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岁，结婚。五十二岁，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持续多年；但实际上，它只不过延续短短数日。他从不是已婚男人，也从不是离婚的男人，而是碰巧有一段婚姻插曲的终生单身汉。尽管他并不逃避丈夫的表面责任（他是忠诚的，他供养妻子和孩子，他肩负起所有的责任），但他显然不胜任这个角色。对此他就是没有天分。

母亲和他结婚时只有二十一岁。在短暂的求爱期里，他品行端正。没有大胆的企图，没有男人兴奋时气喘吁吁的动手动脚。他们偶尔会牵牵手，交换一个礼貌的晚安之吻。洋洋数言，两人却从未论及爱情。直到婚礼来临时，他们也只比陌生人稍微熟悉一点。

不久我母亲便意识到她的错误。在蜜月结束之前（那次蜜月，在我找到的照片上有完整记录：比如，他们两人一起坐在如镜的湖边一块岩石上，身后一道宽阔的阳光一直延伸到阴影中的松树斜坡，父亲的手臂环绕着母亲，两人互相注视，羞怯地微笑，就好像摄影师要求他们把这一刻的姿势摆得过久），甚至在蜜月结束之前，我母亲已经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成功。她哭着跑到她母亲那儿，说想要离开他。不知怎么，她母亲成功地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再试一试。然后，就在尘埃落定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突然，要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

有时候我会想：在那家接待蜜月旅行者的尼亚加拉瀑布旅馆，我是如何被怀上的。并不是说这事在哪儿发生有多重要。而是这样一种想法：一定曾有一次毫无激情的拥抱，在寒冷的旅馆被单下一次盲目的、出于责任的触摸——这想法使我意识到自身的不确定性。尼亚加拉瀑布。或两个身体交缠的偶然。然后就有了我，一个随机的胎儿，就像某支枪管里的莽撞分子，射入了瀑布。

八个多月后，在我母亲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个早晨，她醒来告诉我父亲孩子要生了。瞎说，他说，再过三周才是预产期——随即便去上班了，车也没有留给她。

她等待着。想或许他是对的。她又等了一会儿，然后打了个电话给一位妯娌，请求她送她去医院。我伯母那一整天都陪着母亲，每隔几小时就打电话给父亲要他过去。后来他好像说，现在我忙着，事情做完我就过去。

午夜刚过，我来到了世上，屁股先出来，毫无疑问我大声哭着。

母亲等着父亲出现，但他直到次日早晨才到达——由他母亲陪着，他母亲要来视察第七号孙儿。那是一次短暂而不安的访问，然后又去上班了。

当然，她哭了。毕竟她还年轻，未曾预料到这一切对他而言意味得如此之少。但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事。开始不会，最终也不会。他根本不可能在他所在的地方。因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在别处，在这儿和那儿之间。但永远不会真的在这儿。也永远不会真的在那儿。

三十年后，同样的戏剧性场面再度上演。这一次我在场，我亲眼见证了一切。

在我自己的儿子出生之后，我曾想：这肯定会让他高兴。难道不是每个男人都乐意成为祖父么？

我曾经希望看他溺爱这孩子，以此向我证明，他毕竟有能力展示某些感情——证明他终究能像其他人那样动情。而假如他能对他的孙儿表达爱，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向我表达爱的间接方式吗？你不会停止渴望获得父爱，即使在你长大成人后。

然而，人的本性难移。我父亲加起来总共就只看了三四次孙子，而且从来都不能将他与日日降生于世的其他孩子区分开来。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丹尼尔时，丹尼尔只有两周大。我可以栩栩如生地记起那一天：6月末一个酷热的星期天，热浪袭人，乡村的空气潮湿灰暗。父亲停好车，看着我妻子把孩子放进童车里小睡，就走过来打招呼。他把头探入童车十分之一秒，然后起身对她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然后没有停下脚步走进屋内。他或许也会这么谈论在超市排队时遇见的陌生人的孩子。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去看看丹尼尔，哪怕一次也没有要求抱抱他。

