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5日下午2:30～4:30

季羡林：现在我们在口述历史，是不是？

蔡德贵：对。您开始的时候，说录八九次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口述了近70次了，时间长了有个好处，把您原先回忆不起来的，都回忆起来了。所以非常顺利。

季羡林：对。

蔡德贵：有一件事情很巧，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的校长曹云祥和上次来看您的潘石屹，是同一个宗教巴哈伊教。

季羡林：哦。

蔡德贵：曹云祥那时候叫大同教，现在叫巴哈伊教。

季羡林：什么？巴哈伊？

蔡德贵：我1996年在山东大学成立巴哈伊研究中心的时候，给您打个电话，请您当顾问。当时跟您大致说过一点巴哈伊教的教义。

季羡林：嗯。

蔡德贵：巴哈伊教的总部在以色列。巴哈伊教的教义中心是一个“和”字。和儒家的理念相同。巴哈伊教的中心思想如果用一个字阐释：是和。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和”字有“禾”，有“口”，用您的话说，就是人人张口都有饭吃，有话说。巴哈伊教主张，消除极端贫富，就是解决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和字的延伸就是和谐。谐字有言字偏旁，有皆字。就是人人都要说话，民主议决问题。巴哈伊教提倡的是磋商理念，就是解决人人可以说话的权利。巴哈伊教如果用两个字解释，就是团结，“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就是解决世界大团结的。巴哈伊教如果用三个字解释，就是三个一。就是上帝独一、宗教同一（源）、人类一家。而且，主张一个家庭如果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孩子，那么优先培养女孩，因为女人长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女孩将来会成为母亲，母亲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下一代。

季羡林：这个有道理。

蔡德贵：这个宗教创立很短，1844年创立的，但是到现在发展很快，中国已经有2万多教徒了。

季羡林：哎呀，那不少啦。

蔡德贵：国家宗教局的叶小文非常欣赏这个宗教。巴哈伊教和中国的和文化很一致。

季羡林：嗯。

蔡德贵：头几年您和许嘉璐等签署了中国文化宣言，讲中国传统文化的。

季羡林：不记得了。

蔡德贵：海外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个大问题了，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必须精通英语，精通中文。这方面，您谈得不多。您很肯定敦煌这个地方。

季羡林：对。

蔡德贵：现在四大文化应该怎么交融？交流的障碍还是语言的问题。海外不容易了解中国。

季羡林：林语堂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英文好。

蔡德贵：林语堂年轻时候反对传统文化，晚年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您见过林语堂吗？

季羡林：忘记了。不敢说。

蔡德贵：有个谭云山，您和他很好吧？

季羡林：也不是很好。反正是中印友好协会的。

蔡德贵：他的儿子谭中，来看过您。

季羡林：谭中在美国芝加哥。

蔡德贵：谭中是印度的教授，退休后在芝加哥定居。谭云山也是在印度的。

季羡林：一直在印度。

蔡德贵：湖南人。

季羡林：湖南。

蔡德贵：和谭云山交往就是在中印友好协会。

季羡林：我们第一次访问印度缅甸，当时团长是丁西林，副团长是李一氓。20年代的党员，他做统战工作不行。作风不行，有优越感。

蔡德贵：在代表团发过脾气吗？

季羡林：也没有发脾气。

蔡德贵：您是那次见的谭云山吗？

季羡林：当时一个规定，不许跟谭云山打交道。

蔡德贵：为什么呢？

季羡林：他是国民党的，代表国民党。

蔡德贵：后来您和谭云山怎么接触的？

季羡林：后来他回国了，转变了，从国民党转向共产党了。后来给他搞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

蔡德贵：他没有回印度吗？

季羡林：回去了，印度不是有个泰戈尔国际大学吗？谭中的爸爸，是谭云山。给他补了个政协委员，还是回印度，他在国内，他也没有地方待。政协委员也没有工资。

蔡德贵：谭中也是印度籍。

季羡林：谭中是美国籍。

蔡德贵：谭中还是印度籍的，我在芝加哥见过他。

季羡林：不知道了。

蔡德贵：班固志是怎么回事呢？

季羡林：不是我的学生。王树英的。

蔡德贵：您见过班固志？

季羡林：见过。

蔡德贵：您和印度的朋友来往多吗？

季羡林：不多，尤其到了301医院。

蔡德贵：印度的巴哈伊有240万。

季羡林：这么多啊！

蔡德贵：新德里一个巴哈伊教的莲花堂，游客超过泰姬陵了。以色列的巴哈伊教总部去年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福建的土楼一起公布的。

季羡林：哦，是这样子啊。

蔡德贵：这个新兴宗教，在大学里有些外教在讲，影响很大。

季羡林：嗯。

蔡德贵：您去泰姬陵照过相。您去过几次泰姬陵吗？

季羡林：嗯。去过几次。

蔡德贵：泰姬陵实际上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

季羡林：那当然啊！吗哈尔是什么意思？阿拉伯文的庙怎么说？陵应该是阿拉伯文的。

蔡德贵：应该是哈拉姆，金字塔就是陵墓。

季羡林：波斯也是伊斯兰文化。泰姬陵下面有个饭店，我们住在那里。

蔡德贵：红堡您也去过吗？

季羡林：去过。

蔡德贵：您去印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季羡林：印度的火车车厢之间不通，不能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必须到大站，下来才能过去。

蔡德贵：代表团不是在一个车厢里？

季羡林：不在一个车厢。那个代表团挺大的，艺术家有吴作人、常书鸿，歌唱家周小燕，张骏祥。

蔡德贵：那次您跟吴作人交往很多吧？

季羡林：对。后来这样子，吴作人病了，病了，听说，他写我的名字季羡林，不停笔。我后来就看他去。

蔡德贵：想您了？

季羡林：他也不知道，神经不行了。

蔡德贵：还认得您吗？

季羡林：大概还认得。

蔡德贵：和吴作人交往，就是那时候在印度和缅甸经常在一起。您和他交流很多。

季羡林：那，一天在一起。

蔡德贵：代表团还分组吗？

季羡林：后来分文科、理科了。文科组长是郑振铎，理科组长是钱伟长。我们走的时候是10月10日，在广东，叶剑英那时候是头儿。

蔡德贵：叶剑英宴请你们了？

季羡林：嗯。周小燕还在那里唱了，在广州，叶剑英那里。

蔡德贵：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上。

季羡林：嗯。那时候我们出来都有保镖，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还有力量。飞机没有轰炸过，但是在上面，有轰炸的意思。有一次我们坐电梯，忽然来了空袭警报，停电了，把我们困在里面了。就是在电梯里面。

蔡德贵：在里面困了多长时间？

季羡林：不是太长，反正也将近1个小时吧。别扭极啦。

蔡德贵：那时候还热呢。

季羡林：不是热。丢个炸弹，你逃都没有地方逃。

蔡德贵：那是电梯惊魂了。

季羡林：嗯。

蔡德贵：电梯里几个人？

季羡林：我，别的我忘记了。

蔡德贵：走的时候是在白云机场吗？

季羡林：嗯。我们住在一个岛上。

蔡德贵：您去非洲是1964年。

季羡林：1964啊，秀峰啊，是团长，钱其琛是随员。

蔡德贵：钱其琛那时候是毛孩子了。

季羡林：嗯。他会点英语。有一次我们到那个科纳克里，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杨秀峰到东非去一个什么任务。他就带着钱其琛，去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