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设辩护律师作证，不过乔安娜是我走马上任以来首宗重大凶杀案。我们根据物证化验结果逮捕了罗纳，罗纳却坚称自己无辜，罗纳的父母也向报纸记者说，警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人证或物证来逮捕罗纳。康州法庭以前也没有单凭化验结果起诉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审团开始传唤证人时，马上引起报纸和社会的关注。

在缺乏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是否接受检方的起诉将完全依靠现场勘查检查结果而定。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将所有的证据钜细靡遗地审阅一遍，觉得所有化验方法及结果都符合科学根据，并且完全可靠。

作证当天我穿上笔挺的西装，打上内人特地为我准备的领带，提着装满案情资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赶到了法庭。

庭警将我带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等候传唤房间很安静，我顺手桌上的一份地方报纸一看，头版上赫然有益则新闻，标题为《李博士将在乔安娜焚尸案为检方作证》，文章并不长，上面说，“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湾担任警官。后来赴美深造，随即于纽海文大学担任刑事科学。数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将担任检方证人向大陪审团提供该案的重要证据…这将是本州首宗科学破案的重大凶杀案。”

文章十分简短，但却将我带到从大陆到台湾的成长岁月。我手握着这张报纸，脑海浮现出童年成长的漫长岁月……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如皋县，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里相当富裕，颇受到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时个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一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亲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我们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们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时，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就过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姊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大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搭乘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导这一消息，称这艏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恶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华了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飞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父亲就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湾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的是一位从未外出工作过，年过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之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十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承担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储蓄又少得可怜。

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补贴家用。

与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逢补补继续穿。用电也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但是她一有机会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和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当时我们住在桃圆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国小，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母亲便用省下的钱特意替我买了双鞋，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份时间都是光着脚，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事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要读书，大姊李昌云，三姊李小枫，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姊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最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出国前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一同在贫困中长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刚开始是住在大姐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目前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警政这条道路。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打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一米八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材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篮球场上花费的时间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觉醒到篮球这条路走不通时，我的学业成绩以受到影响，学科成绩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参加升学考试时，表现还不错，海洋学院(即国立海洋大学的前身)，与淡江英专(淡江大学的前身)两所学院都录取了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去海洋学院报到。

刚进入海洋学院就读一个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学校招生，这所培养警官人才的学院首度公开对外招考。这个消息十分吸引我，因为学员除不需要缴交学费外，还可以获得生活津贴。尽管海洋学院环境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费及生活开销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又不能一辈子靠兄姐的帮忙，因此跃跃欲试。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时，他们都全力反对。我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来他们关心我的个人安全，二来以前旧社会的警察形像很差，贪污，欺压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向家人解释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显示政府锐意改革警政之决心，而自己也可以透过报考去参与警政厅改革。

尽管家人依然反对，但是我偷偷去申请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放榜后，我幸运上榜，成为该学院首批对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学员之一，该期共招收五十名学员，警校也成为我投身警政的开始。

警官学校生涯

入学第一天，教育长及教官就对新学员训话，询问新学员为何选择警校而成为警察队伍的一员。有的学员说，是因为以往被人欺侮，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有的学员说，是因为警察很威风，能保护社会大众；有的学员说可以替将来做官打下基础。当问到我时，我就照实说，我放弃了海洋学院而选择了警校，主要是因为警校免学费，又有津贴，加上毕业后工作有保障。语音刚落马上引来哄堂大笑，但教育长及教官都对外报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绩。

进入了警校，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完全舍弃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立志充份利用警校的学习环境，为自己成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础。校方的伙食对外这个在家里只能免强填饱肚子的年轻人来说的确很丰富，随着营养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官校的纪律和训练都非常严格，每天清晨六点钟就吹起床号，五分钟内就要漱洗完毕并整理好内务，然后马上出操，这种训练让我养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习惯。

除了没有放弃篮球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如柔道，摔跤比赛等，从这些课程中，我也学会了中国武术。我意识到做警察必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称职的警察，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类演讲比赛，并得到许多大奖。

我了解到这个学习环境得之不易，除学习校方安排的课程外，我对外语也十分有兴趣，在校期间从不放过学习英语的机会，一有空就背书温习。一年后，官校订体格及纪律训练有素，加上营养变好，使我比以往强壮，此外在应变能力上的训练，使年纪刚到二十岁的我显得相当成熟。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不再为我担心。

