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0日下午2:20～4:10

蔡德贵：过去您对张曼菱保护了一下，她困难的时候您帮助了她。您在东厂胡同去看您，有个朋友进去以后，您不在家，出来的时候，腿打哆嗦。那个人是谁呢？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不是臧克家吗？

季羡林：不是。忘记是谁了。

蔡德贵：您一住就是五六年，吃饭怎么解决？

季羡林：不做饭。到东来顺吃肉饼。那是固定的。牛羊肉的，反正是清真的，东四那个清真寺的教长马松亭，不但请我吃饭，而且请我去沐浴。马松亭送了几个穆斯林学生给胡适校长，考试那是考不上的，后来有的当大使，有的当武官。都成才了。

蔡德贵：马松亭的威望很高吗？

季羡林：嗯。马松亭那个人是个政客。

蔡德贵：他办的成达师范学校还是不错的。

季羡林：对。

蔡德贵：马松亭在政协待过吗？

季羡林：嗯。

……

蔡德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您参与多吗？

季羡林：也不多。我支持，因为我们很多会挂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很多会挂在这个会上办的。

蔡德贵：与会长、副会长联系也不多。北大的袁行霈您联系多吗？

季羡林：基本上没有来往。他比我要晚一辈。

蔡德贵：裘锡圭您来往多吗？

季羡林：裘锡圭那个人是治学很严格，一点政客的习气也没有。搞古文字的。

蔡德贵：来往多吗？

季羡林：不多。我对他很尊重，有学问。

蔡德贵：据说到复旦了。白化文呢？

季羡林：白化文比我晚一辈了。那个人很有意思，能写骈体文。

蔡德贵：您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写过一篇。

季羡林：嗯。

蔡德贵：刘梦溪在您九十大寿时写的一篇也很不错。他不是北大的，您很熟。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刘梦溪不是北大的。

季羡林：他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研究院啊，属于文化部的。

蔡德贵：谢冕呢？

季羡林：谢冕认识，不熟，是搞文艺理论的。

蔡德贵：先生的脑子就是好使啊。白化文和谢冕，他们都是中文系的。

季羡林：中文。

……

蔡德贵：季承大哥进去的时候也害怕。

季羡林：（笑）进去很深，好几层院子，北门进，东厂胡同可以出，不一定走。后来语言研究所搬进去了。

季承：先生住西屋。罗常培在南边的第一个院住。西屋在第二院。翠花胡同朝北。

蔡德贵：北门进是第3层的。

季羡林：罗长官，外号叫罗长官，就是一个长官的架子。

蔡德贵：您系主任一点架子没有吗？

季羡林：拿不起来。不会那个。

蔡德贵：您可是洋博士啊！

季羡林：不会。

蔡德贵：年轻时候没有架子，后来也没有架子。魏林海掏粪工人。

季羡林：他自己讲是掏粪工人，也不一定是掏粪的，环卫工人。

蔡德贵：他收集北京俗语，快出书了。

季羡林：不简单。

蔡德贵：您跟罗常培有来往？

季羡林：有来往。他比我高一辈。

蔡德贵：吴晓铃是他的学生了。

季羡林：嗯。吴晓铃是他的学生。

蔡德贵：胡适内定他系主任。是确有其事呢？还是传说？

季羡林：确有其事，不见面的敌人。

蔡德贵：一直跟他没有来往吗？

季羡林：没有。他那个人啊，后来没有来往，倒不是因为这个。他的作风啊，就是北京的市侩。吴雪，你知道吗？

蔡德贵：知道。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

季羡林：嗯。他跟吴雪挺熟的。

蔡德贵：吴晓铃是北京人吗？

季羡林：哪里人，不知道。

蔡德贵：吴雪演《沙恭达罗》。

季羡林：嗯。

蔡德贵：那时候还没有名气。

季羡林：没有。

蔡德贵：吴雪那个人不漂亮。

季羡林：漂亮谈不到。她那个角色也用不着漂亮。那个《沙恭达罗》里面有怒气冲冲的罗汉。

蔡德贵：演过以后还有联系吗？

季羡林：没有。因为那个印度总统来，演过一次，那个周恩来陪着。吴雪演完一个角色以后，也在下边陪着印度总统。陈毅那次也去了，陈毅那时候是副总理。周恩来兼着外交部长，他的，周恩来的外交啊，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右倾机会主义。

蔡德贵：类似投降派了。

季羡林：它不是这样子，他是办外交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办外交没有什么事不事，外交不应该这样子。本国的利益为主。以大事小，以小事大，都不行。我跟那个杨秀峰啊，访问非洲，到（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那里，到那个地方的话呢，让我们，杨秀峰中共中央委员，高等教育部部长。把我们摆在客厅里面，一摆就是两个小时。我说我们走吧，在这里干吗啊？杨秀峰不敢。他当官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没有乌纱帽，也不怕丢。塞古·杜尔为什么在中国那么有名呢？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在北京开过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开的。当时的“和大”（世界和平大会）就是进步的组织。后来那个陈昊苏不是“和大”的头儿吗？

