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1日下午2:40～4:30

蔡德贵：先生，您在沙滩住过5年吧？1946年年底到1952年院系调整。可是您搬到西郊为什么不进燕南园呢？

季羡林：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资格比您浅的杨通芳能够住燕南园，您为什么没有住呢？

季羡林：他早就在那里了。

蔡德贵：他不是燕京大学的。

季羡林：他不是，反正比较早。

蔡德贵：你们不是住对门吗？他也住蓝旗营一公寓，他为什么住进燕南园了？

季羡林：蓝旗营一公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是自己选的呢，还是派的呢？

季羡林：派的。

蔡德贵：马坚先生资格也比您低啊，他住燕东园了。都比朗润园条件好。

季羡林：马坚是，原来他在伊斯兰教界没有什么地位的，后来毛泽东看好他的两篇文章，地位提高了。

蔡德贵：院系调整的时候，马坚级别没有您高。他住燕东园了。

季羡林：一直比我低，我也忘记是怎么回事了，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蔡德贵：您住的朗润园后边就是马路，再后面就是圆明园了。很荒凉啦。

季羡林：十三公寓后边就是围墙啦，围墙外面就是河沟。然后是马路，还有喇嘛庙，那个喇嘛庙，我怎么印象那么深呢？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那些洋人教授多半都住在喇嘛庙，我没有进去过。

蔡德贵：您去过清华园东面的永安观。

季羡林：大钟寺吧。

蔡德贵：大钟寺是佛教的，日记里您提到的是永安观。

季羡林：忘记了。

蔡德贵：昨天您说马理和您一起工作只有几个月，但是从沙滩搬到北大，是5年啊！您一去汤用彤就派她当您的助手啊！

季羡林：后来就，就是刚一去就派给我当助手。

蔡德贵：那就应该是5年啊！

季羡林：她追着我，不是在沙滩，搬出来以后啦！

蔡德贵：到西郊啦？

季羡林：嗯。沙滩那里，我在红楼住过一阵儿，后来是东厂胡同。就这两个地方。

蔡德贵：没有在沙滩后面住？

季羡林：红楼和东厂胡同两个地方。

蔡德贵：东厂胡同住的时间长一点。

季羡林：长一点。

蔡德贵：红楼，您嫌吵得厉害。

季羡林：红楼有个很长的走廊，碰巧了，邻居有个弹钢琴的，姓刘的，地质系的。后来到南京去了。

蔡德贵：就是姓刘的那家啊？昨天您说在蓝旗营楼下住的。

季羡林：对。不是红楼，是蓝旗营。我住603，最高一层，我为什么选那个呢？就是我怕头顶上有脚步声，晚上睡不着。（5号楼与6号楼）中间就是一个茶炉。

蔡德贵：那您得自个儿打开水去？

季羡林：都得自个儿打开水。

蔡德贵：那马理不可能到西郊。

季羡林：还是沙滩的事，沙滩图书馆，那还是沙滩的图书馆。

蔡德贵：应该是好几年。应该是5年多一点，马理没有到西郊。在沙滩那里是好几年的。

季羡林：对。1946年进去的。

蔡德贵：她那么多年也没有结婚啊？

季羡林：后来，她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蔡德贵：您就到西郊了？

季羡林：要是按照当时的习惯哪，我接受了，也符合当时的潮流。当时那个留美的学生啊，回来以后，不管拿到没有拿到学位，一回来就当教授，后来他们自己感觉到，不行，物以稀为贵，于是乎，留美学生就自己来限制，拿到拿不到学位，不能立刻就给教授。是他们自己搞的。

蔡德贵：找到工作，然后就是休妻了。那还是叔父那一点威力，您叔父态度很坚决啊？

季羡林：不是，他啊，那个人脾气很别扭，反正是，一天阴沉着个脸。

蔡德贵：可是在北京他鞭长莫及啊！

季羡林：当时我还是怕他。

蔡德贵：在济南把您管怕了。

季羡林：马理主要也是因为怕他。

蔡德贵：马理见过他吗？

季羡林：我是说，马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胆小，要不是胆小的话，我在北京找一个房子，跟马理结婚，毫无问题，合情合理，也符合潮流，后来我还是主要是怕这个叔父。

