汽车汽化器的工作原理，我甚至有一本完美罪行指南——没准笔下哪个无依无靠的人物会用得着。其余全靠朋友帮忙，他们指导我读书，在合适的时间推荐给我合适的书，在作品发表前阅读原稿，给出无情的评价。

诸如此类的事情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纪事》周刊让我长出飞翔的翅膀。尽管困难重重，难以克服，我们却斗志昂扬，在圣布拉斯街一栋没有电梯的楼房的三层拥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办公室。楼下从天亮到晚七点是闹市，卖食品的女人们高声吆喝，公共汽车横冲直撞。办公室里几乎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电话还没装，空调就更甭想了，比出版周刊的成本还高。可是，富恩马约尔把他那套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各种语言的剪报和奇怪行业的著名指南全拿来了，塞得满满当当。他的社长办公桌上摆着一台年代久远的安德伍德打字机，是他冒死从一座失火的使馆救出来的，如今珍藏在巴兰基亚浪漫主义博物馆。另外一张是主编办公桌，我是新任主编，打字机是从《先驱报》借来的。另有一张绘图桌，供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奥兰多·格拉和阿方索·梅洛三位著名画家使用。他们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答应免费给周刊画插图，无一食言，刚开始是因为三人生来慷慨，到最后，则是因为我们无分文节余。免费摄影师通常由基克·思科佩尔担任。

除了管编辑工作——职责所在——我还得盯着排版，参与校对，尽管我的拼写一塌糊涂。《先驱报》上的“长颈鹿”专栏还要继续写，我没多少时间定期给《纪事》周刊撰稿，不过，倒是可以利用大早上的那段空闲时间继续写我的短篇。

阿方索博览群书，各种体裁的都看，尤其酷爱侦探类短篇，可谓如饥似渴。他负责翻译、挑选，我负责精简文字。这项工作对我的作家生涯大有裨益。为了节省版面，无用的词要删，多余的情节也要删，删到只剩精华，却又不影响可信度。即，删去所有不必要的，剩下的字词缺一不可，否则结构受损，大厦将倾。在我对叙事技巧的间接摸索中，这是最有用的训练之一。

何塞·费利克斯·富恩马约尔的几篇妙文拯救了我们的好几个周六，但周刊销售毫无起色。阿方索·富恩马约尔的冷静沉着才是我们永远的救生筏。他没有什么商业才能，却以那股超越于他的气力之上的执着坚持办这本周刊，而他自己又恨不得在每一步上都用他那糟透了的幽默感使其遇难。他什么都干，从最睿智的社论到最无聊的文章他都写，拉广告，跑大额贷款，说服名人提供独家稿件，可惜都没有给销售带来多大转机。报贩子领多少，就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多少，于是，我们就去常去的小酒馆上门兜售，从“第三个人”到河港边那些忧郁的小酒馆，而微薄的收益全都换酒喝了。

瓦特·奥西奥是交稿及时、最受欢迎的撰稿人之一。从《纪事》第一期起，他就最为可靠，那篇署名多利·梅洛的《女打字员的日记》俘获了众多读者的心。谁也不敢相信，那么多繁杂细琐的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漂漂亮亮地完成。

鲍勃·普列托可借助中世纪任何医学或艺术发现阻止《纪事》周刊覆没。但说到干活儿，原则摆上桌面：不给钱，不出活儿。让我们痛心疾首的是，没多久，真的就不出活儿了。

我们设法刊登了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四个谜一般的短篇，因为是用英文写的，阿方索怀着在树林里捉蜻蜓似的急切心情，借助手上一些奇奇怪怪的词典，译成西语，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配上大师级精美插图。可惜胡利奥·马里奥云游四方，行踪不定，身为撰稿人，连个影子都见不着。只有阿方索·富恩马约尔知道去哪里找他，他的话让我们忐忑：

“每次看见一架飞机飞过，我都觉得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就在那架飞机里。”

其余都是临时撰稿人，截稿前或付稿酬前，我们的心总是提到嗓子眼。

波哥大的情况和我们类似，但那些用得着的朋友眼看着周刊这艘小船在风雨中飘摇，没有一个人帮忙划桨。豪尔赫·萨拉梅亚除外，他明白他的杂志和我们的周刊有许多相似之处，建议资源共享，效果不错。但我觉得谁也没有把《纪事》奇迹般的存在当回事。编委会由十六人组成，据各自所长挑选而出，全是血肉之躯，却精力充沛，忙碌到让人怀疑他们是否都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纪事》还顺带锻炼了我在付印前一刻即兴创作短篇补“天窗”的应急能力。铸排工和排版工各司其职，我坐在打字机前，凭空编出一篇“天窗”大小的故事。就这样，我写出了天亮时为我解了燃眉之急的《关于纳塔纳埃尔如何做客的故事》，五周后又写出了《蓝狗的眼睛》。

第一个短篇开启了纳塔纳埃尔系列，主人公的名字是未经允许，从安德烈·纪德那儿借来的。后来，我又写了《纳塔纳埃尔的结局》，也是急就章。纳塔纳埃尔系列共六篇，这是其中两篇。整个系列不像出自我之手，被我毫不心疼地束之高阁。我多多少少记得几篇，其中一篇名叫“纳塔纳埃尔如何穿得像新娘一样”，但情节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人物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没有借鉴自身或他人经历，主题含糊不清，居然是我写的故事，简直不可思议。说到底，纳塔纳埃尔系列完全是没有人情味的文学冒险。记得这些失败的文章是好事，可以时时提醒我：文学人物不可如纳塔纳埃尔般凭空捏造。好在想象力没有让我飞得离自己太远，但我坚信爬格子跟砌砖头一样，必须获得丰厚酬劳。如果我们能按时给排字工发不错的薪水，就更有理由酬报作家。

《纪事》周刊收获的最大反响来自堂拉蒙写给赫尔曼·巴尔加斯的信。他关注最出人意表的新闻，关注哥伦比亚的朋友和事件。赫尔曼给他寄剪报，写很长的信，向他详述审查官删去的新闻。换言之，对堂拉蒙而言，有两本《纪事》：我们做的那本和赫尔曼周末写给他的那本。他对文章大加褒奖或大肆批评，我们都望穿秋水，翘首以待。

对于《纪事》周刊进展不顺，甚至对于文学小组的反复无常，人们提出好几条原因解释。有人说是我命不好，连累了周刊，被我偶然听到。他们举出的最要命的证据是我对巴西球星贝拉斯科切亚的报道：我想锐意创新，把足球和文学糅在一起，结果一败涂地。等传到我耳朵里时，我的坏名声早已在哈皮咖啡馆里的赞助人中间广为流传。我心灰意冷，找赫尔曼·巴尔加斯谈心，他和文学小组的其他成员早已知情。

“冷静，大师。”他说得斩钉截铁，“您的文笔只能用好运来解释，这种好运坚不可摧。”

也并非每晚都过得很糟糕。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晚，黑女人艾乌菲米亚妓院的聚会对我的作家生涯有着一定的历史性意义。不知为何，老板娘点了一锅四种肉熬煮的传奇乱炖。石鸻鸟闻见喷涌的香气兴奋异常，在火炉边尖声乱叫。一位疯狂的客人抓起一只石鸻鸟的脖子，直接往沸水里扔。石鸻鸟只来得及最后一次振翅，发出一声哀嚎，便坠入地狱深处。野蛮的刽子手想再抓起一只时，黑女人艾乌菲米亚无比威严地从宝座上站起。

“妈的，住手！”她叫道，“小心眼睛被石鸻鸟啄掉！”

只有我在意这句话，只有我不敢去尝亵渎神灵的乱炖。我没有回去睡觉，赶去周刊办公室，一气呵成，写了个短篇：妓院里来了三位客人，他们的眼睛被石鸻鸟啄掉了，对此无人相信。我用的是普通稿纸，双倍行距，只写了四页，叙述者是“我们”，没有名字。这个短篇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却是我写过的故事中最令人费解的，将我重新引上一条我因无力前行而正想放弃的路。我有如神助，豁然开朗，周五早上四点动笔八点写完。波菲里奥·门多萨是《先驱报》载入史册的排版师，永远与我心意相通，《纪事》周刊次日发行，他临时修改了版面。在付印前最后一分钟，绝望的我把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终题目报给他，他直接用铅字排到版上：“石鸻鸟之夜”。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写了九个游走于形而上边缘的短篇，却没能掌握这种体裁的创作要领，正不知该如何继续。次月，《石鸻鸟之夜》被豪尔赫·萨拉梅亚全文转载于著名的严肃文学杂志《批评》上。时隔五十年，在写下这段文字前重读旧作，我认为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改。在我过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时，这个短篇预示着冬去春来。

国家形势反倒急转直下。劳雷亚诺·戈麦斯从纽约归来，作为保守派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暴力横行，自由派弃权。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戈麦斯不战而胜，作为唯一候选人顺利当选。议会休会，他未在最高法院宣誓就上任了。

他基本上没有亲自执政，上任十五个月就因健康问题辞去总统职务，由保守派法学家、议员罗伯托·乌达内塔·阿韦拉埃斯以共和国首席代表的身份接任。知情人都说这是劳雷亚诺·戈麦斯的惯用伎俩：交出政权，手握实权；足不出户，操纵傀儡；危急时刻，直接致电。

石鸻鸟献祭前一个月，阿尔瓦罗·塞佩达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这对我熬过那段苦日子至关重要。归来的他头发更乱，没了毛刷式的小胡子，比离开前更粗鲁。赫尔曼·巴尔加斯和我盼了他好几个月，怕他在纽约变温顺了，看见西装革履的他走下飞机，我们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他举着海明威的新作《渡河入林》向我们问好，我一把将书抢了过来，摸摸封面，又摸摸封底，刚想发问，他抢先说道：

“这本书狗屎不如！”

赫尔曼·巴尔加斯笑得直不起腰，对我耳语道：“这家伙一点儿没变。”不过，阿尔瓦罗后来声明，他那是在开玩笑，书在从迈阿密飞回的航班上才刚开始看。不管怎样，他兴冲冲地带来了新闻、电影、文学的“最新病毒”，调动了我们的情绪。之后几个月里，水土不服的他渐渐适应了国内环境，却让我们这帮“发烧友”四十度高烧不退。

“病毒”随即蔓延。几个月来，“长颈鹿”专栏一直像盲人敲着拐杖在原地打转。我从《家》的草稿里摘出两个片段，总算让它缓过气来。一篇是《上校的儿子》，他从未出生；另一篇是《妮伊》，一个逃亡的小姑娘，我经常去敲她的门，打问不同的路，她从不应答。成年的我又对连环漫画产生了兴趣，不当周日消遣，而是当作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漫画只能孩子看，这毫无道理。在众多的漫画人物中，我最爱狄克·特雷西。此外，我还迷上了当年在阿拉卡塔卡时外公领我入门、堂安东尼奥·达孔特让我眼界大开的电影，而在阿尔瓦罗·塞佩达的影响下，在一个好片只能从异乡客口中听来的国家里，电影就像福音一般成为我的一种信仰。他运气好，刚回国，国内就上映了两部大片：根据威廉·福克纳小说改编，由克拉伦斯·布朗执导的《坟墓的闯入者》和根据罗伯特·内森小说改编，由威廉·迪亚特尔执导的《珍妮的画像》。我和阿尔瓦罗·塞佩达充分讨论后，在“长颈鹿”专栏上发表了两篇影评，并开始饶有兴趣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电影。认识他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最重要的人是出现在演职人员名单最后的导演。我所理解的电影很简单：写个剧本，找些演员，其余的活儿都由团队里的众多成员去做。阿尔瓦罗回来后，在那些最邋遢的小酒馆里，喝着白甘蔗酒，通宵达旦地跟我吼完了一整门课，把他在美国学到的电影知识悉数传授给我，我们整宿不眠，醒着做在哥伦比亚拍电影的美梦。

