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经营的事业，既在极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败，三种刊物皆停顿了，自然也就轮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设法来还债了。按照情形说来，则单是上海方面各书店积欠《红黑》的账款，若可结算清楚，已经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这种账目自然是无从清结的。外埠的账则按照习气，更毫无收回的希望。故我们皆想作点别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么事情，只除了做官，我们皆预备去试它一试。

文章自然还得继续作下去。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民族文学遭受奚落，经营新书业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归，整个情况渐趋衰颓时节，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便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那时上海方面所谓左倾作家，对于他们是莫不以一种偏持感情，与某种小报相应合，造作过若干谣言，加以诬蔑的。然到后来海军学生因左倾事被逮捕时，所谓同志们，除袖手旁观外不闻作任何营救。为海军学生各处去电设法营救的，便也就正是成为所谓有“前进思想作家谣言与轻视之准的”的两人。）

我过吴淞中公教书约一个月后，适之先生听说海军学生夫妇，皆因为写文章已不能解决生活，便找他问是不是想作点事情，海军学生回家时，便从吴淞邀我过上海去商量，还是“死守残垒，在上海支持下去”较好？还是“暂变计划，向外省过些日子”较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原来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机会，当然还是作事！”

商量结果结论也就只这样。但假若一个去外省做事，另一个又怎么办？便成为新的应当好好处置的问题。当时海军学生可去的有两个地方，一是山东高级中学，一是河南某中学，应去的地方既一时还不能决定，故丁玲如何也难于决定。后来海军学生已决定去济南，地方离上海不远，为了一个人教书方便，一个人写作方便，故两人就暂时分住两地。海军学生独去教书；丁玲女士则留在上海，仍然写她值三块钱千字的小说。萨坡赛路一九六号换了个二房东，仍然贴了招租条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楼。

海军学生过济南时，两人原已约定，教书的应认真教书，不许成天写信，做文章的也应好好作文章，不许成天写信，必需半年后教书的赚了一笔钱，写文章的积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见面，再来讨论新的生活方法。这种计划当然极好，因为也只有这种计划，两人方能把生活展开，基础稳固。要作事顺手一点，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军学生抱了满腔希望一脑子计划上火车后，为了实行两人计划，丁玲女士也当真写了些文章。海军学生则一到济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两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会有成绩。但两人似乎还像年青了一点，从上海过济南的信，大约总只说上海如何沉闷，如何无聊，从济南过上海的信，大约也总只说济南如何无朋友可以谈话，事又如何忙，学生又如何好。这样一来，济南的这一个既不能过上海，却已无理由不让上海那一个过济南了。

可是总共不到一百天，两人又从青岛回到上海了。两人一来住在环龙路某同三十三号，一见面问他为甚么又跑回来，就说济南不是教书的地方，风潮闹得不成样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们，海军学生方独自告我，他们回来简直逃脱的。只说省政府要捉他们两人，为闹风潮还是另外为别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说我也就不详细去问。照我估计则实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东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观，也许因为风潮扩大，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谁比武，记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开吧。”

过几天，我从冯沅君处多明白了些这两人从青岛逃出山东的原委，我当时可胡涂了。两人虽同当时左冀作家中态度极诚实的姚蓬子相识，同另外一个×也常见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不会同某方面组织接头的。并且稍前一时作家的露面，已因为，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冀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我因此另外听到了些关于两人态度转变的说明，这说明当然是荒谬的，极不得体的。因为关于这转变，海军学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谈过了的。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他们不欲明白这问题适不适宜注意，却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塌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

好在上海不比济南，既然回来了，在租界上是不会被捉的。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处置总还不很费事。两人就照原来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发下去，也许比教书还可以弄出点好成绩来。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出各种可以使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来办个刊物，不需要什么报酬来作这件事。一切计划自然皆只证明我们依然还是小孩子，但凭了一点单纯的信仰，只想把一个刊物来逼我们努力，在努力中把我们文章写好，却毫不知道写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们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章，我们的理想，也就永远皆无出路。

两人初回来时，光华方面似乎还可从蓬子处接洽，卖些文章给登在《萌芽》杂志上，或将旧稿交给书店印书，但另外方面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文章就已生了问题。过不久，《萌芽》停了，书店又太穷，两人已不能按时拿钱，海军学生的稿件给《小说月报》的，给《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过《妇女》杂志的，也有了不能载出的问题。究竟为甚么呢？当时的各个编者是不说及的。照我想来则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实了点，二，已到了不许商人从普罗作品赚钱的时节，因此两人文章便无法出脱了。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商人所支配的各杂志，皆不愿再接收这种作家的作品，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成的文章不能卖出，已成集的文章更无主顾可寻，故两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穷困里去。

两人文章不能多写，性情也仿佛有了些变迁。平时生活虽拮据万分，却有说有笑，精神身体，亦极其健康。从济南回来便沉静了些，不必说一方面自然是过去一切不坚实的感情和观念，皆得在两个人一种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使他们沉默了。

