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葬礼。这位匿名记者便有机会仿效维多利亚时代的通俗情节剧里最精挑细选的措辞。到如今谋杀已不再只是个丑闻。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娱乐。

奥斯特葬礼上遗孀滴泪未流

周日，安娜·奥斯特女士在监护下出席了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葬礼。

没掉眼泪，也没有一丝悲伤或动情的迹象，因与其丈夫哈里·奥斯特的离奇死亡有关而被拘留的安娜·奥斯特女士，周日早晨在监护下出席了这个男人的葬礼，由于该男人之死她暂被拘留。

无论是在克罗辛教堂，她自周四那晚之后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丈夫的遗容，还是在墓地，她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软弱。在审判的巨大压力下崩溃的唯一征兆是在葬礼上，仪式结束后，她要求下午和M.哈特曼大人见面，他是比耐扎台克教堂的牧师……

当仪式结束时，奥斯特夫人平静地把狐皮衣领在喉咙处拉紧，随后向警方表示她已准备好离开……

在程式化的简短葬礼后，出丧仪式在威斯康星街进行。奥斯特夫人要求她亦被允许前往墓地，即刻获得了警方的批准。因为没有人为她提供马车，她看起来很生气，或许她记起了那段短暂的富人时光，那时候在基诺沙可以看见奥斯特的豪华轿车……

……磨难变得特别长，因为准备墓地有些耽搁；而当她在等待时，她把最年轻的孩子山姆叫了过来，把他的大衣领在颈边更紧地围好。她轻轻地对他说话，但这是仅有的例外，直到仪式结束，她一直沉默着……

葬礼上一个显眼的人是塞缪尔·奥斯特，他来自底特律，是哈里·奥斯特的兄弟。他给予了年幼的孩子们特殊的照料，并试图安慰悲痛中的他们。

在演讲和游行时，奥斯特看起来对兄弟之死相当愤恨。他清楚地表明了他不相信自杀理论，并发表了对遗孀充满指责意味的评论……

M.哈特曼牧师……在葬礼上进行了生动的布道。他对在新墓地落葬的第一人是因暴力而死、并正处于他的黄金时期这一事实表示哀悼。他称赞了哈里·奥斯特的事业，痛惜他的早逝。

这位遗孀看起来并不为这些对她已故丈夫的赞辞所动。她冷漠地打开外套，允许教长从她的针织毛衣上切下一个口子，这在希伯来信仰里表示悲痛。

基诺沙的官员们仍然怀疑奥斯特是被他的妻子所杀……

第二天，1月26日的报纸上，有供认的新闻。在和拉比会面之后，她要求与警长会晤。“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微微颤抖着，警长给她一张椅子时，她明显非常紧张。‘你知道你的小孩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后者这么说道，他意识到这个心理最佳时期到来了。‘你不愿我们认为他在说谎，对吧？’然后这位母亲，数日来一直面无表情以避免显露藏在后面的恐惧，此刻放下了伪装，突然变得温柔，随后呜咽着说出了她那可怕的秘密。‘他完全没有对你们撒谎；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杀了他，我要忏悔。’”

这是她的正式声明：“我叫安娜·奥斯特。公元1919年1月23日我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杀害了哈里·奥斯特。我听见人们说射出了三发子弹，但我不记得那天开了几枪。我要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原因是，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虐待我。我向上述的哈里·奥斯特射击的时候，我几乎就像疯了。在我向他开枪的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过射杀他，上述的哈里·奥斯特。我想这就是我用来射杀上述的哈里·奥斯特的枪。我自愿做此声明，并非受逼迫而为之。”

记者继续写道：“在奥斯特夫人面前的桌上放着那把左轮手枪，她就是用这把枪杀死她丈夫的。当她说到它的时候，她迟疑地碰了一下那枪，然后把手收回，带着一种明显的恐惧的战栗。警长一言不发地把枪放在一侧，并询问奥斯特夫人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

“‘暂时就这些，’她镇静地答道，‘你为我签好之后，我会签。’

“她的要求——在短暂的瞬间她几乎又成了王者——获得了遵从，她确认好签名，然后要求被送回牢房……”

在次日的传讯中，她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无罪抗辩。“裹着绒毛大衣和狐皮长围巾，奥斯特夫人走进法庭……在桌前入座时，她向人群中的一位朋友微笑。”