除了类似的头脑风暴，跟随他游弋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是，他绝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写东西。身边的人无法想象他会在桌边坐一个小时以上。可是，在他回国两三个月后，他多年的女友、后来的发妻蒂塔·马诺塔斯惊恐万状地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卖掉了那辆陪伴他多年的旅行车，手套箱里有他尚未发表的短篇小说原稿，没有副本，全丢了。他说是“六七个狗屎不如的短篇”，犯不着去找，只好由我们这帮朋友兼记者帮蒂塔去找。那辆旅行车从加勒比海岸到内地转手多次，远至麦德林，最后，我们在两百多公里外的辛塞莱霍的一家修理厂里找到了它。我们把写在惨遭蹂躏、残缺不全的条状新闻纸上的原稿交给了蒂塔，免得阿尔瓦罗又不小心或故意不小心把它们弄丢。

其中两个短篇发表在《纪事》周刊上，其余由赫尔曼·巴尔加斯保管了约两年，终于找到办法出版。画家塞西莉亚·波拉斯向来对“巴兰基亚文学小组”忠心耿耿，画的插图是阿尔瓦罗的X光像，扮成各色人等：卡车司机、游艺会小丑、疯狂的诗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或其他任何职业，唯独没有正常人。那本短篇小说集由世界书店编辑出版，书名为“所有人都在等待”，这成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只有学术批评界未曾留意。在我看来——当年我曾这样写道——那是哥伦比亚出版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集。

阿方索·富恩马约尔文笔一流，为报纸杂志撰写评论，就是不好意思结集出版。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堪比阿尔瓦罗·穆蒂斯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赫尔曼·巴尔加斯和他是不留情面的批评家，对自己比对别人更苛刻，但挖掘新人的眼光从未有失。我们在生机勃发的春天，屡屡听说赫尔曼通宵达旦，埋首创作了不起的短篇，但就是没见着一篇。多年后，在和我儿子的教母苏珊娜·利纳莱斯结婚前几小时，他把自己关在父母家，将稿子付之一炬，以确保包括她在内，谁也读不到它们。估计是些短篇小说和杂文，或许还有一部长篇，但赫尔曼之前之后只字不提，只在结婚前夜采用了终极手段，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发现，包括第二天过门的妻子。苏珊娜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没进房间阻止，因为婆婆不会准许。“那时候，”很多年后，苏茜带着她犀利的幽默感对我说，“新娘结婚前不许进新郎的卧室。”

不到一年，堂拉蒙的来信开始变得表述不清，篇幅越来越短，语调越来越悲观。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中午十二点，我走进世界书店，用不着赫尔曼开口，就知道堂拉蒙已经驾鹤西去。两天前，在巴塞罗那，他在睡梦中故去。步行去咖啡馆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叹：

“没法相信！”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那是我人生中与众不同的一年。如今，我没有任何疑问：那是决定性的一年。之前，我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在一座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生活的城市，被许多人爱护、尊重，被一些人崇拜，社交生活十分忙碌，穿着朝圣者的草鞋——好像是照着阿尔瓦罗·塞佩达那双买的——去参加各种艺术和社会问题讨论会，只有一条亚麻布裤子和两件斜纹衬衫，洗澡时顺便搓搓。

突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实在太微不足道——我开始讲究穿着，把头发剪得像军人一样短，修理胡子，学穿拉斐尔·马利亚加博士送给我的参议员们穿的那种鞋。拉斐尔·马利亚加是巴兰基亚历史学家，会不定期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双鞋他嫌大，还没穿过。我下意识地希望提升社会地位，开始觉得“摩天大楼”里的房间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就好像阿拉卡塔卡地处西伯利亚——开始厌恶嫖客们起床后的高声叫嚷，开始不厌其烦地抱怨，因为晚上出门觅食的“鸟儿”还在成批领回江轮上的水手。

如今我才发现，过得像乞丐不是因为我囊中羞涩，或是因为我是个诗人，而是因为我殚精竭虑地学习写作。刚找到一条明路，我就从“摩天大楼”搬到了安静的普拉多区。普拉多区位于城市另一端，是上层社区，离梅拉·德尔玛家两个街区，离周日弥撒后富家公子带处女情人跳舞的那家古色古香的酒店五个街区。正如赫尔曼所说，我开始改善生活，走向堕落。

我在阿维拉姐妹家住下。三姐妹埃斯特尔、马依托、托尼亚跟我相识于苏克雷，她们认为我自暴自弃，早就想救我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告别了让我成长、蜕变的纸板隔间，住进了带私人卫生间、有窗户、正对花园的卧室，一日三餐的花费比我微薄的薪水略高。我买了一条裤子和半打印着花鸟图案的热带衬衫，有段日子，这身装扮为我赢得了“轮船上的同性恋”这一秘密称号。多日不见的老友突然随处可见，我受宠若惊地发现，“长颈鹿”专栏上的胡言乱语，他们张口就来；他们追捧《纪事》周刊，称它为“体育类杂志的门面”；他们连我的短篇都读过，尽管没有真正理解。我遇到了上国立男子中学时的室友里卡多·冈萨雷斯·里珀尔，他读完建筑系，定居巴兰基亚，不到一年就买了辆鸭尾式雪佛兰，车龄不详，大清早能塞进八个人。他黄昏时来家里接我，一周三次，带我去跟新朋友畅饮狂欢。那些人一心想整治国家，要么用巧妙的政治手段，要么以粗暴的武力对抗。

妈妈得知我的这些变化后，给我捎了个独具风格的口信：“钱生钱，利生利。”搬家的事，我对文学小组的人只字未提，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哈皮咖啡馆遇到他们，援引洛佩·德维加的名言作为交代：“我收拾好了，不过是瞎收拾的。”他们嘘声一片——就算在足球场也难得一见。赫尔曼打赌，说我离开“摩天大楼”，灵感会完全枯竭。阿尔瓦罗说我一日三餐，定时定点，会得胃绞痛，生不如死。阿方索说这是私事，嫌他们管得宽，认为当务之急是讨论《纪事》周刊何去何从，做出决断，就此盖过了之前的话题。我觉得我过得杂乱无章时，他们心有愧疚，如今见我有所改善，不好意思表达，其实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意外的是，我的身心状况皆有好转。读书时间少了，但我提高了“长颈鹿”专栏的品质，并且在新家用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借给我的古董打字机抓紧时间继续写《枯枝败叶》，后半夜不再跟“猴子”格拉虚度时光。在报社编辑部待一下午，正常情况下，我能写一篇“长颈鹿”专栏、一篇社论、几条无须署名的报道，缩写一个侦探故事，并在《纪事》周刊付印前赶出最后几篇稿。幸运的是，手头的小说与其说是越写越顺，倒不如说是反客为主，拉着我前行。我很识相地跟着，就当搭顺风车。

原本应该在最后一刻交稿的政治评论员突发重度脑梗，预留的三页开了“天窗”。我打起精神，痛下决心，赶出了我的第十个短篇《有人弄乱了这些玫瑰》，修改校样时，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又写成了过去那种一成不变的故事。这一厄运使我愈感自责：临近半夜，我吵醒一位朋友，请他在不到三小时内供稿一篇。我抱着赎罪的心理，在同样的时间里重写了这个短篇。周一，我在编委会上再次提出周刊止步不前，得赶紧上街，找重磅报道。大家纷纷认同，但这个想法再次被否。理由听着倒很悦耳：我们对重磅报道抱着过于理想化的观念，要是全体上街，周刊即使能出，也没法按时出。我可以把这当恭维话听，却忍不住往坏里想：真正的理由恐怕还是那篇有关贝拉斯科切亚的报道让他们心有余悸。

那段时间，最大的安慰来自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打来的电话。他的歌在哥伦比亚脍炙人口，至今仍在传唱。巴兰基亚是一座活力四射的文化中心，我们在阿拉卡塔卡的节日聚会上认识的手风琴游吟诗人经常在此出没，加勒比海岸各个电台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宣传。当年最知名的歌手是吉列尔莫·布伊特拉戈，自诩“省”内最新潮的歌曲无所不知。另一位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手是赤脚印第安人克雷森西奥·萨尔塞多，他站在美洲小吃店所在的街角，清唱自己或别人创作的歌，声音有点儿像马口铁，技巧独特，征服了圣布拉斯街上每天来来往往的行人。年少时的我曾长时间站在附近，不打招呼，不露面，直到学会了他所有的歌。

最激动人心的那个下午，我原本昏昏欲睡，正在写“长颈鹿”专栏，突然，电话响了。耳边传来童年伙伴熟悉的声音，没有打头的客套话，直接打招呼：

“最近怎么样，老兄？我是拉斐尔·埃斯卡洛纳。”

五分钟后，我们在罗马咖啡馆的小单间里见面，自那以后便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刚打完招呼，我就开始催他唱新歌。零散的诗句，拿捏完美的低音，手指在桌上打拍子。各个地区的民间诗歌装扮一新，畅游在每一段旋律中。他唱道：“送你一束勿忘我，希望你能勿忘我。”我也向他展示，他家乡的好歌我都会唱，口口相传，自小就会。不过，最让他惊讶的是，我对该“省”了如指掌，仿佛亲身去过。

几天前，埃斯卡洛纳乘公共汽车从比亚努埃瓦去巴耶杜帕尔。星期天就是狂欢节，他正在脑子里酝酿一首新歌的词曲。他不会记谱，也不会弹奏任何乐器，主要靠这种方法创作。途经某个镇子时，上来一位穿草鞋、拉手风琴的流浪艺人。该地区的流浪艺人不计其数，到处赶场子唱歌。埃斯卡洛纳邀他同坐，在他耳边唱出新歌唯一成形的两段。

