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0日下午4:30～5:10

蔡德贵：您上次讲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

季羡林：就他们三个。

蔡德贵：还有没有别的要讲的？像布劳恩？

季羡林：那布劳恩（不是直接的老师）。得要几个啊？

蔡德贵：不知道啊！中外恩师谱里，德国您说了三个了，说到西克、瓦尔德施密特和哈隆教授，几个您自己确定。其他的还有要说的吗？

季羡林：中国的我写了什么？

蔡德贵：中国的，您还没有具体说，但是说到的，朱光潜、陈寅恪您说到了，吴宓先生您说到了。不过说的还不是很细。随便，您什么时候想到了，什么时候想说，您自己考虑，都可以打乱次序。

季羡林：嗯。我还得仔细考虑。

蔡德贵：对。没有关系。我们也不着急。

季羡林：现在我们干吗呢？

蔡德贵：德国还要讲什么吗？

季羡林：《留德十年》我都忘记了，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蔡德贵：主要上的课程都有了，自传里都提到了。然后交往的人里边，这三个教授都提到了。毕业论文，伊姆加德那边，传记里都提到了。房东欧扑尔太太，教您德语，也提到了。

季羡林：（我们当时念）房东叫奥扑尔太太。

蔡德贵：对。

季羡林：国内第一个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了，那没有问题。第二位就是汤用彤先生。

蔡德贵：他在北大开魏晋玄学的课，他讲的课您都听完了。

季羡林：整个的听完了。我那个笔记本可惜……他自己没有讲义，我记得最详细。所以汤一介说，那个笔记本，我记的，现在放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了，他自己没有讲义，将来找出来，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蔡德贵：他当时连打印的讲义也没有发？

季羡林：嗯。什么都没有。

蔡德贵：当时在北大，正教授听正教授的课，您是独家啦。

季羡林：嗯。对。我不但听我的，真正的老师的课。就是比我年轻一点的，周祖谟，比我小的老师，周祖谟先生的课。

蔡德贵：他的课您也听了？

季羡林：嗯。他的课我也听，语音学，我也听了。

蔡德贵：就是音韵学和训诂学吗？

季羡林：我缺什么，听什么。

蔡德贵：周祖谟先生的课，您也记笔记了吗？

季羡林：我听了起码一个学期。我听，就是一堂不缺。

蔡德贵：您也记笔记了？

季羡林：也记笔记。

蔡德贵：您速记很快的，在济南高中，您记过地理老师的报告。

季羡林：那是这样子，它是临时世界形势报告，祈蕴璞（老师讲的）。他报告过。因为那时候，那个中学里的很多老师，也都不大念书。祈蕴璞呢，是例外，他会日文，英文大概不行。所以他买一些日文书，爱惜书啊，鲁迅先生爱惜书的，祈蕴璞也爱惜书。祈蕴璞先生爱惜书，是这样子，他把书放在自己大褂的袖子上翻看，生怕把书弄脏。他上的不是一门课，就是临时形势报告。讲了几次，也忘记了。我反正都有笔记。所以我当时对他非常佩服。

蔡德贵：您说他是真正念书的老师。

季羡林：他是念书人。

蔡德贵：他是山东人吗？

季羡林：山东，他是（益都人）。他嘴是说话有点结巴。他说“石榴拉”三个字，来调节结巴的。

蔡德贵：是开头讲吗？

季羡林：不是一开头，讲的中间“石榴拉”。“石榴拉”（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当时我对他特别佩服。那个中学教员啊，一般是不求上进。他们觉得，弄一个中学教员也不容易。在济南的教高中的教员呢，有北大派和师大派。师大派呢，占上风，因为师大本来就培养教员的么。清华大学的没有，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清华那个，我在那里的那一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且我教国文，我是学西洋文学的，当时都是文言哪。文言，我也不能说一点造诣没有。就是当时我在正谊中学念书，下午3点以后下课了，就找了一个老师徐金台，他教《左传》哪，就教那些书。每天下午3点下课后，徐金台老师上古文。晚上回家，吃完晚饭，就去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我叔父大概，我这个人哪，比较内向，他认为我这种人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他看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就逼我考邮政局，没有考上。