所有这些，只是一个例子。

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我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类，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一个人会说：我觉得冷。或者他什么都不说，我们会看见他颤抖。不管哪种方式，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当一切都无迹可循，当一切都与世隔绝、无影无踪的时候，人们能做的就只有观察了。但人们能否从所观察到的东西里找出意义，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假定任何事。

他从不谈论自己，看上去从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好像连他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

他无法谈论它，所以将之推向沉默。

假如除了沉默一无所有，那么由我开口说话岂不是太过冒昧？可是：假如除了沉默真的还有什么的话，我会不会首先感到讲话的需要？

我的选择有限。我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我可以谈论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至少，我想摆出事实，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它们，让它们说出任何它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但即使是事实也不总能讲出真相。

表面上他是如此执拗地保持中立，他的行为又如此断然地墨守成规，以至于他做的任何事都叫人惊讶。人们很难相信有这样一个人——他缺少感情，对他人的索求又如此之少。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躲在这个不在的人里面，于是关键就在于，要找到他。条件是他在那儿等着被找到。

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方案的核心是失败。

最早的记忆：他的缺席。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会一清早就出门上班，在我醒来之前；而当他回家时，我早就睡了。我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生活在她的轨道里。我是个小月亮，环绕着她那巨大的地球，我是她重力星球里的一颗尘埃，我控制着潮汐、天气和情感的力量。他总是对她说：别那样瞎操心，你会宠坏他的。但是我身体不好，她利用这点来解释她给予我的大量关注。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间，她在她的孤独中、我在我的胃痉挛里，我们在诊所耐心地等人来平息我的胃里持续不断的暴动。即使在那时，我也会以某种绝望的方式抓住那些医生，希望他们能抱住我。似乎从最初开始，我就在寻找父亲，疯狂地寻找与他相似的任何人。

稍后的记忆：一种渴望。虽然我的心智时时会以最小的借口来否认这事实，我仍然固执地继续期待着那从未给予我的东西——抑或给予得如此少如此随意，以至于这就像发生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外，发生在一个我一次只能生活几分钟的地方。并非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只是他看上去心不在焉，无法望向我的方向。最主要的是，我希望他能注意我。

任何事，即使最小的事情，也足够了。怎样关注呢，举个例子，有一次星期天全家去一间热闹的餐厅而不得不等座时，父亲把我带到外面，掏出一只网球（从哪儿来的？），并在人行道边放上一分钱，就开始和我玩游戏：用网球击向那一分钱。那时我不过八九岁。

回首往事，没有更琐碎的小事了。然而我曾经是局内人、父亲曾不经意地与我分享他的倦怠这一事实，就几乎令我充满快乐。

更经常的，则是失望。有时候，他看上去变了，略略敞开了心扉，然后突然地，他就不在那儿了。有一次，我成功地说服他带我去看一场橄榄球比赛（巨人队对芝加哥红雀队，在洋基体育场或保罗球场，我忘了哪个），在第四节比赛中，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现在该走了。”他想“抢在人群前面”，以免陷入交通堵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能说服他留下，然后我们就走了，就那样，当时比赛还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当我跟随他从水泥看台拾级而下时有一种荒诞的绝望，更糟的是在停车场，看不见的人群的欢呼声在我身后咆哮。

你无法相信他会了解你的需要，预见到你可能会有的感觉。你得自己告诉他这一点就先教人扫兴了，在一个音符都没奏响的时候就干扰了梦想中的和谐。然后，即使你真的告诉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他会理解你的意思。

我想起有一天和今天非常相似。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屋子里懒散而安静：是半速前进的世界。父亲在小睡，或刚刚醒来，不知怎么我也在床上，我们两个单独在房间里。给我讲个故事。一定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没在做任何事，因为他仍在午后的倦怠里昏昏欲睡，他就照我说的做了，毫不耽搁地开始讲故事。这一切我记得如此清晰。就好像我刚刚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光线灰暗，床上的被子杂乱，就好像，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随时回到那个场景。