流浪艺人高高兴兴地在中途下了车，埃斯卡洛纳则继续坐车前往巴耶杜帕尔。他下车就感冒了，高烧四十度，只能躺在床上发汗。三天后就是星期天狂欢节，而他悄悄在公共汽车上唱给萍水相逢的朋友听的那首没写完的歌，已经横扫老歌新歌，从巴耶杜帕尔风靡至维拉角。狂欢节到了，他还在发烧发汗，只有他知道是谁给那首歌起名叫“老萨拉”，并使它流传开去。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但在最自然而然的事往往令人惊叹的地区和行业，却不足为奇。手风琴不是哥伦比亚本土乐器，并不普及，在巴耶杜帕尔流行的手风琴也许是取道阿鲁巴和库拉索的舶来品。二战期间，德国产品进口中断，“省”内已有的手风琴备受呵护。一位名叫莱安德罗·迪亚斯的木匠，不仅是天才作曲家和手风琴演奏家，还是二战期间当地唯一的手风琴修理师，尽管生来双目失明。流浪艺人的生活方式是从这个镇子唱到那个镇子，在宗教或非宗教节日里，尤其在纵情享乐的狂欢节上唱出日常生活的琐事与趣事。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情况特殊。他是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上校的儿子，知名主教塞莱东的侄子，毕业于圣马尔塔国立男子中学（该中学已以他的名字命名），非常年轻时就开始作曲，家人愕然，他们认为拉手风琴唱歌只是一门手艺。他不仅是唯一一个读完中学的流浪艺人，是当年屈指可数的会读会写的流浪艺人之一，更是古往今来最傲慢的多情种子。但他不是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今，类似的民间歌手成百上千，且越来越年轻化。比尔·克林顿于总统任期末，在白宫听一群哥伦比亚外省小学生唱歌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那段日子我运气不错，偶遇苏克雷药剂师的女儿梅塞德斯·巴尔恰。从她十三岁起，我就不断向她求婚。过去请她跳舞，她总是拒绝。这次请她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舞，她终于答应。直到那时，我才得知由于政治压迫愈演愈烈，她们举家搬来巴兰基亚。她父亲德梅特里奥是死心塌地的自由派人士，匿名帖的无端侮辱和社会迫害不断升级时，有人威胁到他头上。他本人并不畏惧，但迫于亲人的压力，廉价卖掉苏克雷家中所剩不多的物品，在巴兰基亚普拉多酒店旁开了家药店。他和我爸爸年纪相仿，却跟我是忘年交。我们常去街对面的小酒馆暖暖身子，不止一次在“第三个人”跟文学小组全体成员喝得不醉不归。梅塞德斯当年在麦德林读书，圣诞节才回来与家人团聚。她对我很好，跟我在一起时也很开心，可她善于耍花招，避实就虚，对任何事都不给出明确回应。我只能理解为她心肠好，不想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不”或“没感觉”。能跟她父亲和其他朋友在街对面的小酒馆里喝喝酒，我也算知足。如果说那年假期她父亲没有觉察到我对她的渴慕之情，那是因为那是基督教世界两千年来藏得最深的秘密。梅塞德斯和我在苏克雷第一次跳舞时告诉我：“爸爸说，娶我的白马王子还没出生。”这话被她父亲在“第三个人”炫耀多回。她信不信，我不知道，但看她的表现，似乎是真信，直到那年圣诞节前夕，她答应我周日去普拉多酒店跳早场舞。我很迷信，以为她松口是因为理发师给我剪了个艺术家的发型，修了艺术家的胡子，还有粗亚麻布西装和真丝领带——土耳其人大甩卖，我买下来当重要场合的行头。原以为她父亲会一同前往：她去哪儿他都会跟着。于是，我邀请了阿依达·罗萨妹妹，她放假回家，跟我待在一起。没想到梅塞德斯独自现身，大大方方地跳舞，开开心心地说笑，弄得我没法开口说正经事。那天是帕乔·加兰老兄令人难以忘怀的流行季的开始。他光荣地创造出的梅伦昆比舞不仅风靡多年，还催生出新的加勒比乐曲，盛行至今。梅塞德斯伴着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她舞技高超，左躲右闪，我再三向她求婚，都被她轻松化解。我感觉她是想告诉我，她没把我的话当真，只不过手段巧妙，让我总想勇往直前。

一不小心玩到了十二点整，她警惕起来，把我晾在舞池中央，不让我送，就连送到酒店门口也不行。妹妹觉得奇怪，甚至有些自责。我至今自问：她突然决定进麦德林撒肋爵会修道院，和那个悲伤的例子有无关系？从那天起，梅塞德斯和我发明了一种私人密码，不交谈，不见面，也能心意相通。

再听到她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月后，次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她在《先驱报》报社给我留了封短笺：“卡耶塔诺被杀。”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卡耶塔诺：我们在苏克雷的朋友卡耶塔诺·亨蒂雷，马上就要学成的医生，善于活跃舞场气氛的情场高手。我很快得到消息，说他是被查帕拉尔村那位年轻的小学教师——就是跟他同骑一匹马的那个——的两个兄弟用刀捅死的。那天来回几封电报，我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时候，打电话还不方便，打私人长途要先发电报申请。我的第一反应是身为记者，可以写篇报道，于是决定去苏克雷一趟，但报社同事认为我纯属感情用事。如今我能理解，因为即便那时，哥伦比亚人还是动辄自相残杀，无事生非。不过，情杀向来是城市富人的专利。我觉得这是永恒的主题，着手搜集资料。妈妈发现我在偷偷摸摸干这事儿，求我千万别写，最起码卡耶塔诺的母亲堂娜胡列塔·齐蒙托在世时别写。何况，她是妈妈的好姐妹，是家里排行第八的埃尔南多的洗礼教母。好报道需要好的陈述，妈妈的陈述很有分量。小学教师的两个兄弟追杀卡耶塔诺，他想躲回家，可堂娜胡列塔以为儿子就在房间，急忙关上大门，害儿子有家难回，倚着门被刀捅死。

我的第一反应是坐下来，好好报道这个案子，可又觉得困难重重。我感兴趣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集体责任”这个文学主题。好说歹说妈妈都不答应，不经她同意就写，似乎又不合适。然而，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多年后，我已经认命。有一天，我在阿尔及尔机场候机，头等舱候机室的门突然打开，进去一位家世显赫的阿拉伯王子，白袍一尘不染，拳头上立着一只名贵的雌游隼，没有按照传统猎鹰训练术那样用皮带拴着，用的是镶钻的金链。这一幕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卡耶塔诺·亨蒂雷。他跟父亲学过猛禽狩猎术，先是美洲土生雀鹰，再是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引进的名贵品种。他遇害时，庄园里设有专业猎鹰场，两只雌鹰和一只雄鹰受训专门捕石鸡，一只苏格兰鸢用来防身。我知道乔治·普林顿在《巴黎评论》上那篇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著名访谈中，曾问他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变成小说中的人物。海明威回答：“我要是说了，将是一本供专业律师参考的诽谤指南。”然而，从阿尔及尔那个上天注定的早晨起，我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再不把卡耶塔诺遇害的故事写下来，我就没办法继续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妈妈的立场依旧坚定。我怎么劝，她都不松口。卡耶塔诺遇害三十年后，她亲自打电话到巴塞罗那，告诉我被害人的母亲胡列塔·齐蒙托去世了，说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丧子之痛。妈妈已经仁至义尽，再也没有理由阻止我写这篇报道了。

“妈妈只求你一件事。”她说，“好好写，当他是我儿子。”

小说名叫“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年后出版。妈妈没看，理由是：“生活中的糟糕事，写进书里也不会好。”这句话被我当成另一条至理名言，珍藏在个人博物馆中。

卡耶塔诺遇害一周后，下午五点，我正动笔写《先驱报》的“每日作业”，桌上的电话响了，是爸爸打来的。他未预先通知，刚到巴兰基亚，在罗马咖啡馆等我，声音急迫，吓我一跳。见到他时，我更加惊恐不安：他衣冠不整，胡子拉碴，穿着那件四月九日淘来的天蓝色西装，路上闷热，西装风尘仆仆，他一副难得一见的战败者的平静神情。

我茫然无措。情绪低落的爸爸坦承家中情况不好，我却无法做出反应。苏克雷本是人间天堂，美女如云，日子好过，如今也被政治暴力搅得天翻地覆。卡耶塔诺的死只是个危险的征兆。

“你身处沙漠中的绿洲，日子太平，自然觉察不到那里已是人间地狱。”他说，“全靠上帝，我们才保住小命。”

爸爸是四月九日事件后面对群情激奋的自由派，为数不多的无须藏匿的保守派成员之一。如今，那些他掩护过的党内人士反咬一口，说他立场不明。他描绘的恐怖场景——那么真实——足以证明他有理由痛下决心，不顾一切，携全家逃往卡塔赫纳。我没理由也不忍心阻止他，但想让他缓一缓，看看能不能不大张旗鼓、说搬就搬。

总要好好琢磨琢磨。我们俩各想各的，静静地喝着两杯饮料。还没喝完，他脑子一热，又开始想入非非，让我无言以对。“日子过得这么苦闷，”他颤巍巍地叹了口气，“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你总算快完成学业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居然给他带去那么大的快乐，我有多感动，从没跟他说起。突然，我脑子一转，冒出邪恶的念头：他想逼我当律师，搬家只是迂回之计。我盯着他的眼睛，那是两汪充满惊讶的池塘。我发觉他太无助太心焦，不会逼我去做任何事，也不会不允许我做任何事，但他相信天意，认为打疲劳仗，就能使我屈服。更有甚者，他还是那副走投无路的表情，说帮我在卡塔赫纳找了份工作，全都安排好了，下周一就能入职。他解释说，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每两周露一次面，就能领到薪水。

这大大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咬紧牙关，先提出几条疑虑，以便给最后的拒绝做好铺垫。我对他讲了陪妈妈回阿拉卡塔卡时和她的长谈。对此他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意见。我觉得，他的无动于衷就是最好的回答。最悲惨的是我对他骗上加骗，明知二年级挂两科没补考，三年级又挂三科无法补救，学校不会再要我了。我故意隐瞒，是不想让家人白白生气。那天下午要是跟他说了实话，我都不敢想他会是什么反应。刚开始谈，我就打定主意，决不心软。这么好的男人身处如此失败的境地，还得让自己的孩子看在眼里，的确让人不忍。可是，我不想让他对生活太有信心，最后采取了简便易行的办法，请他容我考虑一晚。

“行！”他说，“别忘了，全家人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

无须提醒。我太清楚自己的弱点，看着爸爸坐晚上七点的末班车离开时，我硬着心肠才没有坐到他身边的位子上。很显然，在我眼里，这意味着周而复始。家里再次一贫如洗，只有群策群力，才能生存下去。

那天晚上，我什么也决定不了。内地农村暴力横行，好几户露宿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难民被警察强行驱逐。不过，罗马咖啡馆里依然太平。西班牙难民总是向我打听堂拉蒙·宾耶斯那边有什么新闻，我总是开玩笑地回答：老师来信，不是通报西班牙新闻，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听巴兰基亚新闻。他去世后，大家嘴上不提，桌边的位子还给他留着。他的聚谈会的一个成员向我祝贺，说前一天的“长颈鹿”专栏让他想起了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撕心裂肺的浪漫主义。我听了不明就里，佩雷斯·多梅内奇老师帮我解围，一语中的：“希望您别学他，也给自己一枪。”他要是知道那天晚上我有多想死，绝不会说这种话。

半小时后，我拉着赫尔曼·巴尔加斯的胳膊去哈皮咖啡馆，在最里头找位子坐下。咖啡刚上，我就说有急事，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脸色大变，端着杯子停在半路——跟堂拉蒙一模一样——警惕地问道：

“打算去哪儿？”

他洞若观火，让我自叹不如。

“见鬼，您怎么知道！”我回答。

他不知道，但他猜到了。他认为我的辞职将是《纪事》周刊的末日，是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会让我自责一辈子。他明白表示，这无异于背叛——没人比他更有权这么说。周刊现状如此，大家束手无策，但谁都知道关键时刻，为了维持，阿方索投入的资金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我没法阻止赫尔曼往坏处想，认为我的不得不搬家等于给周刊判死刑。我敢说，他心如明镜，知道我是被逼无奈，但从道义上，他必须实话实说。

第二天，开车接我去周刊办公室的路上，阿尔瓦罗·塞佩达令人感动地袒露，朋友们的内心狂风暴雨，他心里也不好受。无疑，他已经从赫尔曼那里听说我要走。幸好他腼腆，场面话都免了。