蔡德贵：您日记里提到，对叔父和师母都有点意见，您不大愿意回济南，不愿意回家。

季羡林：嗯。就是，我不愿意回家。因为那个家庭里边，没有一点温暖。

蔡德贵：因为那时候是马婶母。

季羡林：马婶母。后来这个老祖啊，结婚的时候，我就躲了。我不愿意叔父和她结婚，我就借口跑到北京来，说德国交换留学生。

蔡德贵：您是不是怕再有马婶母这样的？

季羡林：嗯。可能。

蔡德贵：您那时候也没有挣脱藩篱，您当时理想的夫人是四姐。

季羡林：对。彭家四姐。

蔡德贵：结果叔父强迫您娶了师母。

季羡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候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蔡德贵：济南那边有个传说，我也不隐瞒。说您有一次回济南，住佛山街的平房里。

季羡林：嗯。住平房。

蔡德贵：有人看见，您拿着一个小马札，坐在您这边的屋檐下看书，四姐坐在她那边的屋檐下看书。

季羡林：嗯。

蔡德贵：两人在各自的屋檐下看书，就是没有多接触，实际上是心向往之，互相有吸引力。

季羡林：嗯。她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喜欢那个四姐。

蔡德贵：她对您季博士长，季博士短的。对您也是相当有好感。我从刘永泰那里拿到有一张四姐的照片。

季羡林：长得比较漂亮。

蔡德贵：但是不如二姐，是吧？

季羡林：二姐那是天生的美人，年龄比我大多了，这个四姐也比我大。后来，这个四姐大概也后悔了，见了我，叫季大博士，那就是回国以后了。当时我心目中（的夫人）是她，不是我现在这个三姐。三姐这个人哪，人品那是百分之百的。

蔡德贵：那是不是您结婚以前，她就住您这个院呢？

季羡林：就是我住前院，她住后院。

蔡德贵：那时候您叫她三姐吗？

季羡林：嗯。我这个老伴是行三，那个四姐，就是她妹妹，可比我还大。她妹妹比我大。

蔡德贵：不是师母的亲妹妹，是堂妹。

季羡林：嗯，不是亲妹妹，堂妹。

蔡德贵：那当时二姐已经结婚了吗？

季羡林：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四姐没有，但是叔父强迫您娶了三姐。有不满的意见也不敢提。

季羡林：家里边的那个婶母啊，我们毫无感情，叔父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我要是女孩子他不会理我的，因为是男孩子，就进了济南了。进了济南，他也不想让我念什么书，让我考邮政局么。邮政局是铁饭碗哪。

蔡德贵：您条件那么好，怎么邮政局没有考上呢？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全是洋人掌握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马理就没有做动员您的工作？

季羡林：马理动员我？那还是在城里，为什么？因为图书馆在城里么。马理也是在城里。追着我，她先是问阴法鲁行不行，阴法鲁说你不要提。她还是直接找我了，说季先生，我要跟你结婚。我当时主要是怕叔父。我不是讲过么，当时不是留美的学生，回国之后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赶老婆么。

蔡德贵：您对赶老婆是深恶痛疾。

季羡林：嗯。我当时对留美的那些学生啊，非常之瞧不起，可又没办法。我为什么要留学呢？我跟你说过，除了镀金之外，就是想知道留学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到美国不行，因为我学的是德文。后来交换研究生，要不交换研究生，也来不了。为什么呢？那时候公费不收文科，都是理工科，文科没有，根本不可能。

蔡德贵：所以这也是不幸中的幸运了。

季羡林：我就说，我这个人不迷信，可是这个命运哪，我倒迷信。

蔡德贵：命运就是一种必然性么。

季羡林：就是我从乡下（到济南），就是因为我是个男孩子，别的没有什么条件。

蔡德贵：不管怎么说，叔父还是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吧？起码想让你有个铁饭碗。

季羡林：他不是。叔父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并不希望我念什么书，就是希望我考邮政局，拿一个铁饭碗。

蔡德贵：他同意您出去留学，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季羡林：那也不一定是这样，那时候留学镀金么。镀金以后对他起码经济上有好处。

蔡德贵：没想到一出去十年。

季羡林：十年。后来院士，学部委员，那时候他还活着。这是很以后了。他就问这个，什么叫院士？那是1956年了，那时候为什么叫学部委员呢？我跟你说过，因为那时候说，苏联有院士，苏联有的，我们好像就不能有，这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的思想。我们就叫学部委员，不叫院士。