丁玲女士又应当自己来作娘姨厨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烧炉子，煮饭，为了经济，样样事情皆派在头上来了。

但同样是这个人，在北方却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梦珂》，正成为大学生人人耳所熟习的名字。北方朋友来信时，总常常谈到关于她一本书在北方的种种影响，以及各样传说。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却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尽管有多少读者皆需要读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却无从找寻一个发表她新作的杂志。北方她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南方的商人视线却已注意到《小学儿童故事》《呆女婿》《三国演义连环画》等等书籍编纂上，不再理会小说，更不愿印有被禁被罚的小说了。

海军学生是时大致已参加了某种活动，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处去总把眉毛凝聚成一条线，把手节骨捏得剥剥地响，且忽然又握紧了拳头，向空挥击。他似乎很容易生气，但所受的气来源却很远。好像这个人的理想有了一种事业把它凝固了，他实际上快乐而且健康，不过表面上看来与过去稍稍不同罢了。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

两人为了一点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学问了，便很努力来阅读新出书籍，且重新预备要习英文日文。见了他们时，问他们“是什么一种计划，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总只是笑着，把一本日文读本向身后抛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从你知道什么，我会自己跑到徐家汇杨树浦去。”我问她：“你是不是研究妇女劳工问题？”她就说：“这要研究吗？我才不必明白这些！我要学好日本文，看他们好翻译好著作。理论是告给大学生中学生的东西，作品方是真正大众的东西！”我或者问海军学生：“你呢，你难道也……”那海军学生最欢喜在人说话中间说话，我话还不说完他就说：“我不满意目下人做的理论，我不欢喜那种理论。”

我应当说：“我并不同你讨论这问题”，但我并不开口。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秋天十月，过了年，他们搬了两回家，再到第二年八月我过武昌时，他们一共搬了四次。他们正在逃避什么，只想把家搬到一个无多几人知道的隐僻住处去。他们为什么必需如此不怕麻烦的搬来搬去，我并不曾细究问过，却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从他屡迁住处的情形想来，这海军学生是逐渐将为人所注意，故不得不谨慎机警如山狐，避开他的敌人的。

每次我到他们那里，海军学生有事必须出门时，那个正蹲在地板上浣洗手巾或做别的事情的丁玲女士，必带着担心又带着关切神气，说着“又要去吗？”“准备好了吗？”“还无结果吗？”海军学生一句话不说走过来吻吻她的额部，或微带庄严如一个作爸爸的神气，拉拉蹲在地板上的一个，便橐橐橐的走下楼梯了。

我到武昌了后，来信问他们生活还有意思没有，海军学生回信常极简单，总是说“过得去”，“忙得很”，“妈妈虎虎”，一类话语，此后就说一点旁的几人所习惯的笑话。丁玲女士来信则只说信由什么转较好，同时问点武昌方面地方情形。从两人信上看来我总觉得两人皆强悍了许多。正譬如两人成天在注意那些粗暴人物的性情，粗暴人物的行为，粗暴人物的思想，自己也不由得不弄粗暴了似的。一份新的理性慢慢的正在这两个人灵魂上占了优势，把浮在生活表面的感情加以洗涤，加以澄清，两人渐渐的变得单纯起来了。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就需要这种单纯，且必需把理想培养到这种单纯里，方能见出眩目的光辉。但这种性格，于海军学生方面，则毫无可疑可以作许多事情，发展他处置事务的长处，若影响于感情繁复的丁玲女士，则丁玲女士是不是还适宜于执笔握管有所写作？当时想来我就觉得十分可疑。因为我觉得海军学生生活方式有些方面应同丁玲女士取径不同，我就写信去上海告给他们一些意见。海军学生材能与勇气皆适宜于在事业上发展，丁玲女士却很明显可以看出“写作的天分”胜过“办事的材具”。两人若想把自己一点长处用到最适当的方面去，海军学生可以去作实际工作，丁玲女士则似乎只宜于作文化工作。我的意见所得的回答很好，海军学生有信说：“休，你来信说得是，不尽只那一个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正当办法经验，再来从事写作。”我很相信他的话，我觉得这才是事。不过这海军学生，注意那些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东西接近，来从其中弄明白改造他们的方式，假若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先就为他们毁坏了自己，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出一个新的办法？海军学生很显然的，还是个理性难于驾驭自己感情的人，对历史智识又稍少了些，勇敢处使他可以作出分事业，那是毫无可疑的，不过同时这种勇敢处，也就可以成为疏忽，将他自己带入面前深阱里去。并且我很担心在那分生活里，丁玲的一切是会牺牲在意料中的。我将我的感想告给他们时，丁玲来信就说：“……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个分作计较。”

一月里武汉大学放了寒假，我便过了上海。

编者语

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