“妈的！”他对我说，“去卡塔赫纳没什么大不了的，最操蛋的是去纽约。我去过，可也好端端地回来了。”

最好扯些别的话题，免得泪湿衣衫。因此，我并不诧异他选择在这时第一次向我谈起在哥伦比亚拍电影的计划——尽管没有结果，我们在余生中不断地聊起这个话题。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留给我一个想头，走到圣布拉斯街摩肩接踵的人群和商铺中间时，他又突然打住。

“我跟阿方索说了，”他隔着车窗冲我喊道，“把周刊停掉，再办本《时代》那样的杂志！”

和阿方索谈，对我对他都不易。我们之间有个疙瘩，拖了六个月也没解开，再者，遇到难事，我们俩都会头脑短路。一次，我在排版室耍小孩子脾气，从周刊人员名单上去掉我的名字和职务，暗示正式辞职。等气消了，我忘了补回去，谁也没发现。两周后，赫尔曼·巴尔加斯看见了，告诉阿方索，他也吃了一惊。排版室主任波菲里奥告诉他们当时我是牛脾气发作。他们商量着先按兵不动，等我解释。糟糕的是，我把这事给忘了，直到阿方索同意我离开《纪事》周刊。谈完，他大笑着跟我道别，狠狠地开了个令人招架不住的玩笑。

“幸运的是，”他说，“都不用把您的名字从人员名单上去掉。”

我总算想起了那件事，像是被人捅了一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不是因为阿方索话说得太巧妙，是恨我忘了跟他解释。不出所料，他把话说开了。如果说这是我和他之间唯一的疙瘩，那么就不该把它留在那儿不去解开。阿方索会和阿尔瓦罗、赫尔曼一起接着干。要是需要所有人都出力，以便力挽狂澜，拯救期刊，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内赶回。实在山穷水尽，还有编委会。不过，指望编委会，等于指望上帝。编委会从未能坐在那张胡桃木长桌旁商讨重大决策。

赫尔曼和阿尔瓦罗的话给了我离开的勇气。阿方索理解我的苦衷，也算松了一口气。但他丝毫没有暗示《纪事》周刊会因为我的辞职走向完结。相反，他建议我遇事冷静，安慰我说会和编委会一起打下坚实的基础，真正大有可为的时候，会通知我。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讯号：阿方索可能开始考虑《纪事》停刊，尽管这种可能性令人无法想象。果不其然，六月二十八日，十四个月出版了五十八期后，周刊悄无声息地走向完结。然而，时隔半个世纪，我仍认为《纪事》周刊是国内新闻界的一桩重要事件。我们没有留下完整的五十八期，只有前六期和一些剪报放在加泰罗尼亚人堂拉蒙·宾耶斯的书房里。

凑巧的是，我当时住的房子正好要更换客厅家具，旧家具可以便宜卖给我。动身前，我去《先驱报》报社结账，他们预支给我六个月的“长颈鹿”专栏稿费。我用一部分稿费从马依托手里买下家具，带到卡塔赫纳的新家。我知道家人不会把苏克雷的家具带走，也无力再买一套。不得不提的是，这套家具用了五十多年，还好好的，且依然在用。妈妈感激我，一直不让卖。

爸爸找上门来一周后，我带着一套家具和很少几件衣服搬到了卡塔赫纳。和第一次不同，这次我知道在卡塔赫纳生活需要什么，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我真心实意地希望家人而非我能过得好。谁叫我没个性呢？活该！

新家位置不错，在波帕区，挨着那座摇摇欲坠的老修道院。楼下有四间卧室、两个卫生间，爸妈带十一个孩子住。我最大，将近二十六岁；埃利希奥最小，才五岁。所有孩子都在加勒比文化中茁壮成长，吊床、地席、床，多少人都能睡下。

楼上住着爸爸的弟弟埃默赫内斯·索尔和他儿子卡洛斯·马丁内斯·西玛汗。整栋房子根本不够这么多人住，但叔叔和女房东有生意往来，租金公道。我们只知道女房东叫佩帕，很有钱。家人时刻不忘说笑，很快用流行歌调唱出住址，韵律十足：“波帕区南佩帕家。”

弟弟妹妹们来了，记忆中一片模糊。半城停电，我们摸黑收拾，先让小的睡下。大的可以靠声音分辨，但小的跟我上次回家相比，变化太大，烛光中，他们满是忧伤的大眼睛使我受惊吓。箱子、包裹满地都是，吊床摸黑挂上，场面混乱不堪，我仿佛遭受了一场四月九日家庭暴乱。不过，印象最深的是搬一只形状不规则的口袋，它不停地从我手中滑出去。那是外婆特兰基利娜的骸骨。妈妈把它们挖出带来，打算安葬在圣佩德罗·克拉韦尔墓地；后来爸爸和埃尔维拉·卡里略姨母都葬在那块墓地的同一个墓穴里。

埃默赫内斯·索尔叔叔是我们紧急搬家时的大救星。他被任命为卡塔赫纳省警察厅秘书长，上任后大刀阔斧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官僚体制的一个缺口，拯救家人，包括我这个有共产党名声的政治脱轨分子，我之所以赢得这样的名声，不是因为我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我的穿着。他帮所有人安排工作：爸爸做行政管理，无须承担政治责任；弟弟路易斯·恩里克是探员；我在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讨了份闲差——保守派政府坚持设立该机构，恐怕是想摸清究竟还有多少对手存活于世。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道德成本高于政治成本。除了每两周领一次薪水，其余时间绝不能出现在办公室里，免得接受盘问。官方解释是我和其他一百多名职员都在外地出差。

人口普查办公室对面的摩卡咖啡馆里坐满了从附近地区赶来领薪水的徒有虚名的职员。我签完字，领到丰厚的薪水，一分不留，悉数上交，补贴家用。与此同时，爸爸想帮我去法律系注册，发现了我隐瞒不报的真相。爸爸的知情如同给我颁发了毕业证书，让我心花怒放。更让我心花怒放的是，经过这么多坎坷和争执，我总算有了时间和空间去完成我的小说。

当我迈进《宇宙报》报社，他们让我有种回到家的感觉。下午六点，正是最忙的时候，我一进门，铸排机和打字机突然销声，让我喉咙一哽，说不出话来。萨巴拉老师坐在印第安地毯上，愣了不到一分钟，就让我帮忙把耽误的社论写了，仿佛我从未离开过。我的打字机前坐着一个刚入行的毛头小伙子，他忙不迭起身让座，结果摔到了地上。最先让我惊讶的是，写了两年自由发挥的“长颈鹿”专栏，再回头写一本正经、不署名的社论，竟有些吃力。刚写了一页，社长大人洛佩斯·埃斯考里亚萨也过来打招呼。英国式的冷静是他在朋友聚谈和政治漫画中的一贯形象，再次让我惊讶的是，他向我挥手，高兴得脸都红了。我写完那篇社论，萨巴拉拿着一张小纸条等着我，社长请我写社论，开出了一百二十比索的月薪，第三次让我惊讶。在当年的卡塔赫纳，这可不是笔小数目。我没顾得上说声谢谢就急忙坐回去，又写了两篇，兴奋异常，感到地球确确实实是绕着太阳转的。

一切周而复始。同样的话题被萨巴拉老师手握红笔以自由派的眼光修改，然后被审查官大加删减，审查官又被编辑们无情耍弄。还是半夜三更在“洞穴”吃牛排加蛋和炸香蕉片，还是在烈士路上大聊特聊如何改变世界，直到东方既白。罗哈斯·埃拉索卖了一年画，四海为家，后来跟罗萨·伊莎贝尔结婚，搬去波哥大。天快亮时，我坐下来写“长颈鹿”专栏，用当年仅有的现代化方式，也就是普通邮件，寄到《先驱报》，我竭尽全力，尽量按时交稿，直到把预支的稿费还清。

在困境中和全家人一起生活，这样的画面不在记忆中，而在想象里。楼下的卧室里，爸妈带几个小的睡一间；四个妹妹睡一间，但她们觉得应该一人一间；埃尔南多和阿尔弗雷多·里卡多要照顾海梅，三人一间，海梅成天谈论哲学和数学，害得他们俩整日神经紧张。快十四岁的丽塔为了给家里省电，在楼门口的路灯下学习到半夜。她喜欢高声吟唱着背诵课文，发音标准，声情并茂。当年听她读过的许多怪话被我写进书里，什么去磨坊的骡子、男孩小杯里的巧克力、酗酒的算命先生等等。午夜过后，家里更热闹、更有人气：去厨房喝水，去厕所大小便，在走道里挂高高低低、纵横交错的吊床。要是叔叔带儿子回自己家住，我就带古斯塔沃、路易斯·恩里克，后来还有海梅——晚上九点以后，不许他谈论任何事情——去楼上睡。一天夜里，一只孤苦伶仃的小羊咩咩叫个不停，吵得我们几小时没合眼。古斯塔沃气急败坏地说：

“听着就像一座灯塔。”

这句话让我铭记终生，它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一种对我即将诞生的小说的明喻。

在卡塔赫纳有过好几个家，这回家里最热闹。钱越用越少，日子越过越见不得人。我们去找更便宜的房子，后来搬到了托里区，晚上屋里会有女鬼现身。我运气好，没在场。可爸妈和弟弟妹妹们七嘴八舌，说得我寒毛直竖，如亲眼所见。第一晚，爸妈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只见女鬼穿着红色碎花长裙，短发束在耳后，扎着红色蝴蝶结，目不斜视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妈妈甚至能说出裙子上的花纹和鞋子的式样。爸爸不想加剧妻子的不安、吓着孩子，非说没看见。可是天一黑，女鬼便在房子里自如穿行，谁都没法忽视她。妹妹玛尔戈特有一次在天亮前醒来，见女鬼趴在床栏杆上，正盯着她看。被阴间的人盯着看，让她不寒而栗。

星期天望完弥撒，一位女邻居向妈妈证实，说有一回，之前在这里住的那家人正在吃午饭，女鬼居然大白天在餐厅里现身，所以此后，那房子空了许多年。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出门去找房子以便搬家，四小时内就找到了。可是，弟弟妹妹们大多都怕女鬼阴魂不散，依然心有余悸。

住在波帕区南佩帕家时，我可以自由支配所有时间，但酣畅淋漓地写作使我觉得时光如梭，不够用。我又遇到了拉米罗·德拉埃斯普列亚，读完法学博士的他前所未有地关心政治，兴致勃勃地读刚出版的小说，特别是那年对我这代人至关重要的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皮肤》，文字精练，构思精妙而恐怖的现代史吸引我们看了整个通宵。但是，时间证明，马拉帕尔泰注定是一个有益的道德模范，而非我所渴慕的偶像，对我们而言，几乎同时代的阿尔贝·加缪则正好相反。

那时德拉埃斯普列亚兄弟住在附近，家里有个酒窖，他们经常把酒装进清白的瓶子，带到我家。我没有听从堂拉蒙·宾耶斯的劝告，把草稿大段大段、原原本本地读给他们和弟弟妹妹们听。这些稿子题材宽泛，是我晚上失眠时在《宇宙报》报社写在条状新闻纸上的，未曾好好修改。

