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次口述

2009年3月18日下午2:00~4:30

季羡林:学术界在关心什么呢?

蔡德贵:关心思想启蒙。

季羡林:什么意思呢?

蔡德贵:就是转型期思想怎么适应的问题。您的三个关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的,用科学精神解决天人关系,用人文精神解决人际关系,用宗教精神解决身心关系。

季羡林:嗯。

蔡德贵:过去忽视宗教精神是不对的。

季羡林:嗯。

蔡德贵:解决人类的这三种关系,挖掘一下。

季羡林:因为我讲这三种关系,一个人就是这三种关系啊,没有第四种。这三种关系处理好,就和谐。处理不好,就是不和谐。

蔡德贵:不管什么启蒙,离不开您的这三种关系。您十多年以前就谈到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也在讨论文理要不要分科的问题,意见不一致。

季羡林:嗯。不一致才是正常的。没有一件事,大家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倒是不正常。

蔡德贵:香港评论,有人注意到,“工程师治国”的现象快终结了。这是一个好兆头。文科出身的比较多了。大家关心的是这些方面。实际上不出您十几年前说的几个问题。

季羡林:嗯。

蔡德贵:有几个小问题核实一下,您上中学的时候偷看过《金瓶梅》吗?

季羡林:不是上课,是在家里。家里边。那时候什么书都看。

蔡德贵:上学的时候,偷看您不敢吧?老师在讲课,您敢偷看闲书吗?

季羡林:这个没有。

蔡德贵:《牛棚杂忆》里,您提到的,您的得意弟子,当面把您的梵文讲义给撕了。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情况就是恢复组织生活,当时的领导考虑啊,找一个又红又专的,烈属、贫农,或者这样的,有点名气的,就找到马鹏云了。马鹏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要好好表演一番。于是乎,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好多东西,摆完以后,亮相了,第一个就把那个梵文讲义拿过来,撕得乱七八糟,全撕掉了。后来我就想,看你对这个西服裤子啊,怎么处理。我那个时候半人半鬼,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结果到了西服裤子那个地方,立刻缩手了,没有撕。当时我觉得可笑极了。

蔡德贵:他信誓旦旦,不做资产阶级的金童玉女。

季羡林:有这个话。

蔡德贵:他撕那个讲义,您心里肯定非常难受啊!

季羡林:当然难受了。

蔡德贵:那些梵文讲义都是您编的啊?

季羡林:是我编的。

蔡德贵:您《牛棚杂忆》里提到,老祖代替您领工资,回来的路上见到一个姓袁的,让把钱装好了,是谁呢?是袁行霈吗?

季羡林:不是。袁有礼。那时候我是不可接触者,我的家属啊,也是不可接触者。有的人敢跟我的家属讲几句话,得有点勇气。

蔡德贵:而且这话是好心的话。

季羡林:当然是好心话了。

……

季羡林:(《牛棚杂忆》)那时候也不许出。我是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曲伟给出的,要没有中央党校的招牌啊,据说《南方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牛棚杂忆》我有两条原则,一不生气,二不带刺,有什么说什么,不挖苦,我自己也并不火,要说心里很舒服,也是不可能的。

蔡德贵:有没有孙承熙?

季羡林:没有。他是老实人。那个人,他是整个地把我的日记看了一边,当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说你有时间看我的日记,不如花力量写一篇学术论文。孙承熙那个人还是老实人。就是奉命看我的日记,鸡蛋里边挑刺,做这个工作。我的日记里边,第一个清楚,第二个清白。我跟不管什么,中国外国的反动派一向没有勾结。我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因为当时不是两统吗?军统、中统,我都不沾边。那时候军统北京站的站长,据说是留德的学生。据说,也不一定可信。我们那个杨丙辰哪,就是北大德语系系主任啊!那个人是,原来我们的关系,因为我是搞德文的,跟他有来往。请我在他家里吃过饭。我们的感情还是挺好的,那个人呢,政治不敏感。

蔡德贵:杨丙辰跟站长有关系。

季羡林:杨丙辰糊涂。跟这个人有点关系。杨丙辰脑筋不清楚,反正沾个什么边。当时我们最恨的是统,军统、中统,最怕的也是什么统,边是不能沾的。孙承熙是老实人,受命看我的日记,在里面挑刺。

蔡德贵:挑出什么刺了吗?

季羡林:我里面没有刺可挑。政治的,我同反动派,对这个问题我一向很敏感,只要闻到有一点,赶快……

蔡德贵:日记很多的。

季羡林:二十几本日记。我还记得跟他说,你费这个劲,你自己写一篇论文。

……

蔡德贵:马鹏云在南亚所工作过吗?

季羡林:没有。马鹏云这个人也怪我。那时候不是都是印地语教研室么,我就当面对他说,你既不像烈属,也不像贫农,也不像军属。你是四不像,这个话不好听。

蔡德贵:但是他毕竟是您的学生啊!