学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学员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员一起执勤巡逻。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派出所实习，这个派出所负责机场的治安，责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员正沿着机场旁的街道巡逻，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高速飞过，飞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顶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点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压电线杆，我便向这位经常巡逻这一带的同伴说道，这架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好像要碰到电线杆一样，他答道，这是常见的事，这里的飞机都是飞得这么低的。

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上空“轰”地一声，接着就是连续性的几声碰撞撕扯声，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压电线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应声倒下，我来不及躲避，在我前面的一根电线杆就朝我的方向压过来，“轰”地一声倒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电线杆仍不断闪出火花，接着我又听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巨响，听起来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样，地上都有震动的感觉。我往前一看，一架飞机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几间房子上，机身正毛出浓烟，房子全都给压扁了。

同行警员和我一样都为刚才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他马上用电话联络，“松山出事，松山出事，军用机翼坠落，军用机坠落”，我们边跑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当我们接近机身时，机身上的字显得清晰些，同伴大声叫嚷道，“糟糕，好像是总统专机！”

我们也顾不得倒下的电线杆及火花，拼命往机身跑去，指挥中心正发出指示，“快！快！赶紧将里面的人救出来，快！快救人！”

机身仍冒着浓烟，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头压着，我们用双手拼命往里面挖，拼命地将大块大块的石头搬开，汽油味塑胶烧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争取时间，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仅救不了机内与屋内的人，连我自己的性命都会送上。我用尽全力拼命搬，其他救援人员，消防人员均先后赶到，大家同心协力抢救受伤的居民及机员。

四处都是血迹，我一把抓住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用力咬着牙，我估计他正强忍着伤痛，二话不说就想把他抱起来，没想到他一把将我的手抢过去往嘴里一咬，锋利的牙齿紧紧地咬着我的手碗，我尖叫一声，赶来支援的警员赶紧跑过来帮忙，才将我的手从他的口中拔出来，鲜血淋漓，我来不及包扎。赶快和同伴们将这位痛不欲生的伤者抬离机身。

我用布将手上的伤口包扎一下后，马上赶回去帮忙维持事故现场。当时尽管没有记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众都赶过来，有的好意想帮忙，有的好奇来看热闹，尤其是当大家知道坠落的飞机可能是总统专机时，围观的民众越来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强调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要保持现场，我连忙加入维护现场的行列，隔离围观的人群，真没有想到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员除了要救人之外，还要维护秩序。

在情况稳定后，我才了解到，虽然这是总统军用专机，但当天总统并不在机上。咬我一口的伤者是一位少将的儿子，由于我们及时抢救，居民与机员全部生还。

这次实习的经历让我受益良多，我对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们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现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抢救他人的性命，同时还要保持现场，维持秩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此外还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会大众打抱不平。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自己渐渐爱上这个工作。一向教育与人为善的母亲观察我在警校的表现后，也逐渐改变当初反对我进入警界的立场。

在随后两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来临。我非常喜欢和正式警员一起执勤巡逻，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结识了许多终身好友。我们一同生活，一起学习，从而我和师长与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育长梅可望，师长李兴唐，程盘铭，徐远龄等等，他们除传授警政专业知识外，还以身作则，教育人生哲理，影响到我的一生。

许多学员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与家人团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学业或事业，母亲又在国外；周末或假日时，我就和许多没有成家的同学在一起，一起读书，一起出外郊游，现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王长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长孟宜荪，警政署署长丁原进，副署长黄丁璨，于玉堂等都是经常聚会的同期同学，在二十四期毕业的四十九人中，目前还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务，其中多位现在已成为警界的栋梁支柱，分别担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长的职位。此外一些离开警界的同学在其他领域也成就卓着，例如警大校长暨国大代表谢瑞智，澳洲侨务委员程宗熙，民进党的活跃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们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训练，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训——诚，更成为我的座右铭。

一九六O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分发到台北警察局服务。记得我负责的第一宗凶案是杀人碎尸案，被害者的尸体被剁成无数碎块，分别装在六个大瓦缸内，当我走近时已闻到一阵臭味，看到缸内发黑的尸块，目睹凶手留下来的现场，真可谓惨不忍堵，我开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得紧紧的，一股恶心的冲动升起，我强忍着呕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再回到现场继续侦查。