蔡德贵：邮政局那时候的管理者是外国人吗？

季羡林：外国人。

蔡德贵：那是怎么回事呢？凭您的才能应该没有问题啊？

季羡林：不行。反正没有考上。如果考上，就麻烦了。一辈子就邮政局了。那是铁饭碗，你只要不犯错误。

蔡德贵：那就没有后来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了。

季羡林：嗯。没有这个了。都没有了，德国也去不成了。当时，这个，我给你讲过，就是清华大学，北大、清华，我都考上了。为什么选清华，就要出国，我是押宝，让我押中了。如果不考清华，还就真出不去。当时那个，不是当时了，多少年来都是重理轻文，国家，每个省，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理科的，文科的留学生没有。所以那时候，有钱的人可以自费留学。我们家里边，那时候，是中产之家，够上够不上，反正是有饭吃，不太缺钱。就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押宝呢，就押到清华，让我押中了。就是，我在济南教那一年高中啊，也很吃力。

蔡德贵：很吃力？就是学的国文还不够用的？

季羡林：吃力。都是文言文哪。

蔡德贵：全部课本都是古文啊。

季羡林：所以，我这个对《辞源》，老的《辞源》，不是新的。这新的《辞源》哪，你大概没有对过。

蔡德贵：我有一本老《辞源》，是大厚本的，大概很早的。

季羡林：郑孝胥写的字。这新《辞源》哪，是越来越差，因为什么？我要查《辞源》，主要是古典的。这新《辞源》呢，把古典去掉一部分，增加了一些新词，所以不伦不类。所以我查辞源哪，也有本领。那年就靠查《辞源》。

蔡德贵：靠《辞源》就应付得了国文课了？

季羡林：嗯？应付不了，也得应付啊！那有什么办法啊？我主要是查典故。我选的文章，大概我喜欢的，就是文章写得好的，从《左传》开始，下面就是司马迁，我对那个司马迁的那个《报任少卿书》，原来我背得滚瓜烂熟，《报任少卿书》。后来我选的文章都是那种抒情的。那个《报任少卿书》也是抒情的。他受了宫刑，一肚子牢骚。司马迁啊，他对李陵说了一句话，就这样，下蚕室，受宫刑。李陵啊，不是后来出来赝品，《李陵答苏武书》，“苏武牧羊”，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关系。

蔡德贵：牟善初牟院长，当时是您的学生。

季羡林：嗯。就是那一年。他的文章写得好啊！别的也看不出来。别的不教。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为什么呢？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彻底，所以还都是文言。

蔡德贵：其实高中学点古典的可能比现代汉语更为有用。

季羡林：应该有（古典的）。我觉得，原来我也提倡过，这个高中学生啊，高中文理分科，我就不赞成。不能文理分科，文理分科，考大学，文科高中啊，数学这一关很难过。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我高中学了点数学，就到小代数，平面几何。

蔡德贵：微积分没有学。

季羡林：没有到那个程度。

蔡德贵：立体几何没有学吗？

季羡林：立体几何？几何里面立体、平面，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到了我考大学，数学这一关哪，很麻烦。

蔡德贵：您不是考了4分吗？

季羡林：我考了4分，后来到清华呢，我还想入数学系，你说怪不怪啊？那个数学系我想上。

蔡德贵：那您比臧克家好多了。

季羡林：他？不知道。

蔡德贵：他考山东大学，数学是零分，语文是98分，写了几句话。数学考零分。

季羡林：哦。山大可以啊！

蔡德贵：两门，数学零分，语文98分。

季羡林：那时候我们山东的学生一流的，都不考山大。我那一年，到北京考学的，有80个人，大概是。

蔡德贵：您对宋还吾先生很感激的。给了一只饭碗啊！

季羡林：当然很感谢，就是啊！那个工资很高啊，160块现大洋。这个助教啊，80，比助教高一倍。

蔡德贵：您在高中教书，自己买了英国老飞鹰牌自行车？

季羡林：买了自行车。因为高中在杆石桥，我在佛山街。平常我不住在学校里面，就骑自行车，走过那个正觉寺街。就走那条街。

蔡德贵：那5分钟就到了。一溜往西去。

季羡林：往南。南，佛山街南边。佛山街、朝山街，朝山街是直通苇子门那条街，往左一拐就是佛山街。

蔡德贵：自行车是进口的。

季羡林：进口的，那时候国内啊，造不出来。后来，你是永久牌的、飞鸽牌的。

蔡德贵：那晚了。

季羡林：开玩笑啊！

蔡德贵：您这一年里，在济南每周和朋友去吃饭馆。

季羡林：就是，反正那个工资很高。我也不全给家里边，幸亏我留了，没有全部给家里了。要不留的话，去德国就没有钱买车票了。我不像乔冠华，乔冠华家里有钱，人家不在乎啊！我到德国买车票，得自己对付。到教育厅，我跟何思源去要钱，要200块大洋，没有要来。还是宋还吾陪我。他没有给。