蔡德贵：那时候分两个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好像是最高的头。

季羡林：潘梓年是主任。

蔡德贵：叔父以为院士有很多钱了？

季羡林：好像最初，连钱都没有。

蔡德贵：那什么时候有的补贴？

季羡林：没有这个规定。

蔡德贵：据说每月有100多块钱。

季羡林：不记得。

蔡德贵：您每月的工资一级教授是385？

季羡林：345，最高的。

蔡德贵：那您一个月能拿到400多块钱吗？

季羡林：345，我就拿345，院士没有钱。二级是288，三级是250，就是这么个数。可是那时候345，可是很值钱哪。那时候我们包饭哪，一个月6块钱。

蔡德贵：十块钱在家里吃的就很好了。

季羡林：那时候，我记得，清华那个教德文的艾克，他到济南去，派听差去找我。我就跟婶母一讲，婶母一听说招待外国人，她立刻给我十块钱。因为傍上外国人啊，有饭吃。不过，那十块钱还真管用，我请这个艾克到大明湖，吃了一顿饭，然后坐船，到古历亭，那时候还没有宾馆，那个馆，就是还没有盖楼，他住的就是平房。第二天，我又买了济南的特产送给他，他已经走了。头天我招待过他。

蔡德贵：这是1934年春天的事情了。那时候十块钱不得了啦。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是艾克最好的学生了。毕业论文也是他指导的。

季羡林：毕业论文不是他了，是石坦安。

蔡德贵：可是您日记里提到的是艾克啊！

季羡林：最初名字是艾克，后来他不在，不知道他到哪里了，是石坦安指导的。

蔡德贵：您的毕业论文薛德林是受艾克影响的。

季羡林：薛德林是艾克的，他喜欢薛德林。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后来他反正不在。

蔡德贵：那是不是济南以后就走了，换石坦安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是不是说过，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

季羡林：对。

蔡德贵：两个人打起来了。您在场。

季羡林：我不在场，那时候是，沙滩北大那个校长办公室，在一个院子里边，东屋呢，是校长办公室，西屋是秘书长、总务长办公室。那时候总务长是郑天挺，东屋校长就是胡适。邓广铭做胡适的秘书。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在校长办公室，忽然来了一个学生，大概是地下党的，对胡适说，延安昨天广播，有一个广播是专对胡校长的，说请你不要走，要你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说，人家信我吗？人家，指的就是共产党。

蔡德贵：当时您在场？

季羡林：当时我就在这个校长办公室。所以他这个胡适，当时怎么能够跟这个地下党，那个学生跟他挺熟的，一进来就说，昨天延安有个广播，有一个广播是专对胡校长的，他怎么这么熟？

蔡德贵：您感到很惊愕？

季羡林：我是挺吃惊的。我觉得这个学生，跟胡啊，一点也不陌生，进来就讲，好像过去也接触过。这是前院，中间那个叫孑民堂，一个开会的地方，蔡孑民，过了孑民堂的后院，一些人住在那里（就是松公府后院）。那时候阴法鲁也住在那里。我住在东厂胡同。废名和熊十力也住在那地方。这两个人哪。

蔡德贵：他们两个有宿仇吗？

季羡林：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仇，没有仇。哲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你哲学家，谁也说服不了谁。

蔡德贵：因为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动武了？

季羡林：最后卡住脖子了。

蔡德贵：谁的劲大啊？

季羡林：劲大，那都不知道，我们听到孑民堂后院边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我那时候正在校长办公室。

蔡德贵：吵着吵着，没有动静了。

季羡林：没有声音，最后卡住脖子了。

蔡德贵：那您看到了？

季羡林：没看到，我没有到后院去，有声音，后来没有声音了。阴法鲁住在后面，他告诉我，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废名和熊十力都是怪人，那个废名，他写的那些文章，是个怪人。熊十力也是怪人。

蔡德贵：新儒家有个传说，熊十力和一个小孩争肉骨头。

季羡林：哦。

蔡德贵：熊十力说，我吃了这块肉骨头能够传道，你吃了这块肉骨头能够干什么？

季羡林：（笑）不知道这个故事。

蔡德贵：这可不像儒家啊！

季羡林：不像儒家。

蔡德贵：东语系的发展很平稳吧？一点干扰也没有吗？

季羡林：东语系系主任，我当了好多年。

蔡德贵：有个材料说，您一度要把系主任让给徐祖正先生？

季羡林：没有这个（说法）。因为徐祖正啊，我们都瞧不起他。

蔡德贵：你们瞧不起他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这个材料是误传了。

季羡林：是误传。因为什么瞧不起他呢。他讲课，教文学概论，他哪里搞过什么文学概论啊！

蔡德贵：他是个作家。

季羡林：他也不是作家。教文学概论，他就拿着一本讲义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个铃一响，这句话没念完，下课了。所以我们都瞧不起他，认为他没有学问。