那段时间，阿尔瓦罗·穆蒂斯和贡萨洛·马利亚里诺也回来了。幸好我没定稿，也没定书名，不敢拿去给他们看。我想闭关不出，先在普通稿纸上誊一遍，再改一遍。誊出来一看，比预期多出四十页，开始没在意，但很快就觉出问题大了：我在精确性上是个完美主义者，预估过篇幅，具体到每章多少页，全书共多少页。哪个数字不符，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通盘考虑，甚至一处打字错误都会扰乱我的创作。我原本以为，这种绝对化的方法是源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现在知道了，这分明就是病。

我又一次没有听从堂拉蒙·宾耶斯的劝告，将完整的稿子——还没定书名——拿去给古斯塔沃·伊瓦拉看。两天后，他邀我去他家。他穿着舒适的沙滩服，皮肤晒成古铜色，坐在露台的一把藤摇椅上，面朝大海。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摩挲着我的稿子，让我感动。他是一位真正的老师，不说教，不臧否，先让我感受到他的道德品质。之后，他满意地看着我，如往常一样简明地总结道：

“你写的是安提戈涅神话。”

我的表情告诉他我不明就里，他从书架上抽出索福克勒斯的书，念出他想表达的意思。小说中的戏剧冲突确实与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王下令不让她安葬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的情节如出一辙。刚认识他那会儿，他送给我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我读过《俄狄浦斯王》，却对安提戈涅的故事几乎没有印象，不可能把它搬到香蕉种植园里，情感上的异曲同工我之前毫无察觉。我心里翻江倒海，既幸福又幻灭。当晚，我又把稿子读了一遍，心里五味杂陈，骄傲的是与一位如此伟大的作家所见略同；痛苦的是公众会认为我剽窃。纠结了一周后，我决定本着最美好的愿望大改特改，仍旧没意识到把稿子改得跟索福克勒斯的不一样，其实是天大的虚荣心作祟。最终，我认命了，感到于情于理，应该援引大师的一段话向他致敬。我也的确这样做了。

我们及时逃离了破坏严重、危机重重的苏克雷，搬到了卡塔赫纳。可是，人太多，收入太少，精打细算也无济于事。妈妈总说：穷孩子比富孩子吃得多、长得快，咱们家就是例子。所有人的薪水加在一起，日子还是过得一惊一乍的。

岁月留痕。海梅是个异数，众多儿女中，只有他把毕业证书看得跟贵族头衔一样重，后来成了土木工程师。路易斯·恩里克成了会计师，古斯塔沃成了测绘员，两人照样弹吉他、给别人唱小夜曲。伊约自小就有明确的文学志向，个性强悍，让我们刮目相看。这孩子五岁时为了看消防员上门灭火，差点儿放火烧了衣柜。后来，大些的同学请他和哥哥库奇抽大麻，他胆子小，没敢接。库奇向来胆大又好奇，深吸了一口。多年以后，陷在毒品的泥沼中无法自拔的他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吸毒，吸完他就对自己说：“妈的！这辈子除了这个，别的我都不想干。”在之后的四十年里，他前途渺茫，热情不减，自始至终履行了吸毒至死的诺言。五十二岁时他因服用过量心肌梗死，在毒品天堂里一命呜呼。

南奇是世上最安分的人。他服完兵役，继续留在军队里，熟稔各种现代武器，参加过无数军事演习，但哥伦比亚旷日持久、林林总总的战争他却一场也没打过；退役后，他做了消防员，但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也是一场火也没扑过。但他从不气馁，他的幽默感使他成为家里张口就来的笑话大王；只要活着，他就感到幸福。

伊约一生烟酒不沾，在度日艰难的那些年里，全凭自身努力，成长为作家和记者。他有着所向披靡的文学志向和藏而不露的文学创造力，可惜时运不济，只活了五十四岁，这时间几乎不够他出版一本六百多页、详细讲述《百年孤独》的幕后故事的杰作。他瞒着我研究多年，没向我索取过任何资料。

丽塔十几岁就懂得吸取前车之鉴。一次我离家很久，再回去，发现她和姐姐们一样，正为情所困。她的恋人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英俊、严肃、正派，唯一不般配的是比她矮了两拃半。当晚，我去爸爸房间，他正躺在吊床上听新闻。我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坐在对面床上，以长子的身份问他：丽塔谈恋爱有什么问题？他早有准备，答得飞快：

“就一个：那家伙小模小样的。”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此话怎讲？”我问。

“就是小模小样的。”他不看我。

“他小偷小摸了？”我毫不留情。

他还是不看我。

“好吧，”终于，他叹了口气，“他倒没有，他有个兄弟因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我顺水推舟，“丽塔又不是跟这个结婚，她是跟不在牢里的那个结婚。”

他不说话了。从回答第一个问题起，他就越过了诚实这条底线。他也知道，有个在牢里的兄弟是不实的传言。他理屈词穷，死死攥住最后一点儿尊严。

“好吧！要结赶紧结，我可见不得家里的孩子谈恋爱谈得没完没了。”

我接得飞快，丝毫不留情面，这辈子都挺过意不去的：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办。”

“喂！有这么夸张吗？”爸爸吓了一跳，但面露笑容，“让小姑娘穿什么？”

帕姨快九十岁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个热浪滚滚的下午。她事先没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缠着黑色裹头布，提着小箱子，乘出租车从里奥阿查赶到了卡塔赫纳。她幸福地走进家门，张开双臂叫道：

“我要死了，来跟大家告别。”

我们让她住下，毕竟她是帕姨，还和死神交情不浅。她住在仆人房——她只愿意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等待大限来临，最后带着处女的芬芳合眼，终年约一百〇一岁。

那是我在《宇宙报》最充实的一段日子。萨巴拉将政治智慧传授与我，教会我如何在畅所欲言的同时，通过审查。他第一次对我由来已久的撰写专题报道的想法产生兴趣。不久，一条特大新闻浮出水面：马尔贝亚海滩，鲨鱼袭击游客。最离奇的是，政府悬赏，每杀死一条鲨鱼，赏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树上都挂不下夜里捕到的鲨鱼了。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来，在波哥大《时代报》新开的专栏上撰文一篇，讽刺滥捕鲨鱼的荒谬行径。于是，我灵光一闪，想写一篇有关夜捕鲨鱼的报道，萨巴拉全力支持。可是，我一上船，计划就泡了汤。他们问我晕不晕船，我说不晕；问我怕不怕海，其实我怕，但我说不怕；最后问我会不会游泳——应该最先问——我说不会，没敢说假话。不管怎样，我在陆地上跟水手们聊过，他们是去距卡塔赫纳八十九海里的灰烬之口，向无辜的鲨鱼下手，满载而归后，去领五十比索一条的昧心钱。特大新闻当天就没了声息，我的专题报道也打了水漂。于是，我只好刊登了我的第八个短篇《纳沃，让天使们等候的黑人》。至少有两位严肃批评家，以及我在巴兰基亚的那几个苛刻的朋友说它是个良好的转折。

我不认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响，问题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城墙边的“拱顶大厦”里跟醉汉们唱到天亮。殖民时期，这里住过军妓，后来关押过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被志同道合的战友流放到欧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个月。

那是一座古迹，看守是名退休铸排工。每天报社关门后，在职铸排工会去找他，喝以盗马贼的技艺酿制、地下酒坊出售的细颈大肚瓶白甘蔗酒。他们生于排字世家，有学识，精于语法，喜欢在周末痛饮。我和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名叫吉列尔莫·达维拉。尽管有些地区领袖不让内地佬入行，他还是光荣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许是因为技艺精湛。他除了技术好、颇具个人魅力，还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能让办公桌抽屉里飞出鸟儿，提前为付印前刚交的社论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认真的萨巴拉老师也会暂时忘记帕德雷夫斯基和无产阶级革命，让大家为他鼓掌，同时总是警告说——说了也白说——下不为例。至于我，每天与魔术师共事的经历可以说是总算让我发现了生活的真相。

在“拱顶大厦”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个清晨，达维拉说，他想办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开纸的一半——的报纸，在下班高峰期免费发放。那将是世界上最小的报纸，十分钟就能读完。《袖珍报》就这样诞生了。早上十一点，我写一小时，达维拉在两个小时内排版、印刷，出去分发的胆大的报贩子只须吆喝一声，众人便会一拥而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报》问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昙花一现：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达维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难想出成本如此之低、开张如此之小、操作时间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离奇的是，第二天，有那么一刻，我被街头的哄抢和读者的热情所迷惑，居然以为这或许就是我的求生捷径。美梦只做到星期四。经理说，再出一期，就会破产，即使刊登商业广告——必须又小又贵——也不实际。《袖珍报》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开张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卖得越多，越难以为继。

我有点儿进退两难。离开《纪事》周刊后搬到卡塔赫纳是恰逢时机的好事，这里的环境非常有利于继续创作《枯枝败叶》。特别是住在家里，家人奇思妙想，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记得有次吃午饭，我们和爸爸聊天，说许多作家在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写回忆录困难重重。这道难题被六岁的库奇轻松化解：

“既然这样，”他说，“作家应该趁什么都记得，先写回忆录。”

我羞于承认，在写《枯枝败叶》时，我也遭遇了写《家》时重技巧、轻主题的困境。在兴冲冲地写了一年后，我被困在了既无入口也无出口的环形迷宫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为锐意创新提供了出色范例的风俗主义，最终使正在试图打开紧急出口的国家重大题材变得僵化。事实是我再也无法承受那种举棋不定，一分钟也不行。核对信息，再做一些文体方面的决定，小说就能杀青，但我还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雾中摸索多时，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着那本书要沉没，却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写作到了这个阶段，谁也帮不了我，因为裂缝不在文本里，而在我心里，只有我能看见，只有我能感觉到。也许，正因如此，还完《先驱报》的预支稿费——拿去买家具了——我没多想，就把“长颈鹿”专栏给停了。

不幸的是，机智、坚持、关爱都无法战胜贫穷。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年后，人口普查办公室关门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报》的薪水填补不了。我没有回法律系，尽管一些老师千方百计地帮我，劝我就算不喜欢，好歹把大学念完。家里每个人都缺钱，不过这个窟窿太大，我从来也没有填满过，而没希望比没钱更令我沮丧。

“要是我们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决心，午饭时宣布，“我先自救，然后帮你们找救援，哪怕只是一艘需要自己划桨的救生艇。”

他们只好随我，坚信救生艇一定会来。就这样，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又搬回巴兰基亚。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坐在打字机前，见我不请自来，走进《先驱报》的老办公室——《纪事》周刊由于资金短缺，已经无法维持——顿时心知肚明，像见了鬼似的叫道：

“您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来了！”

这辈子，我很少说这么靠谱的实话：

“大师，我烦得不行。”

阿方索定下神来。

“好吧！”他还是那副姿态，引用哥伦比亚国歌的歌词回答道，“幸好，全人类都在锁链下呻吟。”

他丝毫不好奇我为何回来。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几个月来，只要有人问起我，他一律回答：“他会回来的。”他一边穿外套，一边幸福地从桌边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约了人，已经晚了半小时，第二天的社论还没写完，让我帮他接着写。我只来得及问他主题是什么，他一溜烟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经心地——谁叫我们是朋友呢？——答道：

“看了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先驱报》办公室里又面对面放着两台打字机，我在同一版面继续发表我的“长颈鹿”专栏。当然，稿酬不变。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许多社论我写两段，他写两段，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新闻或文学专业的学生查阅档案时试着区分过，没分出来，除非题材特殊。我们的区别不在文风上，而在文化信息方面。