季羡林:嗯。

蔡德贵:真正梵文、巴利文的,张宝胜也是。王树英就不是了。

季羡林:王树英不是。

蔡德贵:蒋忠新、黄宝生,都是。

季羡林:段晴。

蔡德贵:段晴是不是研究生?

季羡林: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王树英、张宝胜都退休了。

季羡林:都超过60啦?

蔡德贵:嗯。您在北太平庄和金克木、赵宝煦住一个屋子。

季羡林:对。

……

蔡德贵:东语系的工作,和总支都是很顺当,没有什么问题啊?

季羡林:没有问题啊,我从来不拉帮结伙。

蔡德贵:您跟陈炎也有来往吧?

季羡林:来往,他后来不是划了个右派吗?

蔡德贵:他还是飞虎队的。

季羡林:反正他是南京东方语专来的。东方语专啊,是蒋介石办的,他办这个的目的啊,就不正。东方语专校长,不是张礼千吗。

蔡德贵:他带一班人马过来了。

季羡林:整个的,都来了。

蔡德贵:您在南京见过胡一贯吗?

季羡林:胡一贯?

蔡德贵:说您在南京讲演是胡一贯邀请的。

季羡林:讲演有过,但是不知道是谁请的了。

蔡德贵:在济南的时候,您在青年会讲演,题目是“从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看寓言和童话”,一个叫杨思荣的请您吃饭。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您吃过谭家菜,是在翠花胡同吗?

季羡林:不是那时候,是解放军快进北京了。在里面都听到炮响了。

蔡德贵:您自己最擅长的是古文字,但是对书画,也很在行。您对列宾的画很欣赏。

季羡林:那个好啊。你看过吗?血淋淋的,艺术水平很高,我喜欢艺术。

蔡德贵:自己绘画吗?

季羡林:没有画过。

蔡德贵:50年代您收藏就瞄准了书画。

季羡林:那时候厚今薄古啊。我认识西单书画商店老板,西单的书画店的老板很熟,他那里规定,每一个月多少钱,月底不够,就找我,我就给补上,当然他给我送画来。

蔡德贵:跟吴作人交往。

季羡林:吴作人,我们是到印度,第一次大规模出访,有他。

蔡德贵:回来以后有来往。

季羡林:嗯。

蔡德贵:给您送过画吗?

季羡林:没有。什么书法家、画家,我从来没有张口要。

蔡德贵:都是自己买。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自己80岁以后,最满意的是《中华蔗糖史》和《外国糖史》。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和《外国糖史》。《外国糖史》有现成的两本,《外国糖史》一个是德文的,一个是英文的,阿拉伯人起的作用很大。

蔡德贵:除了《中华蔗糖史》,就是《弥勒会见记》,您很满意。

季羡林:晚年有一篇文章《列子与佛典》。

蔡德贵:那个早,是1946年前后了。《列子与佛典》,胡适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李亦园说,胡适一直说,做学问一定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您见过李亦园吗?

季羡林:见过。《列子与佛典》,有新的东西。

蔡德贵:后来您给胡适有没有写过信?

季羡林:没有写过信。

蔡德贵:是您的恩师之一。

季羡林:对。

蔡德贵:您跟胡适有没有交往的插曲了?跟他一起吃饭有吗?

季羡林:有过。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请吃饭,胡适也在一起。他那时候在北京的日子不多,老往南京跑,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散布流言啊,让胡适当总统。胡适信以为真,我们都不信,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大政治流氓,他打下的天下,让你做总统,怎么可能呢,根本连影都没有。所以那时候他经常不在北京。后来关于胡适应该不应该走,当时啊,有争论。有人赞成他走的,有人不赞成他走的。我和邓广铭啊,都属于不赞成走的。后来回想这件事,我的意见错了,他幸亏走。不走,怎么样呢?留下一个大右派,一个批判对象。

蔡德贵:没准更早去世了。

季羡林:嗯。我写过一篇东西,《站在胡适之墓前》。

蔡德贵:很感人啊。您给《胡适全集》写的序言很长。

季羡林:嗯。对。一万八千字。还有《赵元任全集》,序言也是我写的。

蔡德贵:赵元任您熟吗?

季羡林:不熟。就是见过。

蔡德贵:他的夫人是搞医学的。有个故事您知道吗?金岳霖先生一个人过日子,家里养一只鸡。赵元任在北京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元任的夫人赶快过来帮帮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当过大夫,杨步伟当时认为大概金岳霖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岳霖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金岳霖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鸡下蛋以后,金岳霖高兴极了,说到底是大夫。据说金岳霖的逻辑学课程是赵元任让给他的。您不是说过,金先生讲课,有一次说用中文讲不下去了,就哭了,说还是用英语讲吧。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跟张岱年先生来往比较多,张岱年先生人品很好。

季羡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