蔡德贵：那您就不可能让给他干系主任。

季羡林：没有，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瞧不起他。

蔡德贵：更不可能主动让给他。

季羡林：那不可能。而且让，也绝对不能让给他，排十个也排不到他。

蔡德贵：陈信德那时候在系里了？

季羡林：陈信德已经在了。

蔡德贵：陈先生的水平很高吗？

季羡林：日语水平当然了，他很有名的啦。他这个政治上就是，反正是不干不净的啊！

蔡德贵：他还当过汉奸吗？

季羡林：汉奸？他们讲，后来这个人啊，有一次开会，忽然不见了，就是让别人抓走了。

蔡德贵：那是“文革”当中了。

季羡林：“文革”当中，开会，都有个小板凳。

蔡德贵：是“文革”当中，好像是公安局带走的。

季羡林：公安局带走的。

蔡德贵：死在监狱里了。

季羡林：没有出来。他一个干女儿，后来在那个电教大楼，不是北大有个电教大楼么，从马路看是右边，有个开会的地方。他一个干女儿，徐昌华那时候不是日语教研室主任么。就是开会，陈信德的这个干女儿就不让徐昌华参加。反正是从那以后，我也没见过陈信德。他这个人啊，大概是政治上非常复杂，汉奸，还算是小的，大概搞特务活动，好像是。

蔡德贵：怀疑他。

季羡林：怀疑。是不是后来也不知道。

蔡德贵：后来证明不是特务，只是与日本人有交往，是极左思潮的结果。陈信德水平是最高的啦？

季羡林：他那个日文好，陈信德头脑清楚，当时搞这个示范教学有他，东语系有陈信德。他那日文哪，没有人不佩服啊！

蔡德贵：徐祖正就不行了。

季羡林：徐祖正比不了他。

蔡德贵：那您不讲印地语啊？

季羡林：我不讲。我教梵文、巴利文。

蔡德贵：那谁讲印地语呢？

季羡林：请了一个印度人叫贾恩，Jain。

蔡德贵：他教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好几年哪。

蔡德贵：那刘安武是后来的了？

季羡林：不是有个故事么，尼赫鲁的妹妹访华，就是我们通知尼赫鲁的妹妹，说你到北大来啊，不要说英语，英语在印度是统治印度的英国人的，特别通知人家，后来一个印度教员是贾恩，另外一个中国教员，叫什么来着，忽然卡了壳忘了。

蔡德贵：不是刘安武？

季羡林：不是刘安武，不是刘安武，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开会，下不了楼啦。怎么叫下不来楼呢？开会啊，大概就是尼赫鲁的妹妹，那时候张奚若，对外友协的会长，他大概主持，张奚若这个人，废话忒多，喜欢讲话，就是开到一半，说大家啊，暂时休息一下，到楼下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结果下不了楼啦。因为那句话，我们那个中国印地语教员忘记了怎么说了，不会说下楼啦，最后还是用英语讲的。当时通知人家，不用英文，表示我们这个民族主义啊，英语在印度是统治者的语言，通知人家不用英文，人家当然不用，到后来在楼上结果一句话，等一等，我们到楼下吃点东西，不会说了。

蔡德贵：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季羡林：就是很简单的话。就是这么个水平。最后那个印地语的教员不会说下楼吃点点心，等一等，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呢？不是刘安武，不管他了。反正是下不了楼啦。

蔡德贵：当时您是系主任，那可丢人啦。

季羡林：当然丢人啦。我是系主任，在场。那个人叫殷泓元。

蔡德贵：我们进校的时候，他不在了。

季羡林：不在了。那个下不了楼的，就是他。那个东方语专哪，不是上面指令吗，东方语专都归北大。蒋介石办东方语专的目的不纯，所以结果呢，招的学生呢，这个有名的大学都考过了，他们又招一批学生，一个是学问很差，一个是人格、人品，鱼龙混杂。结果是东方语专整个地归北大，教师学生都过来了，结果呢，东方语专的都是北大校友。我到台湾去，到机场欢迎的，都是东方语专的北大校友。