在“第三个人”，小偷朋友遇害的消息让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样出门干活儿，入室行窃时心脏中弹。就这些，具体情况不详。遗体被他姐姐认领了，她是他唯一的亲人。葬礼由慈善机构资助，送别的只有我们和酒馆老板。

我又在阿维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尔玛成为近邻，在黑猫妓院过得不好，就去她那儿寻求平静和净化。她和妹妹艾丽西亚性情相似，有如双胞胎，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周而复始。姐妹俩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与文学小组成员交往，每年至少请我们吃一回愉悦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们家时有名人意外造访，从各类大牌艺术家到迷惘诗人，不一而足。阿维拉姐妹和佩德罗·比亚瓦老师将我对音乐的爱好引上正道，把我带进艺术界的快乐群体中。

如今想来，巴兰基亚的环境更利于《枯枝败叶》的创作。有了打字机和办公桌，我立即开始精力充沛地修改。这时候，我大着胆子，把誊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给文学小组的朋友们看。先前已经就它聊过多次，不用再费口舌提醒什么。阿方索在我对面写了两天稿，对我的新作只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结束，他把稿子摊在桌上，读出用百事贴标出的那几页。他没做评价，而是梳理出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帮我提炼风格。意见条条在理，我一一接受。只有一处，在我告诉他那是儿时的真人真事后，他还是觉得有些牵强。

“写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后合。

赫尔曼·巴尔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还行，别急着评价，先给一颗定心丸。他感叹道：

“棒极了！”

可之后几天，他对那部小说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会更加兴奋地给出中肯的意见。平时，他对稿子不满意，会和作者单独见面，既坦率又诚恳地跟对方谈，对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谢。他不这样对我。直到一天，赫尔曼突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论我的稿子，我这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

阿尔瓦罗从哈皮咖啡馆销声匿迹，大约一周后，突然在玻利瓦尔大道上用车拦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冲我叫道：

“我操，大师，上车！”

这话是用来麻醉人的。大伏天，我们在商业中心漫无目的地兜圈子，阿尔瓦罗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里的看法。每当在人行道上看见熟人，他便先打住话头，亲热地招呼一声或开个玩笑，然后继续激情澎湃地扯着嗓子吼。他头发乱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过圆形监狱的铁栅栏看着我。后来，我们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对面青年队和竞技队的球迷吵得头昏脑涨，随后，体育场里涌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头丧气的人，他们狂呼乱叫着占领了酒馆。最后一刻，阿尔瓦罗从车窗探出头来，吼出对稿子的总体评价：

“大师，不管怎样，还是有不少风俗主义的痕迹。”

我感激地也对他吼道：

“但有福克纳的精华！”

他放声大笑，未言明的、未思虑的，全都浓缩成这一句：

“你小子，别浑了！”

五十年后，每当想起那个下午，我就会听见阿尔瓦罗在滚烫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声。

我明白，他们三个都喜欢那部小说，虽然各自持有或许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见，只是没有过多地说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策略。谁也没提出版的事情，这点也很符合他们的个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写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儿。

换言之，我又回到了属于我们的巴兰基亚。糟糕的是，这一回，我没有心思把“长颈鹿”专栏写下去。其实，专栏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样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从零开始，持之以恒地去学习如何写作，胸怀炼成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的狂热抱负。多少次，我无从下手，当我意识到题目太大，就会换掉它。总之，这是在我成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训练。我很坦然，它只是我汲取营养的一个源泉，无须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头几个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让我痛苦不堪。没时间干别的：花几个小时研读其他报纸，记录私密谈话，迷失在干扰睡梦的胡思乱想中，直到遇见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幸福的经历莫过于一天下午，我从公共汽车上看见某户人家的大门上贴着一则简单的广告：“出售葬礼掌声。”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敲门，好问问情况，可惜没好意思。就这样，生活本身教导我，最实用的写作秘诀之一是在不敲门、不发问的情况下，学会读懂现实的象形文字。近几年，重读四百多篇“长颈鹿”专栏，与衍生出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这一点愈发清晰。

圣诞节，《观察家报》高层——社长堂加夫列尔·卡诺带着他所有的儿子：经理路易斯·加夫列尔、副社长吉列尔莫、副经理阿方索和正在当学徒的小儿子菲德尔——来巴兰基亚度假，同行的还有绰号为“尤利西斯”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他刊登过我的短篇，撰文介绍我入行，对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周，他们有组队去普拉多马尔浴场——距巴兰基亚十西班牙里——泡吧的习惯。在那场纷乱中，我只记得“尤利西斯”让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见他，开始在风车咖啡馆，几年后在自动化咖啡馆，有时在大师德格雷夫的聚谈会上。记忆中的他有着金属般的嗓音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我以为他不好惹，大学城里的忠实读者们无疑也都这么想。好几次，我避免跟他接触，为的是不破坏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错了。我发现只要他愿意——脑子愿意或心里愿意——他可以十分热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宾耶斯、阿尔瓦罗·穆蒂斯或莱昂·德格雷夫个性不同，但和他们一样具有随时随地授学的天赋，而且拥有非凡的运气：该读的书他都读过。

我在《观察家报》当记者时，和卡诺家的儿子——路易斯·加夫列尔、吉列尔莫、阿方索和菲德尔——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马尔度过的那些夜晚，大家吵来吵去，说了什么，全忘了，但他们对新闻和文学的“走火入魔”，却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他们当我是自己人，是由他们挖掘、为他们自己而培养的短篇小说作家。但我不记得——他们说了那么多——有人提议我去他们那儿工作。我不遗憾，处于人生低谷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即使让我选，我也会一片迷惘。

阿尔瓦罗·穆蒂斯被卡诺一家的热情所感染，也兴致勃勃地回到巴兰基亚。他刚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公关部主任，想劝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戏剧性：当地经销商犯下大错，使汽车燃料被当成飞机燃料，加到了飞机上；加错了燃料，飞机能飞走才怪。穆蒂斯必须连夜纠正这个错误，此事为绝密，不得惊动机场工作人员，更不得惊动媒体。他办成了。我们在巴兰基亚机场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聊了四个小时，等燃料更换完毕。时间宽裕，我们无所不聊，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可能会出版我即将完成的小说。阿尔瓦罗·穆蒂斯直接从该出版社驻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长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那儿听说了这个消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鲁政府的一位部长，不久前来哥伦比亚避难。

我从未这么激动过。洛萨达出版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优秀的出版社之一，填补了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出版空白。编辑们每日提供的新书既有趣又非同寻常，我们看都看不过来。订购的图书，书商会充当幸福使者，准时送货上门。这样的出版社有可能出《枯枝败叶》，光是想想我都激动得发狂。我刚把穆蒂斯送上加对燃料的飞机，就火速赶回报社，将稿子又彻底修订了一遍。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全心投入，疯狂检查，如痴如醉。区区一百二十页，双倍行距，被我左改右改，反复调整，到最后我都不知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赫尔曼和阿方索把重要章节又读了一遍，他们心肠好，没有提出无法补救的修改意见。我又心急火燎、提心吊胆地检查定稿，最后心平气和地决定：不出了。后来，这成了一种癖好。一旦对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满意，我就会绝望地担心自己再也无法写出更好的。

幸好阿尔瓦罗·穆蒂斯猜到了我为何磨蹭，坐飞机来巴兰基亚，不等我读最后一遍，就把唯一一份誊清的原稿带走，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候还没有商用复印机，我手里只剩初稿，空白处、行与行间用各种颜色的笔改得惨不忍睹，被我扔进了垃圾堆。我心绪不宁地等待出版社的答复，枯等了两个月。

一天，我在《先驱报》报社接到一封信，信被错放在主编桌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的信封，我心里一惊，没好意思当场拆，回到自己的小隔间里。幸亏回来，我才独自面对了这封言简意赅的《枯枝败叶》退稿信。还没读完，我只觉晴天霹雳，差点儿死掉。

退稿信是编委会主席堂吉列尔莫·德托雷的权威意见，理由简单，行文语气怎么看都是一副卡斯蒂利亚白人腔，只有结尾出人意料，令人宽慰：“必须承认，作者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诗人潜质。”然而，时至今日仍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撇开我自己的羞愧与懊恼不提，信中最尖酸刻薄的异议似乎都言之有理。

退稿信在巴兰基亚的朋友们中间传了好几个月，他们找各种理由安慰我。信没留底，我也不知其下落。五十年后，当我想找一份复印件，为回忆录提供资料证明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一丝痕迹也没找到。我不记得退稿的事情是否以一则新闻的形式见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我知道在大发怒火又气急败坏地写了封回信之后过了好久，我的情绪才慢慢平复。回信未经我同意，直接见报，更让我心烦意乱。我最终决定采纳有用的退稿意见，依照自己的判断，能改则改，向前迈进。

赫尔曼·巴尔加斯、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和阿尔瓦罗·塞佩达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在公共市场的一家小饭馆里找到了阿方索，那儿是他闹中取静的读书场所。我向他请教，小说是维持原样，还是换个结构重写，因为我感觉后半部分没有前半部分紧凑。他听得有些不耐烦，说了自己的看法。

“听着，大师，”他像个真正的师长那样总算开口，“吉列尔莫·德托雷自以为受人尊敬，其实对当代小说知之甚少。”

那些天另一次闲聊时，他安慰我说吉列尔莫·德托雷早在一九二七年就退过巴勃罗·聂鲁达的诗稿，就是那本《地上的居住》。富恩马约尔说，要是我的稿子落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手上，境遇一定不同。不过，要是博尔赫斯也退稿，对我的伤害会更大。

“算了，您就别再多想了。”阿方索下了定论，“您的小说，我们都觉得挺好。您现在要做的只是继续写。”

赫尔曼一向谨慎，他没有言过其实。在他看来，我的小说既没有差到不能在美洲大陆出版——何况，这里的小说创作正陷入危机——也没有好到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因此，唯一遭受损失的只是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作者。阿尔瓦罗·塞佩达则再次以夸大的言辞点评了吉列尔莫·德托雷的做法：

“西班牙人就是这么愚蠢。”

当我发现小说没有留下改清的底稿时，洛萨达出版社通过第三者抑或第四者告诉我：根据规定，来稿一律不退。幸运的是，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把稿子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留了副本，他把副本寄给了我。于是，我以朋友们的意见为基础进行新一轮的修改，删去了女主人公在秋海棠长廊观看下了三日的暴雨那一大段——后来被我改写成短篇《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还删去了香蕉种植园大屠杀前外公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间一段多余的对话——差不多有三十页，从内容到形式皆破坏了小说的整体结构。近二十年后，在创作《百年孤独》的过程中，那些我原以为淡忘了的片段帮助我维系着乡愁记忆。

我正要将打击抛在脑后，突然听到消息，说给我寄来退稿信的洛萨达出版社决定出版的哥伦比亚小说是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的《转过背的耶稣》。这要么是搞错了，要么就是恶意伪造的事实。这不是一场征文比赛，而是洛萨达出版社通过哥伦比亚作家进军哥伦比亚的市场发展计划。我的小说不是被别的小说比下去的，是堂吉列尔莫·德托雷认为它不能出版。

