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次口述

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上次讲到,艾克带薪休假,石坦安接替,石坦安又讲了一段,两个人的风格不同。

季羡林:嗯。整个的清华的那一段,我的印象是,学德文哪,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原因就是任课的那几个教授,都不是太负责。所以我跟乔冠华交换到德国去以后,在柏林住了有七八个礼拜,专门上这个柏林大学给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叫加强补习。就证明我们到柏林以后,并不掌握德语,说不了。后来到哥廷根,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他们学术交换处指定的。

蔡德贵:必须到哥廷根大学。

季羡林:嗯。把这个乔冠华,派到图宾根大学。把我派到哥廷根。不过他这一派啊,对我以后很有影响,如果是把我派到图宾根大学,把乔冠华派到哥廷根大学,图宾根那个地方没有汉学,没有汉学,也没有印度学,乔冠华在图宾根,那里就靠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念的那点知识,勉强拼凑了一篇文章。

蔡德贵:是庄子的论文。

季羡林:大概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决心,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不管在德国什么地方,绝不选中国的题目。中国的题目是骗人的。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决心。

蔡德贵:与乔冠华的选择有什么联系吗?

季羡林:跟乔冠华,一到哥廷根,他到图宾根,我们没有再联系。

蔡德贵:那您知道他选中国学的信息了吗?

季羡林:图宾根没有中国学的。

蔡德贵:那他怎么选庄子的论文呢?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啦。反正那是骗洋人的。你总得选择一个题目吧。

蔡德贵:乔冠华很快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了。

季羡林:嗯。我到了哥廷根以后,固定在哥廷根,当时我还不清楚念什么。有一天我到那个教务处,看到外边有教授开课的名单,我发现里边有梵文、巴利文。我应该说是狂喜。因为我在国内、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叫什么来着?

蔡德贵: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文艺心理学,这个课,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那时候朱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讲到的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东西。另外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个旧学很有造诣。所以听他那些课,觉得非常有益。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到哥廷根和梵文、巴利文不期而遇,忽然看到这里有梵文、巴利文,我立刻就选了。

蔡德贵:当时您连想都没有想到。

季羡林:没有想到,不知道哥廷根会有什么课。选了以后,任课教师就是Sieg。

蔡德贵:Sieg用中文,就是西克教授。

季羡林:西克。后来他退休了,就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来接替他。

后来,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问我,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印度学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回答他,是的。他当时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德国人对印度学有兴趣的也不多,选这种文字的也不多。找了我这么一个人,很高兴。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学下去,我回答说,当然要学下去了。

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最初还不知道这里有梵文、巴利文。当时脑袋里有一段时间,要学希腊文。

蔡德贵:是不是已经学了点希腊文?

季羡林:学了点。实际上,希腊文是德国中学里的课程,先学拉丁文,然后再学希腊文。所以我学了点拉丁文,就是给希腊文搭搭桥。后来一发现有梵文了,希腊文、拉丁文,我就没有学下去。我这个德文教员哪,是我的女房东。

蔡德贵:欧扑尔太太。

季羡林:欧扑尔。怎么讲呢?这个女房东到晚上,在睡觉前,把我那个德国被子啊,里面是鹅毛的,得把它弄平,要不然,就挤在一堆。欧扑尔太太的任务,就是帮助我弄平鸭绒被。我自己也弄不平。她喜欢讲话,可又没有对象。她每天晚上,给我来弄平这个鸭绒被,就站在那里不走,就跟我讲,她一天里干了什么事,有什么感想。最初,我不全懂。

蔡德贵:最初还不全懂?

季羡林:其实,那时候强化训练完了。所以我的真正的德文老师是我的女房东。大概听了一年多,听出点门道来了。那时候有几个中国留德学生,在哥廷根,我们组织了一个德文学习班。

蔡德贵:德文学习班?

季羡林:当时就选一篇中国的文章,选哪一篇文章,我忘记了。大家都翻译,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自己互相评论。

蔡德贵:还互相评论?

季羡林:有那么一个阶段,目的就是提高德文的水平。可后来真正的提高是女房东,她天天晚上都进行教学。我真正的老师是女房东。

蔡德贵:她义务教学。

季羡林:义务教学(笑)。

蔡德贵:她德文很正宗啊?

季羡林:我住的那一带啊,就是德文发音最标准的地方,Hannover(汉诺威)。我的德文老师实际上就是女房东,义务的,还不交学费。我在她家十年没有动。

蔡德贵:十年,要交房租?

季羡林:房租当然要交了。房租是什么呢?我住的是她儿子的房间,她儿子在另外一个城市达姆什达特念工科、工作。她就把这个房间出租给我,一切设备俱全。我在那一住就是十年,我走的时候,她痛哭流涕。老太太也寂寞。她丈夫是在我在的时候,一天晚上忽然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是我去打电话,报告大夫,大夫就进来,得诊断,说这个人真死了。然后呢,把他送到殡仪馆,都是大夫管的。打电话,就是我,因为她家里没有别人。

蔡德贵:学术语言还是您自己看书。

季羡林:学术语言就是,到一个印度学研究所。我每天早晨吃完早点,就去研究所。所长是西克,后来是瓦尔德施密特,全国的印度学研究所也没有几个。柏林大学有,再没有听到别的大学有的。

蔡德贵:您在德国也没有过过好日子。

季羡林:我去的时候,还能买到香肠、奶油。我记得,过了不久,那奶油啊,就限制了。希特勒准备打仗了。到了后来,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蔡德贵:后来什么也没有了。

季羡林:上面是机声隆隆,下面是饥肠辘辘。

蔡德贵:您在德国那十年,可是受了洋罪了。

季羡林:受了洋罪了,受了八年洋罪,大概是。前两年还行,有东西吃。

蔡德贵:尤其是家里什么样,一点也不知道。身处异乡的那种痛苦。

季羡林:有一首诗,忘记谁做的了:“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我每年到了旧历年,就背这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蔡德贵:是当时在德国的学生做的?