蔡德贵：陈炎、刘麟瑞、王世清先生都是东方语专的。还有黄勉堂也是……黄敏中，不是黄勉堂，黄勉堂是山大的，我说错了。

季羡林：嗯。黄敏中是。

蔡德贵：我们那个同学赵玉兰不是跟黄敏中结婚了吗？

季羡林：我知道。赵玉兰那时候是神经有点问题吧，大概是。我还到医院去看过她。后来她跟黄敏中结婚，那时候我也在场。没有参加婚礼，她站在我旁边，跟黄敏中讲，黄老师，我跟您回家。就这么结婚啦。她反正神经，我到医院看过她，神经当时有点问题。

蔡德贵：北大军宣队。

季羡林：8341的头儿不是王副政委么。北大四人帮，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汾、李什么，管两校的李什么来着。王魏郭李。

蔡德贵：管两校的是迟群啊！

季羡林：迟群好像是更高一级的。迟群和小谢，两个老是，一男一女，金童玉女。

蔡德贵：北大四人帮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们不知道了。可能是我们离校以后的。

季羡林：后来这个四人帮垮台以后，上级指派张学书处理这个问题。

蔡德贵：张学书住在您楼上的。

季羡林：嗯。后来这个王连龙呢，就找这个张学书，我是延安过来的，无论如何别开除我的党籍，就找这个张学书，他说，我奋斗了半生啊，不容易。

蔡德贵：您跟张学书很来往比较多。

季羡林：嗯。我跟张学书挺熟悉。

蔡德贵：有一次，他跟您去开会，您在主席台上，他看到您在做笔记，后来几天后在《光明日报》看到一篇文章，正是您开会的那一天写的。他问您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写的？您就说不是做笔记，是在构思散文，回去写成了。

季羡林：后来我就说，这样子，我的耳朵分成四份，留一份就能掌握会场，为什么呢？中国人的语言本来是最短的语言，结果我们的人，哼、啊，就占去一大半时间，所以我就用不着两个耳朵全听，一个耳朵的一半，就能掌握会场，另外一半呢，我就在请柬上写文章，我写完了以后，前边忽然拿过一张请柬给我，我不认识这个人，他看我用完纸了，也没有纸啊。

蔡德贵：几天以后，《光明日报》一篇优美的散文就出来了。这也是把您逼的。您不愿意开会，又不得不去开会，您就消极应付开会，积极创造散文。

季羡林：嗯。要不然，浪费时间。后来一次，住在京西宾馆。他通知啊，一般人就是两点开会，通知首长呢，是两点半，别人先在这里坐着等着，我知道了这个窍门，通知我两点，我也两点半来。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到这个照相的时候，毛接见，照相，照相不是一层一层的么，都通知我们半个小时以前，就站在那个地方，等着这个老毛，后来我啊，他通知我两点，我也是两点半来。我站在那个地方，太阳里面晒着啊？

蔡德贵：京西宾馆的会啊？不是八大的会议？

季羡林：不是。不知道哪个会。在什么地方照相啊，这样的会有这么几次。

蔡德贵：没有见到您跟毛的合影。

季羡林：我没有和毛单独的合影。合影都是毛在最前面一排，我都是在后边，高高在上的。

蔡德贵：是不是人大代表的会？

季羡林：还不是。

蔡德贵：政协呢？

季羡林：也不是。反正有这么几次，还不止一次。

蔡德贵：您一回来开始的时候，对毛的印象还可以，后来越来越发现他的问题了。

季羡林：原来我们这个对他不太了解。那时候一年哪，得忙活两件事，一个五一，一个十一，叫游行啊，经过天安门。

蔡德贵：您也去啊？

季羡林：去，我参加，毛主席万岁，喊得比谁都响。到了后来，做人大常委，我也上天安门了，五一、十一啊！

蔡德贵：不是在观礼台，是在天安门楼上。

季羡林：天安门楼上。

蔡德贵：您上去过几次？

季羡林：我们不在中间。我记得清楚的，就有一次。原来在这个天安门旁边两个观礼台。这个观礼台啊，最高品是少将，到中将、上将啊，就到城楼了。少将是分界线。那时候女将军，全国好像只有两个。在这个观礼台前面的，就两个女少将。那时候女少将少，只有两个。

蔡德贵：现在女少将很多了，宋祖英都是少将了。

季羡林：那时候少。

蔡德贵：您喝点水。

季羡林：你的我那本，《清华园日记》，在哪里买的啊？

蔡德贵：在济南。

季羡林：济南能买到啊？

蔡德贵：大概很少。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季羡林：我不知道这件事。

蔡德贵：您知道的。大概您忘记了。我念您日记的后记……校完了《清华园日记》排印稿，我仿佛又找到了久已失去了的七十年前的我，又在清华园生活了几年。苏东坡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季羡林：对。有可能。嗯。