当时，我心里比自己承认的还要堵得慌，不先说服自己的话，根本没勇气面对。于是，我没打招呼，直接去塞维利亚香蕉种植园——距卡塔赫纳只有几西班牙里——找儿时的伙伴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那几年，他在那儿当业余监工兼账房。我们聊了两天，跟往常一样，又把童年回忆了一遍。他的记性、直觉和坦率让我有些害怕。他一边聊，一边拎着工具箱在家里修修补补；我躺在吊床上，吹着风摇来摇去；他的妻子拉内纳·桑切斯在厨房里乐得合不拢嘴。我们瞎说时，她会纠正；我们记不起来时，她会提醒。最后，我们在阿拉卡塔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平心静气地散了散步，我的情绪终于平复。无疑，退不退稿，《枯枝败叶》都是陪妈妈回乡卖房子后我想写的那本书。

聊完，我兴致勃勃地前往人间天堂巴耶杜帕尔去找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想去寻根。没什么好惊讶的，所有遇到的景、发生的事、认识的人都似曾相识，仿佛今生而非前世经历过一样。后来，在一次旅行中，我认识了拉斐尔的父亲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上校。从第一天起，他的老派举止、长者风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皮肤黝黑，骨头硬朗，形貌威严。外公外婆翘首以盼老兵退伍金，等了多年，到死都没等到，他们在等待中显现的焦灼和体面很早便困扰着我。然而，四年后，当我在巴黎一家老旧的旅馆里终于开始创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脑海中重现的不是外公的形象，而是堂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

拉斐尔·埃斯卡洛纳说，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在拉巴斯做见习医生，专门给穷人看病。拉巴斯距巴耶杜帕尔只有几公里，我们决定去看他。我们傍晚到达，那里气氛沉重，让人透不过气来。萨帕塔和埃斯卡洛纳提醒我，仅仅二十天前，警察突袭了村子，奉命推行政府意志，散播恐怖。那是个黑色之夜，警察滥杀无辜，放火烧毁了十五栋房子。

因为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但当时，我甚至没有机会去想象那样的画面。当地最棒的乐师胡安·洛佩斯自黑色之夜起便一去不返。我们去他家，请他的弟弟巴勃罗弹奏一曲。他不动声色，简单回答道：

“这辈子我再也不唱歌了。”

我们这才得知，不光他，村里所有乐师都把手风琴、鼓和其他瓜恰拉卡民间乐器收起来了，为死者哀悼，不再弹唱。这么做情有可原，连身为老师的埃斯卡洛纳和开始当村医的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出面，也劝不动任何人。

面对我们的坚持，村民们据理力争。其实，他们打心眼里明白，悲伤不会持续很久。耳边别着红玫瑰的女人说：“这就好比和逝者一块儿死了。”人们点头称是。于是，巴勃罗·洛佩斯自认为应该带头拧断悲伤的脖子。他二话不说，回去拿来手风琴，唱得出神入化。唱着唱着，其他乐师陆续前来。有人打开对面商店的门，给大家提供喝的。别的商店也在哀悼了一个月后开门营业，灯火通明，欢歌笑语。半小时后，全村人放声歌唱。空荡荡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月来第一个醉汉。他扯着脖子，唱的是埃斯卡洛纳的歌，献给埃斯卡洛纳本人，感谢他神奇地唤醒了整个村庄。

幸好，生活在别处继续。收到退稿信两个月后，我认识了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他和洛萨达出版社掰了，成为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驻哥伦比亚代表，该出版社专门出售百科全书和科技类书籍，允许分期付款。比列加斯是个头最高、身体最壮的男人，面对现实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也最有办法。他喝最贵的威士忌千杯不醉，十分健谈，擅长写寓言故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普拉多酒店的总统套房。当晚，我拎着推销员的手提箱出门，箱子里塞满了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的宣传册、彩绘版百科全书样书，以及医学、法学和工程类图书。两杯威士忌下肚，他就同意让我在帕迪亚省，从巴耶杜帕尔到拉瓜希拉推销分期付款的图书，所得百分之二十的预付款归我。除去日常开销和酒店费用，这些钱足以让我过得衣食无忧。

这次旅行被我自己披上传奇色彩，因为我有个难以纠正的缺点：不能及时斟酌形容词。传奇之处在于：依打算，这是一次神秘的寻根之旅，去先辈的土地上，沿着妈妈当年走过的那条浪漫之路——外婆带妈妈离开，以躲避阿拉卡塔卡电报员的纠缠。而事实是，我的寻根之旅走了两次，每次都短暂而令人迷乱。

第二次，我只去了巴耶杜帕尔附近的村庄。一旦到了那儿，我当然打算沿着当年恋爱中的母亲走过的路，一直走到维拉角。可是，我只走到距巴耶杜帕尔几西班牙里的马纳乌莱·德拉谢拉、拉巴斯和比亚努埃瓦，没去圣胡安·德尔塞萨尔，没去巴兰卡斯——外公外婆在那儿结婚，妈妈在那儿出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那儿杀死了梅达多·帕切科——也没去家族的发源地里奥阿查，直到一九八四年，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从波哥大邀请了一帮朋友，派去里奥阿查给塞雷洪煤矿剪彩。那是我第一次去想象中的瓜希拉。这片我之前从未涉足的土地正如我时常描写的那般神奇，尽管我认为那些描述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源于印第安仆人——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后，以一人一百比索的价钱买来的——的记忆。当然，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初见里奥阿查。这座有沙有盐的城市孕育了四代人：高祖父母在这儿出生；外婆在这儿看见雷梅迪奥斯圣女轻轻吹熄炉火，以防面包烤焦；外公在这儿打仗，为爱锒铛入狱；爸妈在这儿度蜜月，怀上了我。

在巴耶杜帕尔，我用于推销图书的时间并不多。我住在位于主广场边上的欢迎酒店。那是幢令人惊叹的殖民时期建筑，保存良好，院子里有条棕榈长廊，摆放着古朴的酒吧桌，挂着吊床。

酒店所有人维克多·科恩警觉如刻耳柏洛斯，兢兢业业地维护酒店的秩序和名声，避免受放荡不羁的外国人的威胁。他崇尚语言纯正，会带着口齿不清的卡斯蒂利亚口音慷慨激昂地背诵塞万提斯的语句，会质疑加西亚·洛尔卡的个人操守。我欣赏他对堂安德烈斯·贝略了如指掌，将哥伦比亚浪漫派诗歌倒背如流，不欣赏他在酒店里守什么纲常礼义，让人雷池难越。我和他交往再容易不过，他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老朋友，愿意跟我聊聊往事。

对我来说，院子里的绿色长廊仿佛人间天堂。我时间充裕，中午天气闷热，我就躺在吊床上读书。饥肠辘辘时，我甚至会从外科学著作读到会计学手册，根本不考虑这些书对我的作家生涯是否有益。推销图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大部分客户多少都和伊瓜兰或科特斯家族沾亲带故，我只需登门拜访，叙叙旧，吃顿饭，事就成了。有些人不看合同就匆匆签字——手风琴都拉上了，其他人正等着我们吃午饭。不到一个礼拜，我在巴耶杜帕尔和拉巴斯争取到大批客户，我感到世上只有这片土地是我真正懂得的，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回到了巴兰基亚。

六月十三日一早，我在公共汽车上得知，政府失控，全国陷入混乱，武装部队已趁机夺权。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一群保守派恶棍和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波哥大放火焚烧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纸《时代报》和《观察家报》报社大楼，武装袭击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和自由党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的住所。后者个性强硬，名声在外，决定与武装分子交火，最后却不得不取道邻家，翻墙逃走。自四月九日起官方暴力横扫全国，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六月十三日黎明时分，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将代总统罗伯托·乌达内塔·阿韦拉埃斯逐出总统府。当时，总统劳乌莱亚诺·戈麦斯谨遵医嘱，正在休养。他试图坐在轮椅上重掌政权，打算再发动一场政变，回到总统府，按宪法将剩下十五个月的总统任期完成。可是，罗哈斯·皮尼利亚及手下既然来了，就没想过离开。

宪法大会宣布此次军事政变合法，国民立即一致表示支持。罗哈斯·皮尼利亚就任总统，直至次年八月，总统任期结束。劳雷亚诺·戈麦斯举家迁往西班牙东海岸贝尼多姆，留下其残暴统治业已结束的假象。自由派领袖呼吁全国武装同仁支持国民和解。之后几天，报纸上最有意义的照片是自由派先锋队在总统卧室的阳台下唱着柔情蜜意的小夜曲。《时代报》社长堂罗伯托·加西亚·培尼亚带头庆祝，他是倒台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说到底，那些天最激动人心的照片当属自由派游击队在东部平原地区排队缴械，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游击队队长是瓜达卢佩·萨尔塞多，政府暴力让哥伦比亚人苦不堪言，萨尔塞多的侠盗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们是新一代游击战士，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千日战争”残部，反对保守党政府，与自由党合法领袖光明正大地往来相处。

游击队队长瓜达卢佩·萨尔塞多成为新的传奇人物，对国家各个层面造成了或好或坏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投降四年后，他还是遭到警方射杀，地点在波哥大，具体地址不详，情形不详。

官方记载的死亡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波哥大中央墓园的一孔编号墓穴里，葬礼庄严肃穆，知名政治家到场祭奠。瓜达卢佩·萨尔塞多坐镇军营、指挥作战时，就和遭遇不幸的自由派领袖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社会往来。然而，关于他是如何死的，至少有八个不同版本。无论当年还是现在，一直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那具遗体不是他的，墓穴中安葬的人不是他。

带着这样的思绪，我先跟比列加斯确认帕迪亚省平安无事，然后踏上了我的第二趟公务之旅。跟上回一样，客户是事先确认好的，图书在巴耶杜帕尔很快销售一空。我和拉斐尔·埃斯卡洛纳、彭丘·科特斯去比亚努埃瓦、拉巴斯、帕提亚尔和马纳乌莱·德拉谢拉拜访兽医和农学家。有些人跟上回的买家聊过，已备好订单，等我上门。随时都可以跟这些客户和他们友善的朋友聚会狂欢。我们和出色的手风琴师一起唱到天明，而这并没有耽误签合同、支付紧急账单。玩归玩，闹归闹，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在比亚努埃瓦遇到一个手风琴师和两个鼓手，他们似乎是我们儿时在阿拉卡塔卡聆听过的某位乐师的孙辈。那次出差让我顿悟：儿时的喜好会陪伴终生。

那次，我去了马纳乌莱。它坐落在大山中央，是个美丽、宁静的村庄，在我的家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妈妈儿时患间日热，吃药无用，曾来此疗养。关于马纳乌莱，关于那儿五月的午后和药膳早餐，我听说过很多次，以至于第一次身临其境，便感觉似曾相识，像前世早已来过一般。

村里只有一家酒馆，我们正喝着冰啤酒，一个树一般结实、绑着骑行护腿、腰间别着左轮手枪的男人走了过来。拉斐尔·埃斯卡洛纳为我们互相介绍，他握着我的手，盯着我问：

“您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什么关系吗？”

“我是他外孙。”我回答。

“既然这样，”他说，“您外公杀死了我外公。”

这么说，他是被外公在公开决斗中杀死的梅达多·帕切科的外孙。他没有给我时间害怕，他说得眉飞色舞，似乎这样也算沾亲带故。我们在他的双层卡车里疯玩了三天三夜，喝滚烫的白兰地，吃半生不熟的山羊肉，缅怀各自已作古的外公。几天后，他才向我坦白，原来是他和埃斯卡洛纳串通，成心吓唬我的。关于先人的玩笑再开下去，他于心不忍。其实，他叫何塞·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是个为人正直、心肠好的走私犯。为此，我特地将《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斗鸡场用长矛杀死的对手取名为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