根据记者自己的说法，审讯“波澜不惊”。但仍然，他忍不住做出这个评论：“当奥斯特夫人回到摆放着她精神状况报告的牢房时，发生了一件事。

“在相邻的囚室里，一个因为与已婚男人有染而被指控并拘留的女人被带进牢房关禁闭。一看见她，奥斯特夫人就打听这新来的人并了解案件细节。

“‘她应该被判十年，’当铁门无情地哐啷一声关上时，她说道，‘就是她那种人使我被关在这儿。’”

此后几天里，在一些有详细报道的有关保释的复杂法律讨论后，她被释放。“‘你是否注意到任何迹象表明这女人会缺席审判？’法官问律师们。是贝克律师做出了回答：‘一个像这样有五个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儿去？她依赖他们，法官也能看出他们依赖她。’”

有一星期的时间，媒体很平静。然后，在2月8日，有一篇报道说，“芝加哥一些犹太报纸积极支持进行诉讼。一些这样的报纸上有些专栏文章讨论奥斯特夫人的案子，这些文章极力主张她进行辩护……

“星期五下午，奥斯特夫人和她的一个孩子坐在律师办公室里，读了一部分这样的文章。当翻译向律师读着这些报纸的内容时，她如孩子般啜泣……

“贝克律师今天早上宣布，对奥斯特夫人的辩护将会是精神失常……

“人们估计，奥斯特夫人的审判将是基诺沙市巡回法庭审判过的最有意思的谋杀案之一，按现在的情况预计，这也是一个为女性辩护的人情味新闻故事，它将在法庭上全面展开。”

然后一整个月，什么都没发生。3月10日的头条是这样的：

安娜·奥斯特企图自杀

自杀发生在1910年安大略省的彼得伯勒——她先吞食了石碳酸，然后打开煤气。律师把这条消息带到法庭，以使审讯延期进行，那样他才会有足够时间取得口供。“贝克律师认为这个女人自杀的同时也使两名孩子的生命遭受威胁，这次企图自杀的行为事关重大，因为它可能证明奥斯特夫人的精神状况。”

3月27日。审判被安排在4月7日。在此之后，又是一星期的沉默。然后，在4月4日，仿佛事情正变得有点太过无趣的时候，又有了新进展。

奥斯特向兄弟遗孀开枪

“山姆·奥斯特，哈里·奥斯特的弟弟……企图为他兄弟的死复仇但未遂，今晨十时许，他朝奥斯特夫人开枪……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米勒杂货店门外……

“奥斯特跟随奥斯特夫人到了外面，就向她开了一枪。奥斯特夫人，尽管未被射中，倒在了人行道上，奥斯特回到杂货店宣布，照目击者的说法，‘好，我很高兴做了这个。’在那儿，他平静地等待着被捕……

“在警察局……精神完全崩溃了的奥斯特解释了枪击事件。

“‘那个女人，’他说，‘杀了我四个兄弟和我母亲。我曾试图帮忙但她不让我帮。’然后，当他被带进牢房时，他啜泣道，‘上帝会一直站在我这边，我知道。’

“在牢房里，奥斯特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帮助已故兄弟的孩子们。法庭拒绝任命他为房产管理人的举动近来令他不安，法庭宣称此案中的遗孀拥有部分权利……‘她绝对不是遗孀，’今天早晨他如是评论，‘她是个凶手，她不应该有权利……’”

“奥斯特不会马上接受传讯，以便此案进行更彻底的调查。警方承认其兄弟之死及随后的事件或许同样令他担忧，所以他并不完全对他的行为负责。奥斯特数次表达了他也想死的愿望，警方正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他自杀……”

第二天的报纸有些补充：“奥斯特在城市牢房里度过了一个相当糟糕的夜晚。好几次，官员们发现他在牢房里啜泣，看起来非常歇斯底里……

“警方承认奥斯特夫人因为周五针对她生命的攻击正处于‘不良精神状态’中，但警方同时宣布她将能够出席下周一晚上对于她的审讯。”

三天之后，政府开始审理此案。地方检察官声称谋杀是有预谋的，他非常依赖某个马修斯夫人的证词，她是米勒杂货店的雇员，她声称“在枪击事件当天，奥斯特夫人来过店里三次用电话。其中一次，这位目击者说，奥斯特夫人打电话给她丈夫，要他回家修理一个灯。她说奥斯特曾承诺会在六点钟到”。

但是就算她请他到家里，也并不意味着她打算一等他回来就杀死他。

反正也没什么两样。不管事实如何，辩护律师机敏地把一切都变得对自己有利。他的策略是在两个领域提供压倒一切的证据：一方面，证明我祖父不忠；另一方面，证明我祖母有精神不稳定的病史——两者相结合来制造一个可理解的杀人事件，或者说“因为精神错乱”而导致的杀人事件。哪一种都行。