蔡德贵：宋还吾的面子也不给。

季羡林：到了后来……当时我就讲：我说，何厅长，你给留一个将来见面的机会啊！到了后来，果然，我回到北京后啊，在北大教书，何思源呢，调到北京，做过（北京市）市长。有一个山东中学，不是校友会，董事会吧。我不是山东中学的。我当董事，我和李广田都是董事。我见到何思源，他也是董事。我对他说，当年跟你要200块钱，你不给。他说，我都忘记了。

蔡德贵：他是清官吗？

季羡林：他反正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他走之后就是王寿彭，状元做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

蔡德贵：王寿彭早。

季羡林：哦。

蔡德贵：您在高中的学生里面，除了牟善初，吴传文是一个吧？

季羡林：吴传文是。

蔡德贵：最好的学生里边，还有两个当过很大官。

季羡林：嗯。

蔡德贵：牟善初是一个，还有其他的。

季羡林：牟善初，他写的文章，写得好。

蔡德贵：您那时候在山东民国日报主编的《留夷》有没有发表他的文章？

季羡林：我是主编，发表过《游灵岩》，现在找不着了。

蔡德贵：找不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都找了，没有。清华大学连《山东民国日报》都没有。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还有个陈丽妫。还有孙玺琪。

季羡林：孙玺琪。对。后来革命啦。东北哪一个省的书记。当时的那个文章里面就流露出革命的情绪。

蔡德贵：还有张国珍。还有王绍祖。

季羡林：王绍祖印象不深了。

蔡德贵：三个年级各一个班。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您和吴传文一起打乒乓球，也是校园里的一景了？和学生玩，也没有老师架子。

季羡林：少见。我和小孩玩玩也可以。那时候济南一中有一位老师，我和他打了一年乒乓球，没有赢一次。一中的，一中和高中，一左一右。

蔡德贵：那时候济南高中和济南一中不是一个学校？

季羡林：一中那是济南顶呱呱的学校。

蔡德贵：还有曹州六中吧？

季羡林：曹州府六中，菏泽，就是后来的菏泽六中，（学校里）有六中、北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很多。教育厅的一个科长，就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那个哥伦比亚留学回来的，在高中教书的很少。那留美的学生在高中，有留学生，还有法国的。法国的这一派，在济南高中不行。有法国的，蒋程九就是留法的。后来蒋程九是，由于他的背景，他（解放后）到社会主义学院去了。社会主义学院是专门对民主党派人士办的。蒋程九到那里了。

蔡德贵：当院长去了吗？

季羡林：不是院长，学员。

蔡德贵：解放初吗？

季羡林：解放后啊，不解放，不会有这个。

蔡德贵：您和蒋程九共事过一段时间。

季羡林：嗯。应该是。王大牛跟我同事。

蔡德贵：王大牛没有什么行政职务？

季羡林：王大牛教书，我在那里教书。蒋程九、王大牛，还有李井泉。也是法国留学生。蒋程九是教务主任。

蔡德贵：当时教国文的老师还记得吗？冉性伯教您点名。

季羡林：冉性伯，他就传授经验，说你这个教书，首先把那个名单（点名册）念熟。不认得的字，查字典。不然，到了课堂上，临时救急的办法，如果碰到不认得的字，先空着，不念，然后问：还有遗漏的没有？就站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蔡德贵：您遇到过吗？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您有没有不认得的名字呢？

季羡林：没有不认得的了。我小心，都查过字典了。这是传授经验，这个经验很重要。

蔡德贵：是不是那时候的学生还有比您大的？

季羡林：有比我大五六岁的，有的二十七八啦。

蔡德贵：有没有大学生想欺负您这个年轻教师？

季羡林：倒没有给我捣乱的。因为我这个人处事待人比较温和，没得罪人。

蔡德贵：像牟善初算岁数大一点的吗？

季羡林：他不属于那个偏大的。大的是什么呢？我记得曹州府的大地主的孩子，在家里念私塾，念了好几年，想拿一个证书。我在新育小学的时候，一进门南面那个房子，就有一些曹州府大地主的孩子。有一次，有一篇文章，《游开元寺》，那时候我的文言文哪，那个水平很差。而他们在家念过私塾，游完开元寺之后，写的文章贴出来了，老师批了几个字：颇有欧苏真气。不过这个老师，也就这么个水平。他自己也不见得会写得出来。

蔡德贵：他们国文底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