糟糕的是怀旧之旅结束，我推销的图书依然迟迟未到。书没到，我就收不了预付款，就会身无分文。酒店催得紧，苦日子比好日子难熬，维克多·科恩仅剩的一点儿耐心也快耗尽，他听信谣言，认为我欠债不还，却在蹩脚乐师和廉价妓女身上挥霍。让我回归平静的只有堂费利克斯·B．凯涅特的广播剧《出生权》中令人扼腕的爱情，该剧大获成功，重新点燃了我在伤感文学方面的创作欲望。《西班牙语生活》杂志刊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碰巧读到，惊喜万分，终于从颓废中走了出来。

预订图书同时寄到，可以交给买主，收取预付款。所有人都按时付款给我，可我在酒店欠下的房钱是预付款的两倍多。比列加斯警告我，再过三周，我将身无立锥之地。于是，我去找维克多·科恩好好谈了谈，他让我找个担保，给我赊账。埃斯卡洛纳那帮人不在身边，老天有眼，突然冒出一个朋友，只是因为喜欢我在《纪事》周刊上发表的一个短篇，就愿意无偿替我担保。但是说真的，谁的钱我也还不了。

多年以后，那张借据成为文物，维克多·科恩会拿出来给朋友和客人看，不是当作把柄，而是战利品。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年近百岁，又高又瘦，头脑清醒，幽默如故。当时，我去给孔苏埃洛·阿劳霍诺盖拉的儿子当教父，在洗礼仪式上，又见到那张阔别近半个世纪、至今未还款的借据。维克多·科恩还是那么殷勤友好，谁想看他都给。让我惊讶的是，借据由他执笔，表述清晰，从我厚颜无耻的签名上，看得出我有债必还的决心。当晚，维克多跳了曲巴耶纳托，舞姿优美，有殖民时期的风范，“好汉弗朗西斯科”之后还没有人能将那舞跳得那般优雅。最后，朋友们对我表示感谢，说幸亏我欠债不还，才有了千金不换的那晚。

比列加斯博士继续蛊惑人心，不过这次不卖书了。他忽悠债主的本领堪称一绝，令人难忘；他不按时付款的理由，债主总是欣然接受。当时，巴兰基亚作家奥尔加·萨尔塞多·德梅迪纳的小说《封路》轰动文学界，社会反响巨大，在本地实属罕见，让他十分动心。我追了整整一个月的广播剧《出生权》，越追越有兴致，很受启发。身为作家，不可能不关注万人追捧的现象。我从巴耶杜帕尔出差回来，不提债务，先跟比列加斯讨论这个话题。他建议我趁热打铁，借费利克斯·B．凯涅特的东风，将《封路》改写成广播剧，继续壮大已有的听众群。

我闭门造车两个礼拜，似乎比预想的效率还要高，改写出了一部对话精彩、扣人心弦、时空变幻的广播剧，和以往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写对话，我没经验——至今仍是弱项——这是难得的练笔机会。相比挣到的，学到的东西更让我心生感激。再说，收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比列加斯向我预支了一半现金，并向我保证，广播剧的第一笔收入就能帮我还清债务。

录制工作在大西洋电台完成，找了当地最棒的配音，由比列加斯执导，尽管他无经验、无章法。至于叙述者，赫尔曼·巴尔加斯是受荐人选，他稳重，不像当地电台播音员那么聒噪。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答应了，但从第一次排练开始，就说自己并不合适。于是，比列加斯亲自上阵，他的安第斯口音使那场勇敢的冒险听上去很不自然。

制作过程苦多乐少，对于想用各种方式讲述故事的我而言，为我在这个方面不知满足的雄心上了精彩的一课。录制时我在场：犁一样的针直接在又黑又亮的空白胶片上刻录，一簇簇头发丝模样、几乎看不见的细丝落在一旁。我每晚带出一把“头发丝”，作为难得一见的战利品散发给朋友。磕磕绊绊、粗制滥造一番后，广播剧终于按时播出，发起者自然欢欣庆祝。

没有人告诉我他喜欢，我连一句客气话都没听到，好在收听率和广告收入足以让我挽回颜面。这种文学形式似乎正飞速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给我注入了新的能量。我对堂费利克斯·B．凯涅特钦佩不已，心怀感激。约莫十年后，我以拉美新闻社驻古巴记者的身份在哈瓦那住过几个月，希望能对他进行一次个人采访。可是，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都没见着他，但他在一篇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获益良多：“人总有哭的欲望，我只是替他们找到了借口。”比列加斯的魔力到此为止，别无其他，他先跟洛萨达出版社闹翻，后又跟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闹翻，宏图大志没能实现，索性回国去了，使得我都没法儿跟他算清最后几笔账。

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将我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一直想学以致用，将美国式现代办报理念用在《民族报》上。当时，除了偶尔为《纪事》周刊撰稿——清一色的文学作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到的知识只在寄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体育新闻》的精简短文中用过。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朋友胡利安·戴维斯·埃昌迪亚——阿尔瓦罗的第一位雇主——终于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全面接管晚报《民族报》的各项事务。阿尔瓦罗曾亲自向他介绍过自己从纽约归来后的宏伟计划，彻底俘获了他的心。接下这个大项目后，他叫上了我，没有给我明确的职务和头衔，但预支了第一份薪水。用不了那么多，我就能活下去。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冒险。阿尔瓦罗完全遵循美国模式制定计划；戴维斯·埃昌迪亚高高在上，大无畏地推动本地报业，追求轰动效应，是我所认识的最让人猜不透的人。他出身良好，与其说他富有同情心，不如说他爱感情用事。记者们个个大牌，英勇无畏，全是共事多年的好友。理论上，各人职责分明，但实际上，谁都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启动这个大项目。报纸只出过几期，谁是幕后英雄无人知晓。开印时，不是铅字乱了套，就是急需的材料人间蒸发，气得人直跳脚。在我的印象中，那份报纸从未按时印出，且总是再三修订，印刷室里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谁也不明就里。主导原因还不算太坏：报纸换了新面孔，思想僵化的老工人看不惯，故意使坏，直到把事儿彻底搅黄。

阿尔瓦罗一摔门，走了。我签的合同在正常情况下是保障，在非正常情况下就是枷锁。我急切地想从逝去的时光中汲取某种好处，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尽可能快地写出站得住脚的东西：《家》的片段，对《八月之光》所展现的可怕的福克纳、对纳塔纳埃尔·霍桑的死鸟雨、对早已令我厌倦的侦探故事的拙劣模仿，以及陪妈妈去阿拉卡塔卡之旅留下的点滴创伤。凄凉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斑驳的写字桌和一台苟延残喘的打字机，在这里，我任由思绪流动，一气呵成，写下了《周六后的一天》。初稿让我满意的短篇屈指可数，这是其中之一。

在《民族报》报社，我遇到过一位推销手表的流动商贩。那以前，我从没戴过手表，原因显而易见。他推荐了一款高档表，价格不菲。他自称是共产党员，卖表是假，筹款是真。

“好比分期付款，投资革命。”他说。

我好言好语地回答道：

“区别是手表马上就有，革命则不然。”

商贩没听出我在开玩笑。后来，纯属为了让他高兴，我买了一款最便宜的，分期付款，他每月上门来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块手表，十分精准、耐用，我至今还留着，作为那段日子的一个纪念。

那些天里，阿尔瓦罗·穆蒂斯回来了，说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大笔文化预算，即将推出文学杂志《灯》，向我约稿。我提出紧急预案：“蛇村”传说。我认为要是有天我想讲述这段传说，无须修辞渲染，将它原原本本地从集体想象中复苏即可：一段有关地理和历史的真实故事。换言之，我总算可以写一篇伟大的专题报道了。

“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穆蒂斯说，“但您得写出来，这正是杂志寻觅的氛围与格调。”

我向他保证，两周后交稿。去机场前，他给位于波哥大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寄预付款。一周后，支票寄到，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我去银行兑现，柜员见我穿得寒碜，请我去领导办公室。经理很客气，问我在哪儿工作。我一时没改过口，说在《先驱报》，尽管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没再问别的，拿起桌上的支票，带着一份职业性的怀疑左看右看，总算拍板：

“支票没问题。”

当天下午，我刚动笔写《“蛇村”》，就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我以为支票出问题了，在哥伦比亚，支票不能兑现的理由实在是数不胜数。银行职员用典型的安第斯口音向我道歉，他没想到，去兑现支票的叫花子正是“长颈鹿”专栏的作者。听完，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穆蒂斯那年年底又回来一次。他顾不上吃午饭，费尽心思帮我想怎样才能找到一份长期稳定、不必精疲力尽就能获得高薪的工作。最终，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卡诺一家请我就职于《观察家报》，尽管一想起回波哥大，我就头疼。但是，阿尔瓦罗帮朋友，一向不遗余力。

“这样吧！”他说，“我给您寄路费，想什么时候走、怎么走都随您，到了波哥大再说。”

他想得太周到了，让我无法拒绝。但我坚信，四月九日之后带我离开波哥大的那架飞机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架飞机。此外，凭借广播剧获得的不多权利和发表在杂志《灯》显著位置的《“蛇村”》第一章让我有了些广告收入，除去自己的用度，我还能给卡塔赫纳的家人送去“救生艇”。因此，我又一次抵制住了搬往波哥大的诱惑。

《“蛇村”》第一章在杂志《灯》上发表后，阿尔瓦罗·塞佩达、赫尔曼、阿方索，以及来自哈皮咖啡馆和罗马咖啡馆的大部分朋友都给予好评。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题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危险边界，直接写成报道无疑最合适。阿方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亲爱的大师，可信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故事时的神态。”我差点儿告诉他们，阿尔瓦罗·穆蒂斯建议我去波哥大，但我没敢开口。今天我才意识到，不敢说，是怕他们也建议我去。阿尔瓦罗·穆蒂斯又劝了我好几次，甚至帮我订好机票，事到临头被我取消。他向我保证，他不是为了帮《观察家报》或其他任何报纸或电台招募员工，只是希望——他始终没改口——我能定期为杂志撰稿，顺便就《“蛇村”》系列谈些技巧上的细节，它的第二章将刊登在下期杂志上。他确信新闻报道会在文学领域给贫瘠的风俗主义猛烈一击。他说了那么多条理由，就这条打动了我。

一个阴雨绵绵的周二，我发现想走也难，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只有花花绿绿的衬衫。下午六点，我在世界书店里找不到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夜幕即将降临，黄昏一片忧伤，我泪光点点。街对面的橱窗里挂着正装，那家店一直在那儿，我却从未看见。我想都没想，冒着烟灰色的小雨冲到圣布拉斯街对面，毅然决然地迈进全城最贵的服装店，买了一套符合当年波哥大城市气质的灰蓝色羊毛立领西装、两件硬领白衬衫、一条斜纹领带和一双演员何塞·摩西卡入教前引领时尚的皮鞋。去波哥大的消息，我只告诉了赫尔曼、阿尔瓦罗和阿方索，他们都说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支持我去，条件是千万别变成内地佬。

“巴兰基亚文学小组”全体成员在“第三个人”为我提前庆祝生日，直到天明。赫尔曼·巴尔加斯作为圣徒历法的守护者，宣布三月六日，我就满二十七岁了。在好友的祝福声中，我感觉已经准备好去生吞剩下的七十三年，迎接我人生中第一个百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