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眼前总是会浮现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块，好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不过，后来想一想，被害者家属的看到亲人被害，且死无全尸，他们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恸。一想到受害者家属的处境，我意识到自己身为探员，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责任，那种呕吐的感觉就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刑事侦查及鉴识生涯中，我处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万具尸体，正是这种社会正义感和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责任感，给了为了巨大的勇气，我要用科学的方法让被害者的尸体说话，来替自己伸冤，协助刑警找出凶手。一九九五年底我应联合国之邀，前往波士尼亚调查当地灭族屠杀的真相，埋葬无辜死者的现场到处都有地雷，不远处游击队出没无踪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军队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要让这种已经残害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屠杀继续下去，就是凭着这个想法，我一头钻入了这些臭味刺鼻，触目惊心的死人堆里，寻找替这些无辜者伸冤的证据。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虽然十分繁重，却也十分有意义。当时警政系统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许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从外国元首访台的护卫工作到刑事侦查都需要边做边学再编纳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当时越战刚刚开始，台湾成为美军过境及后勤补给的基地，警察局要处理的涉外案件越来越多。一些过境的美军经常在台湾闹事，曾因多位美军涉嫌强暴并杀害中国女子而爆发“刘自然案件”，民众包围美国领事馆，一时反美情绪高昂。

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酒醉后在街上调戏我国妇女，路人群起追打后来他被追进了警察局，我当时正好值班，见门外成群怒气冲冲的民众，我知道如果不让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内很可能会闹出人命。

我马上通知美国宪兵来领人谁知道这个见到我们警察仍破口大骂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场的警察，我上前劝阻他不但不领情，反过来骂我我不理会他的叫骂没想到他得寸进尺，当着我的脸骂道：“你们中国人都是蠢猪……”

他骂警察，骂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听到他骂起我们中国人及我的国家，我再也忍耐不住，双手握成拳头，气愤地指着他说：“住口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我拳头”他瞟了我一眼，用挑衅的语调说：“我就是要骂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样？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战，我在官校学的功夫马上就派上用场，几招就将这个高出我办截的美国大兵制伏。我告诉他：“你可以侮辱我个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国格，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虽然入了美国国籍，但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流着的血，总是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许多国际性会议及于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时，我都处处谨慎，替我们中国人的形像着想，每遇到有人歧视中国人或贬低中国人时，我都义不容辞地反驳，为中国人据理力争。

金门服役

没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门服官役。我被派往金门的田埔第一线，在二十九师的一个连内担任政工官。金门的气氛与台北的不一样，刚到金门，我便马上感受到前线备战斗紧张气氛。那时九三炮战刚过不久，隔日发炮，气氛相当紧张。每天天还未亮就和几百名军中弟兄一起挑石块建工事，晚上站岗放哨。夜间巡逻时，独自一个人孤单单地在沙滩上行走，夜风习习，天高月明，注视着对岸隐约可见的灰黑色山形轮廓，波涛拍打着脚下的岩石，有时还传来阵阵低沉的炮声，我感慨万千，在这个宁静却又紧张的环境中，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写文章，投稿刊出后，还收到一大笔稿费。当时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我就到街上买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极了。随后，我投稿上瘾了，从散文到评论文章，我都有兴趣，渐渐地，写作从业余爱好变成了副业，我用稿费买了双皮鞋，几套衣服，在金门前线时，我将自己体悟的人生哲理写成散文，继续投稿。

虽然我是连队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战友们打成一片。不过，也常碰到一些头痛琐碎的事情，例如，连队过节时杀猪加菜，一头猪只有四条腿，但是连队里有五个排，怎么分才公平？每个人都想要猪肝和猪腰，连长吩咐要将猪肝和猪腰留给干部，我转将这些猪肝猪腰分给没有分到猪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猪肉的风波。从这些细微的事情，我就意识到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属才会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一旦连队里出现一些状况时，处理起来就比较顺利，有一次，一个老班长想不开，手里挥舞着一颗手榴弹，口里嚷着自己有家归不得，年纪又大，后半辈子的生活没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与连队同归于尽。连队的长官就叫我去劝说。这位老哥平时对我的印象很好，对我很信服。我冷静地应付，耐心地分析当时的局势，鼓励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气。听了我的劝说，他终于放下手榴弹，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又有一次，连队的一个战友发现房间里的钱包被偷了，战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战友向长官说，李昌钰是警官，为何不让他来查案，弄个水落石出。长官认为不妨试一试，我马上将被害人的房间封锁起来，然后仔细地将存放钱包的地方周围的指纹取下。然后我请长官要求所有可能到过房间的士兵都按指纹留下纪录。经过仔细地比对，果然发现有一名士兵的指纹相符。嫌疑起初抵赖死不承认，但是当我拿出指纹来对照，他不得不供认是他偷的，而且还供出他将偷来的钱包藏在地雷区中。为了证实其说法，我们来到了地雷区，小心翼翼地越过地雷才找到了这个钱包。自此之后，弟兄们都知道指纹鉴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线从军生涯就这样在紧张的节奏中过去了。一年以来，我目睹了不少战友受伤或阵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些人为了利，整天做钱的奴隶，有些人为了名，整天奔个不停，有些人为了权势，绞尽脑汁，有些人有了钱，有了名，有了势，但是仍不肯松手，为什么人要这样自私？正是许多人自私自利，而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知足，都能适可而止的话，也许人生会变得更好些。