他给我讲在南美洲的光荣岁月。那是个探险故事，充满致命危险，末路狂奔，以及匪夷所思的命运转折：带着大砍刀在丛林突围，赤手空拳与匪徒搏斗，在他断腿的时候打死了那个笨蛋。他的语言华丽繁复，可能是他小时候念过的书的遥远回声。但恰恰是这种文体风格令我着迷。他不仅在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新东西，向我揭开从前的那个世界，而且他在用新鲜陌生的词语讲述这一切。这种语言就像故事本身一样重要。它属于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两者无法区分。其极度的陌生性，是真实性的证据。

我没有想到这或许会是个编造的故事。此后很多年，我依然深信无疑。即使到了本该更懂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那里面有一定的真实性。这故事给了我一些可以抓住父亲的东西，我不愿放手。最终我可以解释他神秘的逃避和对我的冷漠了。他是个浪漫的人，一个有着隐秘和刺激往事的男人，他如今的生活只是一个停留之所，一种等待下一次冒险开始的方式。他在制订计划，想办法取回埋在安第斯山深处的黄金。

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想做大事的欲望，以英雄式的行为感动他。他越冷漠，对我而言赌注就变得越高。但假如一个男孩的愿望是坚定而理想主义的，那么这个愿望也极其现实。那时我只有十岁，没有可以让我从着火的屋子里救出的孩子，没有海员等待我拯救。另一方面，我是个优秀的棒球手，“小联盟”球队里的明星，尽管父亲对棒球没有兴趣，我仍然想：如果他来看我比赛，就一次，他也会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最后他真的来了。那时我的外祖父母正好来玩，外祖父是个棒球迷，就和我父亲一起出现了。那是一场阵亡战士纪念日的特别赛，球场满座。如果我真的要做点引人注目的事，那么是时候了。我还记得在露天木头看台上看见他们的情形，父亲穿着件白衬衫，没有系领带，外祖父则在他的秃顶上搭了块白手帕，以遮挡阳光——如今在我脑海中，整个场景都沉浸在这片炫目的白色光线里。

或许不用说，我搞砸了。我没有击出安打，在场上失去了冷静，我不可能比那时更紧张了。在我童年时期参加过的近百场比赛中，那场是最糟的。

比赛结束后，和父亲一起向车走去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打得不错。不，我说，很糟糕。好吧，你尽力了，他答道。你不可能每次都打得很好。

他并非在试图鼓励我。他也不是想显得不友好。只是，他说着那些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说的话，就像自动的一样。说这些话是对的，然而这些话被说得毫无感情，好像一次礼仪练习，那声音里抽象的语调差不多和二十年后他说“多漂亮的孩子，祝他好运”时如出一辙。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思在别处。

这事本身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我意识到即使我做了我希望做到的所有事情，他的反应也还会是一模一样。不管我成功或失败，最终他都无所谓。对他而言，我是谁并不取决于我的所为，而取决于我的身份，而这意味着他对我的看法绝不会改变，意味着我们固定在一种无法改变的关系里，有一堵墙将我们彼此隔开。甚至，我还意识到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只和他有关。一如他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他只是透过自身孤独的迷雾来看我，就好像离开自己好几步。我想，世界对他而言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不能真正进入的地方，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所有飞快掠过他的阴影中，我出生了，成为他的儿子，并长大成人，就好像我只是又多一个影子，在他意识的半明半暗之地出现又消失。

对他而言，和女儿相处要容易一些，她在我三岁半的时候出生。但是最终，却变得更加困难。

她是个美丽的孩子。极其柔弱，有一双褐色的眼睛，最细微的刺激都能令她流泪。大部分时间里她一个人，在有精灵和仙女的想象之地游荡，穿着有蕾丝花边的芭蕾舞衣舞蹈，以一种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歌唱。她是个微型的奥菲莉娅，看起来，注定过一种不断有内心挣扎的生活。她没交几个朋友，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即使还相当年轻，她把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痛苦和失败的噩梦。她发脾气，时常痛哭流涕，情绪起伏不定。总是好景不长。

她对我们周围不幸婚姻的细微之处比我更敏感，于是她的不安全感变得巨大而有破坏性。每天至少一次，她会问母亲“她是否爱父亲”。答案总是一样的：当然。

这不可能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谎言。如果真有说服力，那第二天也不需要再问同样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也很难看出真相如何会让情况变得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