季羡林:不是,是古诗,是不是《唐诗三百首》里有,不记得了。你回去查一查。反正就这两句,和我当时的地位符合。万里未归人啊!

蔡德贵:正好把您当时的心境表达出来了。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德国人不过旧历年。

季羡林:德国人不过旧历年,人家就是过圣诞节。他们一年最重要的就是圣诞节,12月25日,他们过圣诞节。

蔡德贵:和家里中断音信,也是七八年。

季羡林:就是。

蔡德贵:西克退休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接替。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又来接替。

季羡林:对。西克,就是没有办法啦。老头儿出来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了,没有办法了。

蔡德贵:两头都是西克。

季羡林: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还是瓦尔德施密特。

蔡德贵:瓦尔德施密特从军以后,西克教吐火罗文。

季羡林:我现在回忆,想写一本书,《中外恩师谱》,第一名就是西克,因为我们感情非常深,我们就像祖孙一样。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当时我并不想学吐火罗文。他说不行,非学不行。吐火罗文原来啊,没有人懂,就在咱们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的卷子,没有人懂。是西克和西克灵(Siegling),两个,再加一个柏林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茨(Schulze)。他们三个,把(吐火罗文)这个语言弄通了,原来没有人懂,字母认识,但不懂。他们弄懂了,写了一本《吐火罗文语法》。

蔡德贵: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季羡林: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当时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外文已经学了几种了。

蔡德贵:七八种啦。

季羡林:我在哥廷根大学还念过俄文。

蔡德贵:您还念过《古兰经》。您觉得《古兰经》比俄文容易。

季羡林:阿拉伯文念过。《古兰经》不难懂。

蔡德贵:《古兰经》您念完了?

季羡林:也没有念完。当时是这个样子,哥廷根大学考博士啊,要求是三个系,我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呢,一个是英文,因为英文对我讲起来比较省劲,另外一个呢,就是阿拉伯学。为什么选阿拉伯学?因为印度学研究所,跟那个阿拉伯文研究所,在一个房子里边,楼上楼下。

蔡德贵:您过去有个地方说,一个副系是英文,一个是斯拉夫文。

季羡林:那个阿拉伯文哪,我后来放弃了。

蔡德贵:开始是阿拉伯文。

季羡林:原来是阿拉伯文。后来是斯拉夫文,主要是俄文。但是德国规定,斯拉夫文不能是一种语文,必须是两种以上,才能成为一个主系或者副系。所以我选的,一种是俄文,一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当时不叫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俄文很难的,有变格变位。

季羡林:俄文比德文还复杂。

蔡德贵:西克教授实际上是强迫您学吐火罗文。

季羡林:就是啊!

蔡德贵:结果几十年以后,派上大用场了。

季羡林:嗯。那是非学不行。

蔡德贵:学习有时候被动的也有好处啊!

季羡林:嗯。因为那时候,这个梵文研究所在高斯-韦伯楼,高斯、韦伯他们两个发明电话,就在那个楼里。那里边有这个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俄文,都在这一个楼上。

蔡德贵:山东人学阿拉伯语,发颤音是不是比较难啊?

季羡林:阿拉伯文发音,没有感觉怎么难,而且《古兰经》念起来,也不难,它的结构非常的规则,所以我当时想把阿拉伯文做一个副系。一个英文,因为我可以省掉很多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对俄文发生了兴趣。俄文不是副系,副系是斯拉夫文,俄文是斯拉夫文中的一种。我学了俄文以后,学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就是南斯拉夫文。

蔡德贵:我可是觉得读《古兰经》很难的。

季羡林:它这个结构非常明确,《古兰经》啊,它不那么复杂。不像佛教经典那么复杂。这个“藏”,中国没有这个概念,是从印度来的。《佛藏》影响了《道藏》。中国有《道藏》,比较全的,想法是印度来的。现在我们不是搞《儒藏》吗?《儒藏》呢,儒、释、道三家,《佛藏》,《道藏》都有了,怎么能够没有《儒藏》呢?选呢,是这样子,中国的《四书》、《五经》先入“藏”,其余就是史部和子部,你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然要进“藏”的,《儒藏》。

蔡德贵:北大这边进展很缓慢啊?

季羡林:现在也并没有进行,处于一种停止状态。中国的《四书》、《五经》入藏,这个用不着讨论。其他这个子部,还有史部,史部还比较好弄。这个子部最难。个人文集,谁能够有入“藏”的资格,最难。朱熹朱子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另外,李白杜甫,当然也不成问题,诗人。所以选起来,现在用什么方式,能够进入《儒藏》,集中大家的智慧,把《儒藏》编成不容易。

蔡德贵:现在不集中。北大一摊,人大一摊,四川大学一摊,力量太分散了。经费也成问题。川大已经出了60多册了。北大的《易经》做了一些。

季羡林:北大一个教授专门研究《易经》的。

蔡德贵:朱伯昆先生吧?

季羡林:对。朱伯昆。现在北大也没有怎么做。北大的《易经》一类的做了一些,《易经》的研究,朱伯昆很好。《儒藏》汤一介是内行。还有一个陈来。陈来这个人还是很有脑筋的。汤一介、陈来都是不错的。

蔡德贵:陈来是工科出身。学工科的,后来转为文科,后来跟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他做得很不错。

季羡林:陈来他做得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