贝克律师的开场白有意要从陪审团那儿获取每一丝可能的同情。“他讲述了奥斯特夫人如何艰难地与丈夫构建家庭和快乐，那时候他们度过了数年的困难时期，曾一度在基诺沙享受快乐……‘然后，当他们一起辛劳地撑起这个家之后，’贝克律师继续道，‘从城里传来了警报，安娜·奥斯特像块破布一样被抛在一边。她的丈夫不为家人提供食品，反而在芝加哥的一间公寓里包养了范妮·考普兰。她帮忙积攒的钱被一个更美丽的女人挥霍一空，在遭受这样的虐待后，她的精神崩溃有什么奇怪呢，而有一瞬间，她失去了自我控制。’”

第一位辩护证人是伊丽莎白·格罗斯曼，她是我祖母唯一的姐妹，住在新泽西州靠近布伦瑞克的一个农场上。“她的证词相当出色。她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讲述了奥斯特夫人整个一生的故事；在奥地利出生；年仅六岁时其母亲过世；八年后与她妹妹一起来到这个国家；在纽约女帽店里长时间制作帽子和无边女帽；以及这个移民女孩如何靠着这份工作积攒起几百美元的故事。她说起这位女子刚过二十三岁生日就嫁给了奥斯特；讲起他们的商业投机；讲起他们小糖果店的失败，以及去堪萨斯州劳伦斯的远行，在那儿他们试图从头再来，在那儿——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讲起他们返回纽约以及第二次生意以破产告终，讲起奥斯特逃到加拿大的事。她说起了奥斯特夫人跟随奥斯特到了加拿大；讲起奥斯特抛下妻儿，说他‘将要走自己的路’［原文如此］；讲起他如何告诉妻子他将带走五十美元，那样如果他死了钱就会被找到，可以用作一次体面的葬礼……她说他们住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哈里·鲍尔夫妇……

“格罗斯曼夫人故事里没能讲清的小小空白，由前郡警察局局长阿奇·穆尔和亚伯拉罕·洛补充，两人均来自加拿大彼得博罗郡。这些男人说起奥斯特离开彼得博罗的事以及他妻子的悲伤。奥斯特，他们说道，1909年7月14日离开彼得博罗，第二天夜晚，穆尔发现奥斯特夫人在他们破烂家中的一个房间里，遭受着煤气中毒的危险，她和孩子们躺在地板上的一张床垫上，而煤气正从四个开着的喷嘴里逸出。穆尔继而说起，他在房间里发现一瓶石炭酸，而这种酸的痕迹曾在奥斯特夫人的唇上找到。她被送去医院，目击者说，她病了好多天。这些男人都声称，他们认为奥斯特夫人在加拿大企图自杀的尝试无疑显示出疯狂的迹象。”

其他证人包括两个最年长的孩子，每一个都将家里那本难念的经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关于范妮的事，还有家里经常发生的争吵。“他说奥斯特有扔碗碟器皿的习惯，有一次，他母亲的手臂被严重割伤，以至于需要打电话找医生来处理。他声称在那些时候，他的父亲对母亲使用粗俗下流的语言……”

另一个来自芝加哥的证人做证说，她经常看见我祖母在间歇性精神焦虑的时候以头撞墙。一个来自基诺沙的警官“有一次看见奥斯特夫人在街上狂奔。他陈述说她的头发‘或多或少’地凌乱不堪，他补充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一位医生也被召出庭，他声称她患有“急性狂躁症”。

我祖母的证词持续了三小时。“在被压抑的呜咽声和泪水间，她讲述了她与奥斯特一同生活直至‘事故’发生的故事……奥斯特夫人在交叉问讯的严酷考验下表现良好，她的故事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讲了不止三遍。”

文章总结道：“贝克律师声情并茂地要求释放奥斯特夫人。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以雄辩的口吻把奥斯特夫人的故事重新又讲了一遍……好几次，奥斯特夫人被律师的发言感动得流下眼泪，而当这位律师描绘着一幅挣扎中的移民女性努力维持家庭的图景时，观众席上的好多女人也在啜泣。”

法官给了陪审团两种判决选择：有罪或者谋杀罪名不成立。不到两小时之后，他们做出了决定。一如4月12日的公告牌所示：“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陪审团就安娜·奥斯特女士一案做出如下判决：被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