蔡德贵：您手头不多了。您还有济南高中教学时候的日记。

季羡林：找不着了。应该是很珍贵的。将来买一下。你联系一下。

蔡德贵：我联系一下。当时印了3000册。我联系。

季羡林：我不记得有这本书，我现在老年糊涂。

蔡德贵：出来好多年了。您的字体几乎没有变化。您对道教的东西很熟，还写过道教陈抟的“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是不是在河南龙门石窟的？

季羡林：我知道。因为这个《道藏》，受佛教的影响。现在不是搞《儒藏》么，主要是汤一介在那里搞。

蔡德贵：对外公布的一个班子，您是总编纂。汤一介具体操作。还接着刚才说，当时您当系主任，有没有教学检查、质量评估一类的？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就是有示范教学。

蔡德贵：陈信德是日语的。

季羡林：陈信德那个人，是脑筋非常清楚。据说日文哪，讲得非常好。所以请他讲。

蔡德贵：您不学日文，钱文忠说因为在济南1928年的那件事，您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就下决心，不学日语。有这回事吗？

季羡林：有关系。

蔡德贵：一辈子，您只去过一次日本吗？

季羡林：日本好像不止一次。有一次大学校长代表团。

蔡德贵：没有记录好像。

季羡林：大学校长代表团，李滔，教育部的。

蔡德贵：李滔的团长啊？

季羡林：我是团长。李滔是工作人员。

蔡德贵：为什么年谱里没有提到呢？只有做“东洋人的心”讲演的那次，是李铮陪同去的。

季羡林：李铮？到日本啊？

蔡德贵：还去过周恩来的一个碑。

季羡林：对。不是那一次，另外一次。东京一次，我也好像没有写什么东西。

蔡德贵：是当副校长的时候吗？大概1978年到1982年之间。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这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在日本待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不长，大概2个礼拜。我们坐新干线。

蔡德贵：有多少人呢？

季羡林：人数不少，西藏大学校长都来了。

蔡德贵：那访问了哪些城市？

季羡林：东京、京都。大阪是上下飞机的地方。主要是东京、京都。

蔡德贵：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也去过吗？

季羡林：去过。那个地方有个门主，就是大门小门的门，主人的主，门主那时候是不是与京都大学有关系，我忘记了。

蔡德贵：您是不是有演讲啊？

季羡林：演讲我记得在东京讲过，文化和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就是在东京讲的，时间也不长。人家也不习惯长时间的演讲。

蔡德贵：您在国内也讲过这个问题。

季羡林：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听会的人里边是商人很多。

蔡德贵：您那时候是不是知道日本的涩泽荣一？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他是日本近代工业之父，写过《论语加算盘》，提出道德经济一体论。这个思想对松下公司很有帮助。

季羡林：嗯，这个样子啊。这个书，你写个介绍。

蔡德贵：国内有了。这本书在国内影响很大。

季羡林：这个思想很宝贵的。

蔡德贵：儒家的东西还有好多可以挖掘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尼赫鲁的妹妹那次，您很尴尬。还有什么让您尴尬的事情呢？

季羡林：就是闹转学的事情。

蔡德贵：这个您说过了。评职称有没有让您帮着说话的？

季羡林：没有。那时候周培源是校长，有一次我去找周培源家去，俄语系的，女的，孙静云，我到周培源家去，是私事，她就跟着我后边去了。周培源是校长，管这个职称的。周培源问我，你女儿跟你来啦？我说，我没有带什么女儿。她故意跟着我去的。要不然，她进不去。

蔡德贵：她要沾光的啊？最后解决了职称吗？

季羡林：我找周培源不是解决职称问题，我们很熟，就是去看一看。

蔡德贵：他住燕南园吧？

季羡林：嗯。他住燕南园。

蔡德贵：想到什么说什么。越热闹越好。再说点东语系的事情吗？

季羡林：东语系内部没有什么矛盾。贺剑城什么，我们都多年，他是总支书记，那时候，没有说是在组织领导之下，系主任分工，没有这个说法，系里行政工作、评职称，都是系主任说了算。

蔡德贵：您一个人说了算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东语系有没有副系主任？

季羡林：有。黄宗鉴、龚云宝是副系主任。龚云宝现在在香港。

蔡德贵：我们没有听说过龚云宝这个人。龚云宝现在还跟您有联系啊？

季羡林：到现在也有联系。她现在叫云宝玉，她丈夫不是叫云昌浓么。在香港靠教日文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