缘结此生

当完兵后，我回到原来的台北市警察局外侨组工作，负责处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续等事务，在这工作岗位上，我结实识了我未来的妻子宋妙娟。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条，容颜清丽的女学生前来办理签证延期手续，我一看她的申请表，发现她是在马来西亚出身长大的华侨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湾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位。与她交谈后，发现她竟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而且只身前来台湾求学，我对她的聪明才智及胆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谈一会，竟然发现她也十分喜爱打篮球，还是师大女蓝队的主力队员。

我曾一度渴望成为篮球队员，得知妙娟是一名篮球健将时，我和她的话题自然多起来，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前我都没有交过异性朋友，刚好高中同学吴东明也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有空常和我见面，我便常找他当电灯泡，请他出主意，帮我追求妙娟。

渐渐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触机会就多起来，我从未曾对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深厚的好感，也从未发现自己与一位异性朋友有那么多的共同兴趣。我们一起看球赛，看电影，一起吃饭，度过了许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几位警员临时漏夜出勤，一起去逮捕嫌犯。当我们撞门时，嫌犯正准备逃走，幸好我们及时将他团团围住，他在黑暗中挥着一把利刃，当他的背朝向我时，我猛地冲上去，将他的双手和身体紧紧抱住，其他几位警员趁机将他制伏。一位警员用手电筒在现场查看时，发现地上有许多血迹，他高声问道：“有谁受伤了？”

我看了看其他警员，发现他们全都安然无事，再看看自己时，我惊叫一声：“糟糕！我受伤了”我发现手掌的刀伤仍在流血，赶紧将伤口包扎起来。

我尽量不让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发现了我的伤口。她对我说：“我愿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不愿意与一具尸体在一起，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被人刺伤或受伤了，好吗？”她深知我对警察工作的喜爱，但从她的关怀，让我心里很温暖。如果要我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妙娟。

从金门回台北后，我并没有放弃写作投稿的副业。在工作之余，我常常阅读海外的报纸杂志，接触到不少新知。当时的薪资仍很低，家里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将这些英文文章摘录翻译出来，然后向警光杂志投稿，没想到稿件经常获选，每千字典稿费有十五元，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丰厚的。结果我越写越上瘾，除科技新知识外，我还写评论性文章。不过，由于经常接触到外国的各种新知，我发现自己的知识仍远远不足，从而产生了到美国留学深造的念头。母亲立刻举双手赞成，并马上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三姐，请她帮我办理申请手续。要到美国留学，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逐渐爱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决定出国留学的同时，我与妙绢也论及婚嫁。当妙娟将我们的结婚计划跟父母商量时，她父亲极力反对，因为他对警察根本没有好感，觉得当时警察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仗势欺人之辈，万万嫁不得。我妈妈也反对我们结婚，她责怪我当初曾答应过她，要拿到博士学位后才结婚，怎么现在这么年轻就谈恋爱结婚？

她爸爸发现女儿意志坚决，便亲自赶到台北。当我与她父亲见面时，我坦诚地表达了我对妙娟的感情以及计划，我们一问一答地慢慢谈起来，了他对我的表现似乎满意。

在停留台北的两个星期内，他对中国现代警察有了认识，便同意让我们结婚，唯一条件是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再举行一次婚礼。

我妈妈当时在美国，但是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写信给她，解释说我们结婚并不等于放弃我的承诺，我一定会完成博士学位。不久，我妈妈也答应了这门婚事。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办理了结婚手续，虽然双方家长都不在台北，但是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协助我们筹办了一场简单但温馨的婚礼。

婚后，我们租了一个小房子，由于要办案，我经常起早模黑，有时台风来时，都要加班出勤。此外，当时有许多外国元首到台湾访问，特勤任务也特别繁多，妙娟当时仍在大学念书，功课很紧，两个人都很忙碌，但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却过得很愉快，许多单身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家聚会吃饭，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这个家天天都充满着笑声。

当时警界高层警官都有军方转调，警校背景的学员虽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升迁困难，前途十分有限。虽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顿，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再次规划。刚好妙娟大学毕业，我觉得应趁机攻读博士学位，展开人生新页。