蔡德贵：后来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啦？

季羡林：嗯。对。

蔡德贵：陈毅的儿子。现在他下来了。

季羡林：陈昊苏啊？他做过广播电视部的部长。

蔡德贵：可能是副部长。

季羡林：做过。

蔡德贵：应该是副部长。

季羡林：大概是。不知道。

蔡德贵：您跟陈毅很熟吧？

季羡林：不熟。

蔡德贵：您欢迎他返校吗？

季羡林：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子。沙滩啊，好几个院，谁出来当主席，后来没有办法，就由工会主席出面欢迎，我是工会主席，说，欢迎陈毅同志返校。他说我不是什么北大的，我是偷听的。他的正式的地方，是中法大学，中法没有什么学术，所以他就住北大东厂胡同，赁一间房子，听北大的课。

蔡德贵：旁听生。

季羡林：偷听生。

蔡德贵：偷听生不用办手续。

季羡林：不用。

蔡德贵：您对他是敬而远之。

季羡林：我都是敬而远之。

蔡德贵：您对周恩来的外交当时就不满意啊？

季羡林：嗯。当时就不满意。外交不能这么办，外交首先应该保护本国的利益。阿尔巴尼亚，一家两辆自行车，没有人偷。摆街上也没有人偷。我们自己买凭票，还买不着。我当时认为是不正确的。周恩来交什么朋友呢？阿尔巴尼亚，还有那位西哈君，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啊，简直是个小丑。

蔡德贵：师母到底比先生大多少岁？先生说大8岁。

季承：不可能，还是4岁。我这里有他的记录。

蔡德贵：您给师母过生日吗？

季承：我们不大过。

蔡德贵：您跟外国领导人接触多吗？

季羡林：也不少。上次跟这个杨秀峰出访，外国总统、总理出来招待，见过不少的，有几十位。很多领导人都见了。

蔡德贵：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季羡林：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那里。以大事小么，把我们摆在客厅里，一待就是两个小时。那个西方的外交官，进来就长驱直入。后来我说，咱们走吧，杨秀峰他是个官僚，他哪儿敢哪。我在那里吃了窝囊气。我们自己讲的以大事小，现在就试一试。

蔡德贵：在那里待两个小时可够难受的。

季羡林：当然够难受的。特别是西方外交官，一进来，大踏步往里走。

蔡德贵：有一次到非洲，换飞机在哪里呢？

季羡林：就是从这个达卡，到非洲去的时候，拿飞机票是大问题了。我们在国内，那个大使馆啊，不负责任，本来应该准备好机票，结果我们没有，没有办法，大使馆又不在那里。

蔡德贵：送了一支钢笔解决了吗？

季羡林：不是那么简单。后来就因为我能讲英文，杨秀峰叫胡沙，胡沙不会讲外文。我们去交涉，交涉还是几张飞机票到开罗，费劲了。最后是什么呢？万金油起了作用。（以前讲过的略）那时候出访的，都带万金油，那个管用。

蔡德贵：您去过三四十个国家，还是有很多故事。

季羡林：当然是。

蔡德贵：在日本那一次也受气了。

季羡林：后来我想，那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人说话嗓门儿大。人家就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在新大谷，我说那是自己找的。回来我曾经写过文章，劝我们的同胞，说话啊，减少几个分贝。

蔡德贵：您也有很光彩的经历，您住过总统套房吗？在印度吗？

季羡林：在印度。我出国到过近40个国家。

蔡德贵：接待规格最高是在哪里？

季羡林：没有比过。

蔡德贵：在哪里最舒畅？

季羡林：印度比较舒畅。在印度，我们住在总统府里面，不是总统套房。那时候一张床，一个极大极大的房间，中间摆一张床，我这个土包子，睡不着觉。那个房间大极了。

蔡德贵：是圆床吗？

季羡林：忘记床什么样子了，反正摆在屋子中间，睡不着了。那个房间大极啦。

蔡德贵：欧洲您转的国家不多啊，瑞士、德国、法国。

季羡林：英国没有去过，我不愿意到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另外一个是北朝鲜。

蔡德贵：您去韩国的待遇很高。

季羡林：韩国很好。那时候的大使是学生张庭延，他的夫人是谭静。都是学朝鲜语的。

蔡德贵：他给您准备过花生米。

季羡林：就是啊！后来，花生米没有多少。所以我们后来回国，给他寄去十斤。他一定要那个市面上的那种，老农的。不能要香港的那个（有奶油味），味道就是不一样。

蔡德贵：您去台湾与政界没有交往吗？就是北大校友，圣严法师。

季羡林：没有。给胡适扫墓，《站在胡适之墓前》的文章就是那次。那篇文章得过当年的河南的散文状元。

蔡德贵：香港您去过几次。

季羡林：香港去过几次。在那里住过一阵儿。

蔡德贵：对去莫斯科的印象糟糕。

季羡林：就是看五年计划，不看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