就这样，在妙娟毕业后，我辞去了警官工作，告别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湾，前往马来西亚砂唠越。妙娟的父亲宋光荣是当地侨领，颇受侨社尊敬，我们首先在砂唠越举办一场婚礼，这次婚礼办得热闹非凡。因为我在台湾也办理过结婚手续，现在又在马来西亚的婚礼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毕竟我两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我们本来计划在马来西亚举行婚礼后就动身前往美国留学。不过，有关留学的手续仍未办妥，我们便决定先留在砂唠越等候，闲在家里不是办法，我便出外工作。马来西亚的大部份华人都说广东话或客家话不过，大家所看的报纸都是华文报。

我便向当地一家叫华联日报的报社申请工作，结果被聘任为记者，在恶补广东话后就到社区采访，报导侨社相关的新闻，同时我还写一些短评等，不到三个月，升为助理编辑，五个月后，我被任命为总编辑。真没想到过去我只是业余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养出的写作技能，竟让我成为专业的编辑……

“李博士，李博士，轮到你出庭作证了。”法警推门而入，将我从回忆中带回现实来。

我放下手上的报纸，端正一下领带，拿着大堆的资料走进了法庭。法庭内有十二位大陪审团团员坐在椅子上看着我。首席陪审员叫我具起右手，宣誓要如实作证。

完成这些手续后，他开门见山地向我说：“李博士，我们听取了前面几位刑警的调查，但是听起来很可能是巧合，难以断定罗纳是杀害乔安娜的凶手，我们想看一看你究竟有什么证据能确定罗纳的杀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隐约可以看到一些血迹。坐在一旁的检察官查理士开始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们凶器上血痕的化验结果？”

“凶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随后你从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么？”

“与现场所收集证据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种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为B型血型。”

“PGM酵素为2-1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五八。九%。”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准备好的图表，指着图表上的数据，继续问道：“这么说来，同时拥有B型血，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回答说：“是的。”

接着查理士凶器刀柄取得的指纹照片，与罗纳的指纹照片并列。他问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审员解释一下这两个指纹的对比结果？”

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指纹对比一样，用简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解释两者间的相同之处，并清楚地表示：“这两个指纹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查理士问道：“指纹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几乎是零，目前仍未发现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原来无精打采的大陪审员开始仔细端详这些照片，好像小学生看着老师做实验一样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解说和示范。

查理士发现陪审员对检方的证词越来越感兴趣，赶紧趁热打铁地展示一张放大的照片，问道：“李博士，这是何物？”

我答道：“这是在乔安娜尸体旁发现的火柴棒。”

他接着展示另一张放大照片：“这又是什么？”

“这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火柴盒。”

他将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问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关系？”

我将现场收集到的火柴照片叠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释说：“从这根火柴棒末端的纸张纤维，纹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与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断头原来是连在一起的，进一步的化验还显示出它们的纸质及酸度都是一样，也就是说现场的火柴棒是从这个纸板火柴盒上撕下来的。”

查理士看到陪审员关注的神情，更加兴奋，又接着向陪审员展示装在透明塑胶袋里的鞋带，问道：“李博士，袋里装着的是何物？”

“这是绑着乔安娜手脚的鞋带。”

“鞋带上红色的东西是什么？”查理士问道。

“红色的东西是一种红色的油漆。”

接着他又拿出另一个透明的塑胶袋，问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警察在罗纳家找到的另一条鞋带。”

“上面红色的东西又是什么？”

我答道：“也是红色的油漆。”

“它们的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

查理士停顿片刻，接着问道：“从这些证据对比来看，罗纳一定是杀害乔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语气答道：“科学化验的结果，所有物证都与罗纳有关。”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结束了检方的直接盘问，在座的陪审员也友善地向我点头示意告别。

我心里想，他们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释的这些科学证据。

刚刚走出法庭外，成群记者就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询问我的证词。我向这群在门外苦苦等候多时记者微笑地回答说：“很抱歉，我不想为难你们，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过，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审团的作证内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这群记者发现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渐渐散开，我正准备离开法院大楼时，一位女记者仍跟着我，她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康州《名人杂志》的记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半天，我脸带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内容。”

她倒爽快地说：“我不是问有关乔安娜这一案件的，我想写一篇有关你个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并不是什么名人，没什么好写的。”

“不，”她快语地打断我的说话，“您从台湾到美国，从学生变成教授，再从教授变成现在州政府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奋斗经历足以写成一本书。”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后我发现难以拒绝她的采访，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绍我在美国的经历。